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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第一颗原子弹是在1949年8月29日成功爆炸的。换句话说，苏联突然对以色列问题进行政策调整的时间段，正与苏联积极准备原子弹试爆的时间段重合。
核武器对苏联无疑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美国于1945年拥有了世界第一颗原子弹，而苏联却不得不生活在美国核武器的阴影之中。这种挥之不去的压抑感令克里姆林宫寝食难安。只有拥有原子弹才能奠定苏联的超级大国地位。为此要害情报来交换以色列的建国，这样的推断应该是合乎情理的。剖析两事件发生的时间段，明显有着内在联系的一致性。
美国专业刊物《原子科学家新闻简报》中曾报道，克格勃档案馆的档案表明，苏联机构收到的第一份原子弹情报是在1941年10月抵达克里姆林宫的，这是英国核物理学家呼吁丘吉尔制造核武器的一份备忘录的拷贝。它引起了苏联高层的一片惊慌，斯大林则认为这是假情报。而维克多“恰好”在1941年10月加入英国原子弹项目“合金管”的核心委员会，负责监控原子弹研发的所有步骤。
《原子科学家新闻简报》中还报道：“1943年初，他（斯大林）任命物理学家、爱国青年库尔恰托夫为苏维埃原子弹项目负责人。与美国人的白手起家不同的是库尔恰托夫手上已掌握了贝利亚的间谍们弄来的西方核研究的精髓。信使们将这些秘密资料运往莫斯科，然后转往距莫斯科400公里的萨鲁核武器制造场。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苏联科学家开始仿制原子弹部件。”而维克多又是“恰好”在1943年初，以“安全检查”为名访问了伦敦帝国学院汤姆森教授的实验室。汤姆森教授向维克多详细解释了如何用钚制造原子弹的每一个细节。
维克多不仅对英国原子弹的研发有着最全面和深入的了解，同时对美国原子弹的情况也极为熟悉。维克多与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莱威斯·斯兆斯（LewisStrauss）是密友。斯兆斯也是库恩雷波公司的高级合伙人，与国际银行家族关系非常紧密。
基于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国际金融界举足轻重的地位和维克多在英国情报部门所掌握的大量原子弹以及生化武器方面的核心机密，加之他在英国政治圈子里的强大影响力和人脉关系，维克多的“情报资产”价值在苏联方面重重加码。
此时维克多开口要价，让苏联政府放松限制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的控制，并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
在战争结束以后，维克多越来越公开和强烈地呼吁犹太人重返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国。当时他在英国议院发表了一系列这方面的演讲，呼吁公众关注此问题，这点引起了英国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关注。
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以色列建国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利益冲突，所有阿拉伯国家都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犹太国家的建立。从阿拉伯国家的视角看，这些土地世代是阿拉伯人的根基，不可能允许犹太移民重新建立一个以色列国。
在错综而微妙的国际政治博弈中，维克多长袖善舞，施展着高超的政治技巧。他通过家族集团在媒体中的特殊影响力，利用媒体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中立温和的犹太理性主义者，他被描述成在整个犹太世界中最亲阿拉伯的政治人物。
1946年7月31日，在一场针对巴勒斯坦地位问题的论战中，维克多走上了前台。
这场争论由巴勒斯坦地区爆发的一系列恐怖主义行为引发，突出事件是由犹太恐怖主义分子发动的国王戴维宾馆大爆炸，此次爆炸事件致使多名英国士兵丧生。
在演讲中，维克多首度明确回应美国把巴勒斯坦分区的建议。他首先否认自己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或者和犹太复国组织有任何联系，然后就开始声情并茂地回顾几百年来，犹太人在欧洲所受的种种迫害和欺压。维克多动情地指出，犹太人经过了两千多年的流浪，终于能够回归属于他们自己的土地和曾经生活过的家园。他怒斥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强调犹太人在“二战”中所遭受的极端恐怖的对待，使犹太人现在变得必须且刻不容缓地要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避难所，从而防止未来任何迫害的发生。他这番讲话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战争并没有结束，他们对以色列建国的决心是绝不会动摇的。
而此时摆在苏联面前的牌局则越来越明晰，如果苏联想继续得到维克多和其他犹太科学家在原子弹研制上的合作，就必须要在外交上作出妥协，支持以色列建国的理念。
苏联对以色列建国的支持从1947年开始到1967年为止，仅仅持续了20年，其后苏联对以色列的态度，再次回归到几百年来的传统轨道上。
而“剑桥五杰”也正是在同样的时间段纷纷暴露，维克多本人则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停止了同克格勃的合作。
维克多·罗斯柴尔德爵士面对质疑他与克格勃关系的大量“传闻”，特意于1986年12月在英国的报纸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我不是，也从来不曾是苏联的间谍。”
第一章 货币战争模型的重要计者 “目标巴顿”
2008年11月，美国出版了一本内容极具爆炸性的书《目标巴顿》（《TargetPatton》）。书中论述美国“二战”著名将领巴顿将军实际上并非死于车祸，而是被谋杀。
在美国军界和史学界很早就有类似的说法，归纳起来有几种谋杀动机的推测：一种说法是德国纳粹干的。可是战争已经结束，德国纳粹基本上土崩瓦解，谋杀美国将军对影响战争进程已毫无意义，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
另一种说法是苏联方面所为。因为巴顿对苏联的态度一贯敌视，他在“二战”结束的时候，甚至嚣张地要求美国释放德国纳粹党卫军，他将带领他的部下和纳粹党卫军一起向苏联军队发动进攻，因此苏联倒是有谋杀巴顿的动机。
还有一种说法是巴顿功高盖主。“二战”后期在解放欧洲的进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引起了美国军方高层，特别是艾森豪威尔和布莱德雷的嫉妒。此说法提出的论据是当时艾森豪威尔和布莱德雷对巴顿的诸多军事行动都采取了拖延和抵触的措施，将重要物资装备和汽油分给蒙哥马利，却不给巴顿。由此推测巴顿的上司出于嫉贤妒能或者为了阻止巴顿把他们的无能和渎职捅出来，最后痛下杀手。
《目标巴顿》一书却提出了另一个令人震惊的说法，美国战略情报局OSS（CIA的前身）才是策划谋杀巴顿的真正幕后主谋，而主导整个事件的就是OSS的创始人比尔·多诺凡（BillDonovan），国际情报界称他为“疯狂的比尔”。
书中提到了刺杀巴顿的一名知情人名叫巴扎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巴扎塔给盟军当过间谍，是一名神枪手，他自称是当事人之一。1945年4月，欧洲战事快要结束的某一天，多诺凡约巴扎塔见面，说有一个任务“事关某种复杂的美国利益”，“需要你敢作敢为的爱国品质”。这个任务就是谋杀巴顿。多诺凡指示巴扎塔，行动时须自己找帮手，没有哪个机构会认账，更没有官方的支持。巴扎塔心里盘算，如果不接受这项任务，他确信自己会被干掉。1945年秋季，他跟多诺凡签了谋杀巴顿的合同，报酬是1万美元。多诺凡声称：“我是从上头接受命令的，很多人都希望办成这件事。”
1945年12月9日上午，巴顿和随员乘坐他的凯迪拉克专车行进在一条两车道的公路上。那是一个星期天，路上车辆不多，道路笔直，视野可达半英里远。车祸发生时巴顿正在眺望窗外的景色。此时，对面车道上开来一辆军用卡车，在离巴顿的车不到6米时突然以接近90度的急转弯直撞过来，卡车车身一下横到卡迪拉克前面。司机只来得及踩了一下刹车，同时试图把车向左打，但已来不及了，卡迪拉克一头撞上了卡车。巴顿被从后座甩到前座，从鼻梁到头顶的一道裂口血流如注。巴顿说他脖子很痛，接着又说：“我喘不过气来。帮我活动活动手指头。”当天中午12点30分，急救车载着重伤的巴顿，向距离最近的位于海德堡的第130驻地医院疾驰而去。
巴顿好几天生命垂危，医护人员日夜抢救。这么重的伤，他居然恢复得挺快。医生说出现了奇迹，家人和部属脸上的愁云也慢慢散开。到车祸之后第10天，12月18日，巴顿的伤情进一步稳定，他准备回美国过圣诞节了。12月19日，就在巴顿动身的前一天，他的病情忽然恶化，出现了血栓。极短时间内他的病情急转直下。12月21日下午，巴顿去世。尸体没有解剖。
书中透露，谋杀计划并不打算让巴顿死于车祸，而是使用药物。在医院里用“可以引起血栓、心脏衰竭之类的氰化物提炼药剂”结果巴顿的性命。药剂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制造的，只用一点点，就可以在“18到48小时之内”夺命。
在巴顿车祸事件中，所有跟巴顿车祸有关的记录，如官方的事故报告，目击人的证词等记录都失踪了。巴顿的凯迪拉克车，事后没有做任何事故记录和检验，就被草草拖走，从此没了下落。如果假设是苏联方面下手在医院里毒死了巴顿，但要系统销毁只有美国军方掌管的所有相关档案资料，恐非易事。
曾经有人向巴顿透露风声说，“自己人”要出手伤害他。巴顿当时回答说：“来吧，他们跑得快，才能追得上我。”巴顿可能隐约预感有人准备谋害他，因为他曾在一个月内经历了三次离奇的车祸。
如果主谋是CIA的创始人比尔·多诺凡，也着实令人费解。作为美国战略情报体系的创始人，他曾经被美国总统杜鲁门高度评价为“一个对美国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况且多诺凡和巴顿并无私人过节。他为什么要谋杀巴顿呢？在这本书里并没有给出真正的答案。
如果多诺凡与巴顿并没有私仇，那么多诺凡声称，“我是从上头接受命令的，很多人都希望办成这事”，这个“上头”究竟是谁呢？是他的名义领导美国总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