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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路径。1905年，最高法院曾在洛克纳诉纽约州案（Lochner v。NewYork）的判决中宣布，为面包作坊工人限定最高工时的法律违宪，因为它侵犯了保护“自由”与“财产”的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下的契约自由。到了1940年代，罗斯福任命至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全面批判了“洛克纳案时代”，以至于之后数十年，居然没有一个人再去考虑对联邦政府权力范围施以宪法上的限制。而里根时代，保守派开始对联邦政府干涉各州事务的行为进行质疑，并宣称这类行为大部分都是违宪的。（1982年，联邦党人协会邀请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理查德·爱泼斯坦（Richard Epstein）在耶鲁发表了赞成洛克纳诉纽约州案的演讲，以支持上述行动。）当里根总统提出国会“不应该”通过这类规定时，联邦党人协会迈得步子却更大，他们提出，根据宪法，国会根本就“无权”那么做。
埃德温·米斯三世（Edwin Meese Ⅲ）在里根的第二个任期内曾任联邦司法部长。为了对沃伦与伯格时代进行保守主义批判，他提出了名为“原旨主义法学（juris prudence of originalintention）”的纲领性观点。在他看来，宪法上的一字一句代表着宪法起草者们的所思所想。就像“原旨主义者”（originalist）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博克提出的，“制宪者对自由的追求应当是宪法文本分析的惟一合法前提。”按照博克的概括，宪法字句的含义根本无法跨越时代。这在现代宪法理论中无疑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提法。即便在沃伦法院之前，多数大法官也认为对宪法可以进行多元解读，不必拘泥于制宪者意图。作为原旨主义者们的最大论敌，威廉·布伦南大法官在1985年回应说：“宪法的伟大之处并不在于那些依附于逝去世界的静态含义，而是能够解决当下问题与满足当下需求的伟大原则所具备的普适性。”
关于宪法原意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堕胎合法化问题上。毋庸置疑，制宪先贤并未从字面上禁止各州限制妇女们的生育选择权。对博克和斯卡利亚而言，无论最高法院是否保护女性选择权，都没什么好争论的，因为如果制宪者认为宪法不保护女性的堕胎权，那么最高法院根本就不应承认该权利。在罗伊案的判决中，哈里·布莱克门（Harry Blackmun）也承认，单从宪法的字面含义，无法推导出判决结论。“宪法并未明确提及隐私权，”布莱克门写道，但是，长期以来，法院“业已承认，根据宪法，确实在一项个人隐私权，或是一项对某些隐私领域的保障。”布莱克门在解释上已跃过罗伊案本身，他代表法院阐明：“隐私权……的范围之广，足以将妇女是否拥有终止怀孕的决定权包括在内。”这一结论，恰恰是华盛顿的新一代保守派最想通过最高法院推翻的。
小萨缪尔·A。阿利托（Samuel A。AlitoJr。）也是那些年轻法律人中的一员。他在1981年里根就职后不久成为司法部雇员，此时他已经从法学院毕业六年。四年后，法律界的保守派将一个非常棘手的两难问题摆在他面前：到底哪种方式更有利于说服最高法院推翻罗伊诉韦德案——是毕其功于一役还是通过渐进努力来推动？
1982年，宾夕法尼亚州加强了对堕胎的限制，禁止怀孕妇女在未经风险告知的情况下自行堕胎。第三巡回上诉法院宣布上述规定违宪——因为它侵犯了隐私权，并违反了罗伊诉韦德案确立的规则。此时，阿利托已在首席政府律师麾下工作，后者是总统在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律代理人。他的任务是运筹帷幄，研究如何更好地攻击第三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并建议最高法院支持宾夕法尼亚州的限制堕胎法令。那时，尽管面临里根行政分支的反对，多数大法官仍重申了对罗伊案判决的支持。摆在阿利托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撼动大法官们坚如磐石的不妥协态度。1985年5月30日，阿利托在交给上司的一份备忘录（memo）中写道：“根本没人相信最高法院会推翻罗伊案。但最高法院（对宾夕法尼亚州案件）的审查结论可能会释放出一个积极信号。”他继续写道，“通过处理这些案件，最高法院最近明显表露出收缩迹象。如何把握这一机会，更好地促进推翻罗伊诉韦德案这一最终目标，同时尽力削弱其影响呢？”阿利托接着提出了主动攻击罗伊案的一系列策略。他写道，“我们必须清楚表明，我们不赞同罗伊诉韦德案的判决，并积极表达我方的反对立场，更进一步的做法是，呼吁推翻这一判例。”。在他看来，司法部应当大力支持宾夕法尼亚州的法令，这才符合自身反对罗伊案及其它堕胎判决的一贯立场。
首席政府律师采纳了阿利托的部分建议，但是，在这起名为索恩伯勒诉美国妇产科学学会案（Thornburgh v。American College of Obstetricians and Gynecologists）的案件中，里根行政分支又遭挫败。法院推翻了宾夕法尼亚州的法令，布莱克门在其撰写的法院意见中，语气轻蔑而又咄咄逼人地宣告：“美国还没有自由到这个地步，打着保护母亲健康权益与潜在生命的幌子，胁迫妇女继续妊娠。”同时，他又针对那些正在司法部当政的保守派激进分子写道：“指引最高法院做出1973年那起判决的宪法原则，要求我们必须承认妇女自主决定是否终止妊娠的宪法权利。”为加强说服力，布莱克门援引了厄尔·沃伦在布朗v。教育委员会案的判决意见中所写的一段话：“决不能仅仅因为一部分人不赞成，就否定宪法原则的有效性。”不过，对布莱克门来说，罗伊案面临的是“多数人的抵制”，与早期废除种族歧视的判决相比，罗伊案在道德上并不占据太大优势。
1973年的罗伊案判决，赢得了包括七名大法官在内的绝大多数支持，到了1986年，索恩伯勒案却只获得五名大法官支持。对里根行政分支来说，这样的投票结果既是惨痛教训，也是对他们的启发。保守派这下清楚了，根本无须再争来争去，只需要换几个大法官就能达到目的了。
里根对司法部那帮手下搅起的法理之争根本没有兴趣。他虽然以总统身份公开宣布反对堕胎合法化，但是，那些对反堕胎事务过分热情的摇旗呐喊者，同样令他不太好受。他的第一个任期刚刚开始，就出乎意料地收到了波特·斯图尔特大法官的辞呈，而他的第一反应，却是政治方面的权衡，而非意识形态上的考量。在他看来，当务之急，是兑现自己竞选时的承诺，把第一位女性大法官送进最高法院，至于她在某些争论话题上的具体立场，则是其次才需考虑的事。通过在共和党党籍女性法官中进行的小范围筛选，里根终于在1981年确定桑德拉·戴·奥康纳为大法官人选。但是，奥康纳在堕胎问题上暧昧不清的态度，却令共和党中的福音派力量对她心存敌意。里根竞选的关键人物，“道德多数”（Moral Majority）织的负责人杰里·福尔威尔（Jerry Falwell）就曾提出，“虔诚的基督徒”必须阻止对奥康纳的提名。但在这一问题上，福尔威尔及其同伙显然无法操纵共和党，更别说控制总统了，里根根本就没理会他的抱怨。果然，奥康纳在处理她面对的首起堕胎案件，索恩伯勒案时，小心翼翼而又态度审慎，她投票支持对堕胎权加以限制，但并没有直接表态要推翻罗伊案的判决。
里根的成功连任，令行政分支的保守派中坚势力声势大振，胆气更壮，在确定法官人选问题上，他们也加快了步伐。这一进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威廉·弗伦奇·史密斯（William French Smith）的大力推动，他在里根第一任期内担任司法部长，该职务后来由米斯接任，后者把改组最高法院当作上任后的第一要务。很快，米斯的机会来了。1986年，在索恩伯勒案之后，伯格决定辞去首席大法官职务。至于下一任首席大法官人选，人们都清楚谁会是里根的首选。十四年的最高法院生涯，已经使威廉·伦奎斯特从一个孤独的异议者，成长为逐步在最高法院占据优势的保守派势力的领袖。他才61岁，与同僚相处融洽，显然是接替伯格首席大法官之位的不二之选。问题在于，谁来填补伦奎斯特留下的空缺？
米斯只考虑了两个可能性人选——斯卡利亚和博克，这俩人都在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的办公室静候召唤。他俩都算得上真正的保守派，绝非那种“黏糊糊”的骑墙派，这是联邦党人协会的年轻法律人们对哈伦、斯图尔特及其他保守派中间人士的蔑称。博克是宪法原旨主义的创始者，他四处讲演，对最高法院近二十年来的“里程碑式”判决几乎都持批判态度，其首要攻击目标当然是罗伊诉韦德案。斯卡利亚比博克年轻九岁，如果不从知识背景上区分，两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立场倒是异常相似。就里根个人而言，他更被斯卡利亚的粗犷风格打动，而且更愿看到斯卡利亚成为第一个进入最高法院的意大利裔美国人。民主党当时在参议院只占据少数席位，他们打算放斯卡利亚过关，然后集中精力，阻止伦奎斯特成为首席大法官。因此，斯卡利亚的提名被参议院一致通过，而伦奎斯特则是以6533票过关。与此同时，里根向博克许诺，大法官席位再度空缺时，将由他来接任。
不到一年，1987年6月26日，路易斯·鲍威尔宣布辞职，里根迅速提名博克补缺。但是，此时形势已经大变，参议院已由民主党占据多数。受1986年底爆发的伊朗门事件影响，里根的声望也急剧下滑。此时，已没有伦奎斯特的提名问题来转移矛盾，所有人都盯着新任大法官人选。况且，这次空下的席位并非来自伯格那样的老牌保守主义者、最可靠的保守票，它原来的主人可是鲍威尔。这位大法官任职期间的投票立场一直摇摆不定，在索恩伯勒案及其它几起堕胎权案件中，他一直是多数方起决定作用的第五票。而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