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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党-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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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国统当局的心腹大患。

年轻男子大声叫屈,连叫阿姐别听乱讲,他不是“土共”,只是个做小生意的。当年告别老母和姐妹,横下一条心离乡谋生,一跑跑到南洋,几年过去,止不住想念家中亲人,于是穿件长褂,买顶礼帽戴回家。哪想刚上码头,到了渔港,没到家门口,几个便衣老总就扑上身来。

便衣头头不吭一声,让他俩说。他悄悄使眼色,手下便衣相继挪动位置,堵住大姐和小陈的退路。

“想干什么?”大姐发现了。

头头不动声色,称今天厦门学生大游行,共党分子借机大肆活动,这个阿康秘密潜入厦门,行踪早被掌握。今天该嫌犯窜到此地与人接头,发现不对试图逃离,受到缉捕。到底是不是“土共”,到厦门搞什么,跟谁接头,或者如他自己所称只是个做生意的南洋客,带回去自有办法问清楚。

“你们尽管去问。”大姐说,“今天先给我留着。”

她告诉便衣,她这个弟弟家中排行老三,大名钱世康,小名阿康,一向都是良民,人长得高,书读得好,可惜生逢乱世,从小遭罪。前些年日本军队占领厦门,他受不了鬼子欺压,离家出外谋生,一走无影无踪,无音无信,让母亲和家人满世界找,万分焦急,说来很是不孝。如果他居然当了“土共”,变成党国罪犯,那就是大逆不道,让便衣长官追着抓也算活该。今天下午却不好这么抓走,人得先留给她,有自家私事要办。她准备亲自过一过堂,看看老三是不是真的长了本事。警备司令部是干什么的?她见过不少共产党,土的不土的,真的假的都有,她知道共产党什么样。

“明天你们可以到司令部找我要人。”她说。

便衣头头不吃这一套,坚决要抓,而且不只抓一个。他声称所捕阿康为重要嫌犯,无论是谁,都不得以任何理由阻挠行动。阿康到此接头,任何相关者均负有嫌疑,因此还要委屈钱参谋等两位跟弟兄们走一趟。

大姐冷笑:“我们也抓?”

“一起去搞清楚。”

大姐转头吩咐小陈握紧手枪,这里无论哪一个胆敢妄动,尽管开火,格杀勿论。今天大中学生游行,全城军警高度戒备。她是警备司令部上尉军官,身负机要使命,携有机密物品,不容侵犯。

大姐携有什么机密物品呢?半小时前坐上吉普车,她告诉小陈挎包里有几块生仁糕,要带给母亲吃。生仁糕是本地土产,以花生仁为主要原料,研磨得细如面粉,添加食糖等配料,做成小块状,含到嘴里即化,既绵且甜,非常适合缺牙少齿的老人享用,这种食物显然不够机密。但是包里真的只有食品吗?从司令部往渔港的路上,因为遇到学生游行以及巷口枪声,大姐两度紧急下车查看应对,挎包一直背在肩上,片刻不离。如果物品无关紧要,为什么不能随手置于车上?挎包相当显眼,不可能不受注意,一旦她被带走,毫无疑问会被搜查,如果包里装有麻烦物品,事就大了。

忽然有两个人从巷子里奔跑而出,一老一小两个女子。老的一头花白,个子矮小,身材瘦弱,背有些驼,却快步如风,人隔得老远,声音已经先到了。

“该死的!在哪里?在哪里?”她在咒骂。

大姐急了,大声回应:“阿姆,不要过来!”

母亲哪里肯听,跑到巷口,一看被上了手铐、让便衣压在墙边的年轻男子,她扑过去一把揪住:“死崽!真是你啊!”

老三咧嘴笑:“阿姆,我回来了。”

便衣七手八脚把母子俩拽开。母亲跺着脚,骂恶狗扰人。便衣们几支手枪一起逼住,命令她走开。便衣头头大声喝,声称他们在这里抓捕“土共”,阻拦公务者以通匪论处,帮助嫌犯抗拒者就地正法。

母亲一听老三成了“土共”,顿时火冒三丈。

“天杀的你们才是‘土共’。”她骂便衣,“头顶‘土共’到脚底。”

大姐不让母亲再闹,大喊:“澳妹过来。”

随母亲赶来的年轻女孩应声而动,当大姐的帮手,把母亲架到一旁,与便衣脱离。母亲挣着身子不想走开,大姐指着便衣手中的老三问:“阿姆要不要他?”

“要!”

大姐让母亲先回去,在这里争只怕反而坏了阿康。事情交给她办,她保证把人毫发无损领回家。趁乱中,大姐悄悄把自己的挎包挂在澳妹的肩膀上。

母亲拒绝离开,要守在这里,不让挨枪子的家伙们抓人。便衣头头不动声色,称老人想走也是不可以的,今天凡与嫌犯有关的都有嫌疑,老的小的无一例外。既然敢来露面,那就一起扣押,统统带走。

便衣头头很硬,声称不放过任何一个,却不急于行动,避免立刻发生冲突。大姐断定对方是在拖延时间等待后援,估计事先已有安排,援兵正在迅速赶来。这时有什么办法?奋力一拼?对方有五个人,自己一方刚好也是五个,问题是人家五条大汉全副武装,自己一方三女二男,一门老小手无寸铁,老三钱世康被手铐铐住,仅司机小陈有一支短枪,寡不敌众,相搏有如自杀。

老三说:“阿姐你发话。”

他朝便衣头头使了下眼色。

这是什么意思?所谓擒贼擒王,一旦需要,大姐一声号令,老三先发制人,用身体和手铐攻击便衣头头。如果小陈及时举枪配合,或许可以反制对方,争取一点主动,但是风险很大,胜算很低。

大姐再次努力,指着小陈的吉普车提出一个办法:请几位先生跟她一起到警备司令部走一趟,可以带上老三,大家到那里去说,不必在此地僵持,让众人围观。母亲和澳妹与此事无关,先回家去。

“不行!”便衣头头喝止,“谁也不许走!”

大姐恼火,问便衣头头是不是一意孤行要火并一场?不怕军法处置和行刑队的排枪吗?对方冷笑,称不必多嘴,今天“土共”在这里接头,来一个抓一个,无论老三老四。别说一个钱参谋,即使警备司令长官亲自前来接头,也是先抓再说。大姐大喝:“小陈准备。”

老三悄悄躬下身。

枪声忽然响彻海湾。散在空地边、巷子内、港湾处,四下里远远围观的人们如雀群惊起,顿时四散,眨眼间跑得精光。

两辆兵车冲进巷子口,一辆军用吉普紧跟着一辆运兵卡车,卡车上站着几排荷枪实弹的士兵,驾驶棚上架着机枪。有人从卡车上开枪示警,枪口对着天空,让枪声弹压巷子口的骚乱。军车停在空地上,十几个大兵从车上跳了下来。

大姐手心冰凉。对方援兵到了,无力回天。

吉普车上下来一个上校军官,个头不高,威风凛凛走到巷子口,后边跟着两个随从。

他忽然把大盖帽一摘,对着母亲喊:“阿姆!”

母亲大骇。

居然是母亲的大儿子,钱家老大钱勇。一见是自家大哥,老三大笑,举起手铐高喊:“大哥救命!”大姐则在一旁大声抱怨:“吓死人了!怎么不早点到!”

“这是干什么?演的哪一出?”钱勇追问。

形势骤然逆转,场上便衣面面相觑,脸色俱变。便衣头头试图稳住阵脚,抓起枪大声威胁,称这几人涉嫌乱党活动,需缉捕归案,任何人不得阻扰,否则涉嫌同谋。

钱勇回头,对身后两个军官下令:“你们处置。”

他伸手扶母亲,示意大家跟他走。便衣头头大叫:“不能走!”

钱勇指着便衣头头发话,说本部官兵“剿共”来到厦门,弟兄们军务在身,任何人不得妨碍,扰乱滋事者统统拿下。

大兵们把便衣头头及其手下团团围住,不由分说,强行缴械。

便衣头头大叫:“钱上校!我有话说!”

大哥不听,带着家人迅速离开巷口。

他们穿过巷子,走进巷中一幢木屋。两个头戴钢盔、背着美式卡宾枪的卫兵即于大门两侧布岗,勤务兵提着一个竹编礼盒跟进家门,礼盒沿粘着一圈红纸。一家人忽然历险,意外获得转机,看似偶然,实有缘故,其中缘由正与这个礼盒相关。所谓“今天日子不对”,其实不是不对,是非常对,事情如果不是出在今天,实不知结果如何。

大哥钱勇带着一团兵于昨日抵达厦门。大哥所部原驻防上海,日前全师奉命移防闽南,大哥是副师长兼团长,率本团打前站乘轮船先到厦门,临时驻扎于市郊乡下。他记起今天是旧历四月二十,特地赶回家来。听说学生游行,军警如临大敌,他有意带了些大兵,开着军车回家,摆开架势制造动静,不为衣锦还乡,是想驱鬼——一队大兵无疑具有相当威慑力,足以让人有所顾忌。没想到未进家门,大兵就派上了用场。

小巷中这座木屋有两层,却很局促,楼下是厅堂、厨房和偏房,楼上有几间卧室,狭窄陡峻的木阶梯紧挨墙边,从楼下斜架到二楼梯口,楼下后部厨房有一个后门通向后院,后院里有一口井。木屋里弥漫着一股香火味,从前厅靠墙的供桌上飘出来,那儿有一只香炉,香炉上插着成束燃尽的香。

家门一关,大哥厉声发问:“你们都干些啥了?”

母亲也开口:“谁是‘土共’?”

大姐替大家回答,说全家都是好人,没有“土共”。母亲问为什么便衣抓着不放?大姐说时局混乱,军警、特务都在抓人,不免经常搞错,他们警备司令部也常搞错。

“早跟你们说过,千万不要去沾这种事!”母亲着急。

澳妹傻呵呵掺和:“‘土共’怎么了?青面獠牙,共产共妻?”

母亲大声:“知道就好!”

澳妹问:“大哥,真的共妻吗?”

大哥生气:“胡说什么!”

大姐也训斥澳妹:“好好读你的书,别跟大人嚼舌头。”

老三阿康在一旁打趣:“今天全家团聚,随大哥一起‘剿共’去。”

大哥瞪眼睛:“老三这话有‘土共’味。”

阿康坚决否认,他不是“土共”,便衣搞错了,大哥不要怀疑。

大姐制止:“别吵,不早了。”

今天这个日子比较特别,除了学生游行,还有钱家做节。学生游行不是每年都有,钱家做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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