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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快速驶过住宅群和体育馆。我们看着这个城市闪烁的灯火，捕捉到人们坐在起居室里、看电视、吃晚饭、收拾床铺的镜头。离我们的目的地只差两站的时候，从车厢那一头传来拖拖沓沓的脚步声。
一个约莫七八岁的瘦小男孩出现了。他显然营养不良，穿着蓝色的上衣和脏兮兮的短裤。他一手持着手杖探路，一手抱着把独弦琴。我们没见过他；他不是马曼手下的孩子。
他停在离我们不足十五英尺的地方，放开嗓子高声演唱“SunireMaineNirbalKeBalaram——我听说克里希纳为需要帮助的弱者而来”。这是苏尔达斯最著名的颂歌之一。
当悠扬的歌声瀑布般倾泻进整个车厢时，我们不由自主地缩成一团，想象马曼手下的孩子们像洪水一样涌向我们：拉吉、拉德黎、阿苏克和穆勒。萨利姆紧紧挤着我，我则更深地缩进我的座位里。但歌手的脸有如雷达般追踪着我们；他那视而不见的眼睛好像在责备我们。整整五分钟，我们备受煎熬地听他唱完歌。然后他拿出一只要饭的碗，乞求施舍。车厢里只有很少几个乘客，没人耐烦为了他翻找身上的零钱。
就在两手空空的歌者将要走过我们身边时，萨利姆从口袋里掏出了什么。他紧紧握住拳头，满脸负疚地看着我。我默默点了下头。带着万分不舍的神情，萨利姆在歌者伸出来的手上张开拳头，皱巴巴的一百卢比大钞落进了乞丐的碗里。
丝蜜塔不由自主地浑身颤栗。“我真无法想象，今天这个时代居然还有人对天真无辜的孩子们做出如此残忍的事情。”
“很悲惨，但确是事实。如果萨利姆和我那天晚上没能逃走，也许我们现在仍然在当地的火车上卖唱，就像那个盲歌手一样。”我回答。
“你最终得到了妮丽玛·库马里家的那份工作吗？”
“是的，我得到了。”
“萨利姆呢？”
“妮丽玛·库马里在加可帕的分租公寓为他安排了一个房间。”
“但在上一个故事中，你不是在铸造厂工作、住在分租公寓的吗？”
“那是我离开妮丽玛·库马里——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她离开我之后。”
“什么意思？”
“你很快就会知道。”
丝蜜塔摇摇头，在遥控器上按下播放键。
普瑞姆·库马尔面对镜头。“现在，我们进入第四个问题，奖金一万卢比。这同样是个简单明了的问题，但前提是你必须对颂歌歌手有所了解。托马斯先生曾经告诉我们，他相信所有的宗教。但愿他知道颂歌的来历。”他转身向我，“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我回答。
“好！请听第四题。苏尔达斯，盲诗人，是哪一位神的信徒？A，罗摩；B，克里希纳；C，希瓦；D，婆罗诃摩。”
音乐声起。
“B。克里希纳。”
“你确定吗，百分之百确定吗？”
“是的。”
鼓声渐强。正确答案闪出。
“完完全全、百分之百正确！你刚刚赢了一万卢比。”普瑞姆·库马尔宣布。
观众们热烈鼓掌。普瑞姆·库马尔露齿而笑。
我面无表情。
第六章 怎样说澳大利亚语（1）
“请报上姓名、性别和年龄，先生。”略带羞怯、戴着厚厚的黑框眼镜的人口普查员站在门廊处。他拿了一沓子表格，手里摆弄着一支蓝色签字笔。
泰勒上校表情懊恼地开始陈述。他穿了一身奶白色亚麻套装。无论冬夏他都是身着套装，套装非常适合他高大的身架。他长着一张椭圆形的面孔，浓密的胡椒色八字胡，薄嘴唇，脸颊红润。浅棕色的头发梳向后面。泰勒全家以及所有仆人统统集中在前厅，就像是要拍合影。“我是查尔斯·泰勒上校，男，四十六岁。这是我的妻子丽贝卡·泰勒，女，四十四岁。”他指了指泰勒夫人。她瘦削，白皙，穿着长裙。“我们的儿子罗伊，男，十五岁。”罗伊玩着他的手机。他又高又瘦，穿着故意做旧的牛仔裤、T恤衫和运动鞋。“我们的女儿麦琪，女，十七岁。”麦琪不高，但很好看，有着圆圆的脸、蓝色的眼睛与金色的头发。她穿着一条短得不能再短的超短裙。
泰勒上校挺直身板加重语气说：“我是澳大利亚防务专员。我们是外交官，所以，我看你的人口普查不用把我们算在内，这栋房子里唯一可以写进你的调查报告的，是我家的仆人们。站门边上的那位是巴格瓦蒂，我们的司机兼园丁，男，五十二岁。我们有个女佣，香提，女，我想应该是十八岁。她这会儿不在。那位是拉姆，我们的厨师，男，二十五岁。另一位是托马斯，男，十四岁。就这些吧？”
“不行啊，先生，我得向你的仆人们问些问题。最新的人口普查制订了一个长长的问卷，包括各种各样奇怪的问题，比如说你看什么样的电视节目，吃什么样的食物，去过哪些城市，甚至还有……”他吃吃笑道，“你隔多长时间过一次性生活。”
泰勒夫人悄声对她丈夫说：“查尔斯，咱们别让拉姆还有托马斯在这种滑稽的事情上浪费时间。你得把这个笨蛋弄走。”
泰勒上校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听着……不管老兄您的名字是什么，我的仆人们确实没时间回答你所有的问题。你干吗不拿上这包万宝路，去下一家调查呢？我敢肯定，在你整个的调查中落掉四个人，对你来说不成问题。”
人口普查员看看那包烟，舔了舔嘴唇。“唔……先生，你真是个好人。但你得知道，我这人不抽烟呐，先生。不过呢，要是你有一些黑牌威士忌……哪怕是红牌威士忌呢，我会很乐意帮你这个忙。先生，说到底，少了四滴水对海洋来说能有什么不同呢？没人会在意十亿人中少了那么四位！”他神经兮兮地笑起来。
泰勒上校鄙夷地白了人口普查员一眼，走进客厅，返回时手里拿着一瓶尊尼沃克红牌威士忌。“拿去，赶紧走人。再也别来烦我们。”
人口普查员向泰勒上校点头致意，“别担心，先生。十年内我是不会再来打扰您了。”他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泰勒夫人也很满意。“这些该死的印度人。”她笑着说，“给他们一瓶威士忌，他们会为你做任何事。”
巴格瓦蒂站在门边咧嘴傻笑，对刚刚发生的事情完全摸不着头脑。但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老爷太太笑了，他就会跟着笑。拉姆也在咧嘴傻笑。无论什么时候，只要看见麦琪穿着超短裙，他就傻笑。
我是唯一没有笑的。就算我们这些仆人是些不入眼的小人物，不会在聚会上或家庭的重要场合被提及，但把我们从我们自己国家的人口统计中排除掉，也有点儿太欺负人了。我真希望泰勒一家能够打住他们“该死的印度人”那种自命不凡的腔调。自从我到这里后，这大概是我第五十次听到这种腔调了。每次听他们这么说，我都热血沸腾。好吧，就算邮递员、电工、修电话的还有巡警——现在又多了个人口普查员，都为了威士忌而不顾尊严，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印度人都是酒鬼。要是有一天我能向泰勒夫人直言我的看法就好了，不过我知道自己不会这样做。当你住在德里高尚社区的漂亮房子里，每天能吃上三顿热饭，还有工资，一千五百——没错，一千五百卢比一个月，你自然会学会吞下你的自尊。任何时候，当老爷太太笑了，你也会跟着笑。
公道地说，泰勒一家对我一直很不错。没多少人会雇用一个某一天从孟买跑来，就这么突然出现在自家门前的人。再说了，我的经历根本沾不上他们的边。沃上校是泰勒上校的前任的前任。泰勒家信安立甘教，与蒂莫西神父的罗马天主教会也毫无瓜葛。我被雇用纯属运气：他们刚刚辞退了一个做家务的仆人，急需再找个新的。
我与这个家庭在一起的十五个月里，他们至少打发走了五个仆人。这都因为泰勒上校是个“无所不知的人”。就好像天上有个全知的上帝，泰勒上校就是地上的这位。杰格迪什，园丁，从工棚里偷了化肥，泰勒上校知道。后果：第二天被解雇；席拉，女佣，从泰勒夫人的房间里捡了一只手镯，泰勒上校知道。后果：第二天被解雇；拉朱，厨师，夜里打开酒柜喝了些威士忌，泰勒上校知道。后果：第二天痛打一顿，解雇；阿贾伊，新的厨师，谋划着要偷钱，并在电话上把这事透露给了一个朋友，泰勒上校知道。后果：第二天被解雇，并叫警察逮捕了他和他的朋友；巴桑提，新任女佣，试穿了一下麦琪的裙子，泰勒上校知道。后果：没错，第二天被解雇。这些事情统统发生在紧关着的门后，死寂的深夜，或者旁边没有任何人的通话中，泰勒上校怎么会知道呢？这是个真正的谜。
我是唯一幸存下来的。我承认，我偶尔也会被诱惑，想从泰勒夫人的梳妆台上摸走些零钱，或者从冰箱里抓一块美味的瑞士巧克力，但我抑制住了这些强烈的冲动，因为我知道泰勒上校是一个无所不知的人。再说，泰勒一家信任我。事实上，我的天主教徒的名字与英语也起了作用。除了两个月前受雇的香提之外，我是唯一得到许可能进入他们私人领地的。我可以进所有的卧室，也是唯一被允许看电视的仆人，偶尔还和罗伊在起居室玩玩任天堂游戏。但就连我也不被允许进入泰勒上校的办公室——那个被称作密室的房间。它是一个与主卧相连的小房间，有一扇坚固的褐色木门，外加厚厚的铁栅格防护。铁栅上了三道锁：两把小锁，一把特大的金色挂锁，上面标着“耶鲁已加固硼合金锁”。挂锁边的墙上有一个小小的白色电子面板，上面画着一个骷髅头和两根骨头，还有个键盘，上面的数字从0到9。只有按对了密码，才能打开挂锁。假如你试图强行打开挂锁，就会被440伏特的电流电死。面板上有一盏小灯，房间锁着时就闪红光；泰勒上校进入房间时灯光就变成绿色。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