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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例外也仅是陪衬而已。双方都立场强硬，丝毫不肯退让。欧文的提名被拖了好几年。埃斯特拉达在被晾了几年后，提名干脆被直接撤销了。不过，布什的11人候选人名单中，另外几人倒是最终通过了确认，包括总统用来填补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另一个空缺的人选，小约翰· G。罗伯茨。
约翰·罗伯茨并非生来就注定是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但人们却越来越觉得该职位非他莫属。他的人生轨迹实在太过一帆风顺，发展之稳定、品德之高尚、个性之迷人，令人艳羡不巳，他好像一直受到神灵的特殊眷顾。
1955年1月27日，罗伯茨出生于纽约州西部的布法罗市，他在印第安纳州长大，父亲是那里一家钢铁厂的行政主管。年轻时约翰是当地高中橄榄球队的队长，也是该校当届成绩最好的学生。1976年，他以最优等成绩（Summa Cum Laude）从哈佛学院毕业，三年后，再次以极优等成绩（Magna Cum Laude）从哈佛法学院毕业，在校期间，他担任《哈佛法律评论》的主编。在法律评论期间，他曾与金斯伯格的女儿简（Jane）共事。在1960年代，本科学院和大学法学院都曾受到过政治运动侵扰，但罗伯茨却一直表现优异，从未树敌。他的第一份法官助理职位来自第二巡回上诉法院的传奇法官亨利弗兰德利（Henry J。 Friendly），弗兰德利的办公室位于纽约，那里云集了哈佛法学院最优秀的毕业生。弗兰德利与勒尼德·汉德、约翰·马歇尔·哈伦二世一样，都属于中间温和派法官，苏特当年正是蒙他感召，才立志成为法官的。
罗伯茨选择在华盛顿而非纽约发展，他在“里根革命”期间来到首都，并于1980年成为威廉·伦奎斯特的法官助理。当时，最高法院仍由自由派大法官威廉·布伦南主导，年轻的伦奎斯特还是一名联席大法官，处在相对边缘的位置。不过，随着保守派日渐得势，罗伯茨的事业也呈上升趋势。离开法官助理岗位后，他在里根的白宫法律顾问办公室工作了 4年，在那里，他因才华横溢、平易近人而备受好评。他撰写的备忘录，至今仍保存在里根总统图书馆（Reagan Presidential Library）内，字里行间展示了他的睿智、常识与政治上的保守立场。比如，当首席大法官沃伦·伯格为减轻最高法院的工作量，提议在现有巡回上诉法院的基础上增加一个中级上诉法院时，罗伯茨以刻薄的笔调评价道：“最高法院传出的悲伤故事足以让人落泪，不过，估计只有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和学校里的孩子们才盼着把整个夏天都用来度假。”
罗伯茨运气颇好，赶在伊朗门丑闻爆发前夕离开了白宫，很快在华盛顿著名律师事务所霍根与哈特森（Hogan&Hamon）事务所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成为著名的上诉律师。老布什总统1988年当选后，罗伯茨返回行政分支工作，担任首席政府律师肯尼斯·斯塔尔的副手。罗伯茨一共在最高法院打过39场官司，最高法院历史上还没有一位被提名者超过这一记录。他与人为善、又学识渊博，大法官们都很喜欢他。鉴于罗伯茨的良好声誉与优异成绩，1992年，年仅37岁的罗伯茨被提名为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法官人选。
就在那时，罗伯茨很快遭遇了人生的第一次挫折。1992年11月，民主党已经成功控制了参议院，并在确认程序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由于罗伯茨看上去就是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材料，为安全起见，民主党人决定一开始就把他挡在联邦法院系统大门外。罗伯茨的提名遭遇阻击，最终以失败而告终。1992年，老布什连任失败后，罗伯茨返回霍根与哈特森律师事务所，开始了令自己发家致富的公司法律顾问生涯。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1992年那次失利，反而令罗伯茨获益匪浅。接下来的8年时光，他成为全国最高法院出庭经验最丰富的人，多数情况下，他都代表大公司处理与政府或其他公司之间的商业纠纷。几乎每年，罗伯茨都会有几次在大法官们面前辩论的机会，并提交过大量调卷令申请与“法院之友”意见书。（并非偶然的是，他每年至少挣100万美元。）在克林顿主政时期，罗伯茨一直刻意回避政治纷争，他拒绝参加对白宫的调查，甚至拒绝就弹劾话题接受任何电视采访。在佛州重新计票诉讼中，他主动为布什出谋划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他行事低调，尽量不让此事为多数人知晓。沉默寡言的淡定个性、避免树敌的娴熟技巧令他很少受公众关注。在政界与司法界的共和党前同僚中，他也一直保持金刚不坏之身，未卷人任何政治派系斗争。米格尔·埃斯特拉达曾向那些即将离开首席政府律师办公室的年轻律师建议说：“去为约翰· G。罗伯茨工作吧，他名字中的那个G是出自上帝的。（The'G‘ is for God。）”
如果罗伯茨1992年成功通过提名确认，并成为特区巡回上诉法院法官，那么在布什2001年上任之前，他可能也会在那里积累丰富的审判经验。但是，这些根本无法与他在审判席之外获取的宝贵经验与良好声誉相比。不过，如果司法委员会仍由民主党把持，他们肯定会像第一次那样，再次阻止对罗伯茨的第二次乃至第三次提名。然而， 2002年，共和党终于再次夺下参议院的控制权，哈奇迅速把罗伯茨的确认程序安排在第二年年初。2003年5月8日，参议院全票批准了对罗伯茨的提名，使他正式成为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法官。在此之前，他在白宫法律顾问办公室的朋友已经开始收集他的档案资料，并把他放在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名单”上。
2000年，布什以“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者”和“团结者，而非分裂者”的诉求参加大选，试图跨越克林顿时代的派系纷争，愈合两党派性偏见。但是，到了 2004年大选，布什巳经完全摆出一副意识形态至上的架势，以此争取保守派力量，尤其是基督教福音派力量的支持，后者在之前的斗争中一直备受冷遇。而他们最关注的议题，全部取决于最高法院，因此，最高法院成为布什第二次竞选中的核心议题之一。
在大选中，总统为讨好福音派，无所不用其极，几乎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布什与约翰·克里进行第二次电视辩论期间，总统在回答最高法院大法官可能人选的问题时，故意攻击了德雷德·斯科特案的判决，他将该案描述为“在这起多年前的案件中，法官居然说宪法基于保护公民个人财产权的理由允许奴隶制的存在。这只是个人见解，并不代表宪法是这么说的”。德雷德·斯科特案的判决是1857年作出的，而且早就被内战后通过的宪法第十三与第十四修正案推翻多年。即使是主流媒体的评论者，也对布什拿一个年代久远且不相干的先例说事儿的行为感到不可思议。事实上，布什提到这个案子，当然别有深意，在反堕胎运动中，罗伊诉韦德案经常被描述为当代的德雷德·斯科特案，被认为应当马上推翻。布什在这种场合下大玩春秋笔法，其实是指桑骂槐，绕着弯儿表明自己赞同福音派的观点。
时间到了 2005年，保守派力量基础当然会对布什投桃报李，他们一股脑地接受了布什的司法提名。大选之后，那帮保守派活跃分子的首次亮相，就是集体批判阿伦·斯佩克特关于罗伊诉韦德案的言论。几个月后，他们又推动参议院确认布什那些被搁置已久的司法提名人选。（得克萨斯州大法官普里西拉·欧文自从被布什放到11人提名名单以来，在4年中一票未得。）在布什的第一个任期内，民主党曾利用参议院规则，成功阻止了布什颇具争议的司法提名。民主党使用的策略，就是大名鼎鼎的“阻挠议事法”。此时，诸如杰伊·塞库洛之流的保守派活动家也开始在参议院中积极游说，试图禁止用“阻挠议事法”的方式阻止司法提名。
2005年春天，参议院为司法提名问题闹开了锅。阻挠议事规则（filibuster rule）在参众两院各不相同。在众议院，只需达到简单多数就可以强制将议案交付表决，而在参议院，要想这么做，必须达到五分之三的多数，或者凑足60票。问题在于，参议院一共只有55名共和党人，根本凑不够60票。这就意味着，如果位居少数派的民主党人团结一致，就能够用阻挠议事法拖延甚至阻止任何法案或提名。阻挠议事规则的设计初衷本来是为了推动参议员们达成妥协，或者实现两党合作，现在却成了两党对抗的武器。为此，许多共和党参议员强烈要求修改阻挠议事规则，使一方人数只要达到简单多数，就能强制将提名交付投票。这项试图改变备受尊重的参议院规则的提议，由于事关重大，而被好事者称为“核选择”（Nuclear Option） ？另一方面，布什以实际行动默许了这一提议，在一次演说中，他大声呼吁：“无论结果是上是下，每个司法被提名人都应接受投票考验。”台下掌声雷动。
直到最后一分钟，一场轩然大波才以双方的相互妥协暂时告一段落。2005年5月 23日，来自两党的14名中间派参议员组成一个小组在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的办公室进行会晤，最终商定让布什那些被晾了很久的被提名人（比如欧文） 尽快接受投票，无论是上是下，该确认的就确认，该否决的就否决。作为回报，共和党方面也同意不再提出修改阻挠议事规则的要求。协议达成后，所谓的“14人团“（Gang of 14）联合宣布：“阻挠议事法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对被提名者使用。”但是，到底什么才算“特殊情况”，人们始终没弄明白。
尽管冲突得以化解，但整个对抗过程所传递出的政治信号，却是显而易见的：对这帮保守派法官的确认，关系到共和党的核心利益。最终达成的妥协协议把动用阻挠议事法的权力交给了两党的中间派议员，这些人本来就很瞧不起阻烧议事法，甚至他们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