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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党-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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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张方桌,四张把椅。

王掌柜请大姐坐在桌旁,这是个中年男子。

“请问从哪里来?”

大姐说:“从龙岩来。”

“到哪里去?”

“到乌山去。”

“去乌山干什么?”

“买水晶。”

掌柜的不说话了,给大姐倒了杯茶。

“你是谁?”他忽然问,“我不知道你。”

大姐说:“你知道的那个人来不了。我代替他。”

掌柜的当即警觉:“出事了?”

“现在还好。”

掌柜的看看大姐背的挎包:“东西带来了?”

大姐点点头。

“不会吧。”掌柜面露惊讶,“是这个?”

大姐不动声色:“不是。”

她告诉王掌柜东西眼下不在她身上,她先来看看,接着再送过来。王掌柜提出如果不方便,他可以派人去取。大姐没同意,说还是她自己送吧。

“东西很要紧。”掌柜说,“多加小心。”

大姐离开油铺。出门时她注意了一下周边,油铺所在小街窄小弯曲,地板是石条铺砌,两边房屋都显老旧,油铺斜对面有一个爆米花匠坐在街边石条上摇爆机,几个小孩围着看热闹。另一侧有一个补锅匠在补铁锅,身边也围着一堆小孩。街面上的情况基本正常,没有显出异样。

大姐回到旅馆,主任和小陈已经吃过饭了。

“事办好了?”主任问。

大姐回答:“看来没问题。”

“赶紧吃。”主任吩咐,“下午行动。”

当天下午,主任和大姐坐着吉普在漳州城区跑,前往各相关货栈看货洽商,整整跑了一个下午。当晚一个供货商请主任吃饭,宴设当地一家着名牛肉馆。饭后安排听戏,去的是风月场所。大姐向主任告假,称要到大舅家看看。主任摆一摆手:“去吧。”

大姐在街上买了一包酱鸭肉带去大舅家,那只分量不轻、形迹可疑、据称藏有砖头准备帮助大舅修猪圈的大皮箱却丢在旅馆里。

大舅不在家。舅妈说大舅去了溪尾,溪尾村在城外距家十里路的地方。大舅家有一个大院子,房间不少,却很破败。大舅家祖上曾是大户,拥有良田百亩和大片鱼塘。到了大舅的上一辈开始破败,祖业基本扫光,家道中落。到了大舅这一辈则以小生意为生,经营一间杂货铺,还推个车在周边乡间行商卖货。大舅有个弟弟,在上海当轮船公司雇员,多年不归。大舅生有两个女儿,大的一个嫁到溪尾乡下,女婿是当地大户人家,二女儿招了上门女婿,在家帮父母打点杂货铺生意。大姐上门这天,大舅到溪尾一带卖货,晚间住女婿那里,临走前曾告诉舅妈可能会多住几天。

大姐点头:“那就算了。”

嘴说算了,实际不是。当晚回旅店休息,第二天她早早动身出门,让司机小陈开车送她到溪尾村,两人没有惊动主任。主任昨晚应酬,吃饭玩耍,彻夜劳累,直到凌晨才回到旅店。按照通常情况,他要睡到中午吃饭,有事下午才办,因此今天上午没有安排事务,可供大姐利用。大姐在漳州读师范时住在大舅家,对这一带很熟悉。大舅的大女儿嫁人后,大姐去过表姐婆家,知道在哪个角落。他们顺牛车路,走河堤,七拐八弯到了溪尾村。这个村在漳州西南方向,靠近圆山之处。当地人管圆山叫“黄山”,有民谚称“黄山十八面”,说的是这座山从不同角度看形状不一。从市区看它凸起于平地,呈等腰三角形状坐落于西方,周边小山小岭衬托,鹤立鸡群,雄浑阔大。到了溪尾村这里,圆山近在村南,形状变成尖峭,不像市区远观那么壮阔,却显出险峻,有一条溪流从村子与山岭间流过。

小陈把吉普车停在村后山边一座小庙旁。牛车道只开到这里,往下是村中小巷,开不了车。乡野地方,车不能丢着不管,大姐让小陈守在车上,自己独自进村。“去一小会儿,不会久。”她告诉小陈。

“钱参谋不必急。”小陈说。

大姐四处张望,而后进村。

她在表姐家见到大舅。大舅很吃惊:“阿凤跑这里做什么?”

大姐开门见山:“找大舅有事。”

大姐的事情让大舅感觉更突然:她打听母亲的丈夫,我们父亲的名字。除了钱以未之外,父亲是否还用过其他名字?

“怎么忽然问起这个?”大舅不解。

大姐解释,吴春河眼下在台湾谋生,她交代他在台湾找一找父亲的下落。吴春河四处打听,查无结果。旧历四月二十那天家中做节,有个陌生人上门,突然提起父亲,隐隐约约,似乎知道些情况。陌生人提到隐姓埋名、改名换姓,让她心有所动。她这人性子急,拖不得事,所以借出差之机跑来问大舅。

“为什么不向那个人问明白?”大舅问。

没法问。陌生人来者不善。

“你父亲的事你妈最清楚。”

“大舅知道,不能跟她提。”

大舅对父亲了解也不多。父亲跟大舅一家人本无关系,只因从台湾流落大陆,租住外公家房子,才进了大舅家门。如果不是大舅家境败落,不得不出租房子,也不会有后来那些事。当时没人想到母亲会跟这个房客好上,不顾家人反对,跟着一起跑了。

“那些事我知道,都过去了。”大姐说。

大舅记得当年父亲有时像个阔少爷,有时像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父亲有一张照片,是在台湾一所教会学院读大学时照的,照片上他穿制服,戴一顶帽子,打扮得像日本人。其实他是个反日分子,日本人要抓他,他在台湾待不下去了,才跑到大陆这边。当年在漳州的台湾仔很多,多是因为反对日本统治给赶出来的。台湾仔在大陆这边反日,跟本地人一起搞,搞来搞去又跟共产党活动搞在一起。可能因为担心连累家人,很多跑过来的台湾仔都用了化名。父亲在漳州叫钱以未,当时常写成“乙未”,台湾仔常叫他“亚清”,可能他在台湾叫那个。当年还有一个台湾仔叫“阿文”,真名是什么不知道,跟父亲关系最好,那个人也会刻字,常跟父亲一起在家里磨石头。后来跟父亲一起中枪,给打死了。

“中枪那件事当时闹得很大吗?”大姐问。

非常轰动,据说是日本浪人跟地方当局勾结干的。五个人在一个房间里开会,其中三个台湾仔。一伙人突然闯进门开枪打,全部打倒在地,三人当场身亡,两人重伤。重伤的两人中,有一个伤到右胸,抬到教会医院时还能说话,比父亲情况好很多。父亲脑门上中了一枪,脑浆都出来了,人已经濒临死亡,只剩一口气。医生让母亲准备棺材,断定父亲活不过当晚。结果伤轻的人死了,父亲却醒了过来。“他命大。”大舅说,“就像猫。”

本地俗话称猫有九命,大舅说父亲也有九命。大姐觉得不全是命,有时候一个人活下来而另一个人死了,只因为求生意愿有别。一个人拼命想活下去,应当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活下去的理由。

看过大舅,问过事情,大姐匆匆起身告辞。表姐夫在村里是个富户,宅子相当大,门口有一口池塘,塘边种着龙眼树。那天有风,龙眼树上的树叶让风刮得哗哗响,还有狗在门外汪汪叫,让大姐坐卧不宁。

出门前大姐问:“大舅知道四月二十有什么来历吗?”

大舅茫然,他不知道这一天有什么特别。

从大舅家出来后,大姐快步穿过村巷往村后小庙走。村子里很安静,农人们还在田间劳作,一些人家的屋顶烟囱升起炊烟,有小孩在巷子里窜来窜去,偶尔停下来,好奇地打量陌生人。大姐走过一个拐弯口,一旁突然闪出一个农人打扮的青年男子,扛一把锄头,大步流星,挡在前头堵住道路。大姐心觉有异,急忙收住脚步,左右观察,后边又闪出一个人,居然端着一支步枪。

“别吭声。”端枪的这位低声下令,“往前走。”

“你是谁?”大姐站住不动。

“别问。跟上。”

男子手中是一支旧式汉阳造,走在前头的男子持农具,只能在近距离内发挥作用。大姐身上没有武器,以一个弱女子之力,很难与两个强壮男子相搏,无法硬拼。

她没出声,在枪口的逼迫下跟着前边那人快步走,几分钟后他们走到村后小庙旁。吉普车还停在原地,有两个小男孩爬在车头玩,司机小陈却不见了。大姐被押进庙里,庙门关上,大姐这才看到小陈坐在天井边,已经给捆绑起来。

这里另有两个人,一个矮个儿年轻人持步枪,另一个个子高,年纪大点,拿着一把驳壳枪。大姐瞄了一眼,应当是小陈那支手枪,被他们缴了。大姐到溪尾村找大舅,穿的是便服,小陈却是一身军装,敢把国军军人抓住缴械,会是什么人呢?

大姐没待对方发问,突然主动出击,向高个子发问:“这里你负责?”

高个子不动声色:“你们什么人?”

“自己人。”大姐说,“同志。”

那几个人面面相觑,非常意外。

“我们有任务。”大姐说。

大姐知道溪尾村靠近闽南游击区,有共产党游击队在这一带活动。今天她让小陈开车送她过来,说是走亲戚,其实还想跟游击队接上头。她告诉他们有重要事情需要跟游击队的上级领导联系,比较紧急,请这位负责同志赶紧帮助联络。“什么事情?”对方问。

大姐表示她不能多说,见到上级领导才能讲。

那几人交换眼色。大姐指着小陈,让他们解开绳子,自己的同志怎么能这样捆起来?哪怕不是自己同志,解放军优待俘虏,游击队也一样。司机只是士兵,不是军官,不是反动派,何况他还是自己的同志。

矮个子年轻人分辩:“让他缴枪,他不听。”

“他不知道是自己人。”

“你说是就是?”高个子比较警惕。

“带我们去见你们上级。”大姐说。

尽管对大姐的话不一定相信,他们还是把小陈的绳子解了。毕竟他们人多,而且有武器,大姐小陈两个人赤手空拳,不构成威胁。

大姐问高个子可以带他们去见上级吗?高个子说他们要先报告一下。大姐说情况紧急,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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