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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4月19日，美国俄克拉荷马州首府俄克拉荷马城的联邦大楼发生爆炸案，导致168 人死亡，500人受伤，大楼被炸毁。在“9 · 11“事件之前，该案是美国本土发生的最大规模的恐怖袭击案。罪魁祸首是极右翼白人至上主义者蒂莫西。麦克维，他于2001年6月被执行死刑。
根据美国死刑信息中心提供的数据，2004年，有3503人在死囚名单上，每年平均有60到100人被判处死刑。截至2004年，美国50个州中，仍有38个州允许实施死刑，只有12个州及哥伦比亚特区废除了死刑。
美国宪法第八修正案规定：不得要求过多的保释金，不得处以过重的罚金，不得施加残酷且非同寻常的惩罚。
约翰·亚当斯（1735—1826）：美国第二任总统，任内执行亲英政策，在处理英法战争时受到当时法国许多人的挑衅和侮辱，并主导了美国与法国在海上发生的小规模战争。他极力反对法国大革命，批评法国大革命实施的压制统治和与端激进主义，曾称法国人“愚蠹、自大而贪婪”。
罗曼斯语：指由拉丁文演变成的意大利文、法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等的统称。中世纪时，教会仍用拉丁文，但一般人都用罗曼斯语，大量文学作品也是用罗曼斯语写成。
第16章 演讲之前，说点什么
问题起因于约翰·阿什克罗夫特（John Ashcroft）。
被布什提名为司法部长前，阿什克罗夫特曾是密苏里州参议员。在奥康纳看来，现代共和党所有让她嗤之以鼻的德性，都能在阿什克罗夫特身上找到。这个人极端、激进、因循守旧——非常缺乏吸引力。韦耶特·丁（Viet Dinh）曾是奥康纳的法官助理，也是她最喜欢的法官助理之一，此人经历特殊，曾自驾小艇逃离越南，后来成为乔治城大学的法学教授。当奥康纳听说丁在阿什克罗夫特手下担任要职后，曾大为震惊。她告诉另一名前助理：“跟着阿什克罗夫特干，他这辈子算是完了。”
但是，奥康纳错了。与阿什克罗夫特合作后，丁开始青云直上，因为乔治·W。布什治下的华府所待见的，是阿什克罗夫特式的保守主义，而不再是奥康纳式的保守主义。奥康纳也意识到这一严酷现实。对共和党乃至布什本人，她的个人感情正从一开始的寄予厚望，慢慢变成灰心失望，不抱幻想。事实上，这正是她在大法官生涯的最后几年里逐步确立的想法，而伦奎斯特法院也在这段时间里，慢慢向最终的转变推进。
奥康纳认为，布什行政分支的倒行逆施其实早有征兆，任命阿什克罗夫特是征兆之一，“9·11事件”则是另外一个。袭击发生时，奥康纳与斯蒂芬·布雷耶正在印度出访，他们原计划与当地法官座谈，后来只好改变行程提早回国。
与肯尼迪一样，周游世界已成为奥康纳意识形态之旅的重要部分，即便在她70岁之后也是如此。在2000年，她仍是最高法院出访最多的人。（金斯伯格的秘书曾接待过一些来自奥康纳访问过的地方的团体，里面有人开玩笑说，奥康纳到过太多地方，大家都认为她应该有一位双胞胎姐姐。）
奥康纳的一大优势，在于她是最高法院惟一名人，向全国乃至全世界昭示，一位女性同样可以在政府最高层级的机构内服务。正是因为这一点，在许多情况下，她的出场本身就传递了她意图表达的信息。她曾率美国法官代表团出访中国，这也是中美两国第一次法院与法院之间的交流。
世贸中心“零点地带”废墟内的暗火还未燃尽，奥康纳就打算去那里看看。2001年9月28日，尽管人们到达纽约市仍很困难，奥康纳夫妇还是应邀来到这里，主持纽约大学法学院一座新建筑物的破土动工仪式。（这是她第7次来纽约大学，虽然这所大学与她并没有瓜葛，事实上，奥康纳也经常重复造访这个国家的其他法学院。）在仪式上，她以一名老练政治家特有的优雅语气，开始阐述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就像爱尔兰人说的，在我演讲之前，我想说点儿什么，”她开场道，“约翰和我来过纽约多次，尤其是我们定居东海岸之后这20年。……今早我们故意绕道而行，想去看一眼9月11日那天造成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惨况。我是含泪望向那里的。”好像是与她的话相呼应，警报这时突然响起，在那段创伤未愈的日子里，纽约市内经常回荡着这样的警报声。在这样的气氛下，奥康纳当然不可能只做一次普通的演讲。
“我们国家遭受的创伤，即将而且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奥康纳说，“它促使我们重新审视我们关于刑事监控、窃听、移民等各类事务的法律。与我们珍视的，那些保障威胁我们国家安全的刑事被告人权益的宪法标准相比，今后我们可能会更加依赖国际法治。结果可能是，在这个国家里，我们的个人自由要比过去受到更多限制。我们彼此之间也会开始思考与讨论国家对恐怖主义的反应。我当然希望这些是没有必要的。我当然也希望我们能让时光倒流，回到过去那更加和平与繁荣的时代。但我们做不到一点。我们必须面对致命的敌人，以及那些不惜一切毁灭我们国家的人。就像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Thatcher）说的，法律终结之时，暴政不期而至。”
在这样的场合下，奥康纳不得不非常谨慎，她尽量回避有可能涉及最高法院的争议话题，但她也表达了许多预见——和关注。袭击发生不久，奥康纳就已发出警告，国家安全事务有可能与公民权利发生冲突。她不相信阿什克罗夫特治下的司法部能够在二者之间保持适当平衡。奥康纳在演说中着重提到“国际法治”并非偶然。布什行政分支已明显表露出对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敌意，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奥康纳则微妙地树立起一个标签，她对世界范围内的法官和律师共同体秉持深刻的信仰。
与热衷于夸夸其谈，高调传播法治理念的肯尼迪不同，奥康纳的出访一般更侧重于解决问题。与布雷耶的印度之行就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一般来说，她格外关注青少年司法及女性在法律中的角色，出访主题也多与此相关。她选择与布雷耶这位最高法院的头号技术统治论者同行，当然并非巧合。事实上，布雷耶也热衷于解决实际问题，比如：如何增加女性法律人的数量？如何为陪审员提？照顾小孩的帮助？因为经常一起出行，加上俩人性格颇为相似，奥康纳与布雷耶最终成为最高法院关系最密切的两位大法官。
奥康纳之所以去印度，也包含一定的意识形态因素。她经常与人谈起自己过去在印度的经历。一次，她到新德里一家高等法院旁听一起案件的庭审。该案起因于印度教徒与穆斯林教徒为政府利益导致的纠纷。令奥康纳大为讶异的是，在辩论过程中，双方律师都引用了美国最高法院的先例，以支持己方观点。围绕某一具体问题，律师们开始争论一份关于政教分立的法院意见的具体含义，有趣的是，该意见恰恰是由奥康纳撰写。奥康纳归国后，曾在一次演讲中说道：“每当生命与自由面临危险，人们都会对美国最高法院的里程碑式判决进行认真研究，无论这些人身处华盛顿特区或伊利诺斯州，还是在新德里或斯特拉斯堡。很不幸，这一信任并未得到同等回报。”
奥康纳与共和党的疏远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更不是因为某起事件而彻底决裂。奥康纳之所以心生芥蒂，更大程度是因为文化领域的争议，如堕胎、政教关系、同性恋权利，当然，她也不可能因此蜕变成一位彻头彻尾的自由派。在刑事司法领域，尤其是死刑方面，她仍然固执己见；在联邦主义事务及州权问题上，她更是伦奎斯特的强大盟友。对整个国家与最高法院而言，奥康纳在一个极为重要的议程上，立场一直暧昧不清——种族问题。
奥康纳1981年进入最高法院时，民权问题仍是大法官们日程表上的主要议题。1989年，她在一份重要的法院意见中，展现了自己在这类议题上特有的态度——扑朔迷离，摇摆不定。
事情是这样的，维吉尼亚州首府里士满市通过了一条地方法令，规定凡与该市缔结的市政工程合同，必须预留30％份额转包给少数族裔开设的公司。J。A。克罗森公司（J。A。Croson）因为缺乏提供给少数族裔的转包合同，最终失去了在里士满监狱安装不锈钢盥洗室的合同，该公司随即对里士满市提起诉讼，控告该市违反了宪法平等保护条款。最高法院采纳了克罗森公司的意见，在里士满市诉克罗森案（Richmond v。Croson）中，以63的意见判决推翻了前述法令。多数方指定由奥康纳撰写法院意见。
对奥康纳来说，自己面临的显然是最棘手的宪法议题之一。50年前，罗斯福总统任命的大法官们默认了新政措施的合宪性。自那以后，但凡国会或州议会通过某项法案，大法官们都不会介入这一民主程序。但是，由此也导致许多重要问题被搁置。比如，如果一州通过了歧视少数族裔的法案，就像南部各州一直在做的那样，最高法院该不该管？如果一州声称只有白人才有投票权，或者只有白人才能当陪审员，又该怎么办？难道最高法院就应放任这类法案的存在？答案当然是否定的。1938年，最高法院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个脚注回答了这一问题。在美国诉卡洛琳产品公司（United States v。Carolene Product pany）案法院意见的脚注4中，哈伦·菲斯克·斯通（HarlanFiskeStone）大法官指出，对待不同类别的法律，最高法院采取的方式也应有所不同。在涉及经济或财产权的案件里，大法官们应充分尊重国会立法。但是，对于那些明显歧视少数族裔或其他“分散与孤立的少数群体”的法律，最高法院应做出“更为透彻的司法审查”。
正如后世大法官们对这一著名脚注的解释，它意味着一部法律如果歧视黑人，大法官们就可以对之进行“严格审查”（strictscrutiny），以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