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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还因为那时的护士比现在负责，医院也不兴陪住。
我只带着三岁的女儿，有数地几次到医院去看望妈。不但没有给妈送过什么可口的饭菜、水果，甜点，反倒在医院里吃她给我们订的病号饭。我们趴在病房的椅子上，呼哧、呼哧，吃得很香。我一直记得那顿病号饭，鸡蛋、木耳、黄花、肉片，雪白的富强粉打卤面。那时候，连这样一般的饭，我们都觉得好吃得不得了。
而一九八七年我又到欧洲去了，一去就是五个月。回国当天，我就发现妈的脸色黄如表纸，隔壁邻居是位大夫，她悄悄告诉我她的怀疑，根据母亲的脸色，她分析可能得了胰腺癌。
马上带妈去看医生。
那时我们和西苑大旅社只有一墙之隔，可是怎么也叫不到出租汽车。他们不是说刚刚下了晚班，就是刚刚上班工作还没有派定。想不到偌大的北京，就是找不到一辆可以把妈拉到医院去的汽车。我又不会蹬三轮，就是会蹬，又上哪儿去找一辆三轮板车？人一到急眼的时候，就急出了机灵，我拦住一辆出租车，开口就对他说：“我付给你外汇。”这才叫到了车。为了感谢这位终于把母亲拉到医院的司机，我没有让他找回那张超过几倍车费的外汇。
北大医院著名的B超专家陈敏华大夫亲自给母亲做的B超，排除了胰腺癌的可能，但她准确无误地告诉我，母亲患了黄胆性肝炎。
我赶紧把母亲送进她的合同医院，这一年她七十六岁，我五十岁。到了五十岁我才懂得如何多爱一点自己的妈。我正准备在她生病期间，陪她一起住进医院，以便好好照顾她的时候，又因为她生的是传染病，医院不让陪床。只好丢下母亲一人住在传染病房，但我每天都去看她，送些有营养的汤水、菜肴。在我有了稿费收入以后，这已经算不了什么，倒是每天要医院为她换洗内裤才是我对她的挚爱。别的衣服都可让阿姨代劳，但妈的内裤得由我亲自动手，因为粪便、体液是传染黄胆性肝炎的一个重要途径，当然不能推给阿姨。我想都没想过给母亲换洗内裤可能会传染上黄胆性肝炎，我只想要母亲感受身上清清爽爽、舒舒服服。她不让人这么做，可她管不了我。做完这些，我们就静静地谈一会儿话。我从她那再无所求的脸上看到，何为心满意足。而这点满足，也只在她生病的时候才能得到。我甚至想，妈为此可能还希望自己生病。
就在一九九一年最后这场病中，她还是心满意足地说：“你看，我每次生病你都恰好赶了回来。”好像我总在她需要我的时候，出现在她的身边。她就没想一想，如果我常常守着她，而不是为了这样、那样的理由（偏偏不是为了她）跑来跑去常常离开她；或是不自找那许多烦恼，心气闲定地围绕着妈，就会及早发现她身体的不适，不等她的病发展到这种地步，就及时治疗了。
我作为她唯一可以依靠的亲人，实在被她依靠得太少了。
她的一张照片就在我的电脑旁边放着，我侧过头去，凝视着她。
她对我仰着头，信赖、期待、有赖我呵护地望着我，也就是这样地把她的后半辈子交给了我。我在接受了妈的后半辈子以后，又是怎样对待为我把全身的劲都使光了的妈呢？
母亲碰上我这么一个不尽责任、不懂得照顾她的女儿，实在是她所有不幸中的又一个不幸。
※ ※ ※
只在一天吃午饭的时候，我往她脸上不经意地看了一眼。突然发现她的脸走了形。
她那总是慈祥的、不长不方、挑不出任何遗憾的脸，突然让我感到窄长、歪斜，而又并非是真实的度量变化；两眼发直、发死；脸上的肌肉僵硬地绷着，放出一种不正常的光亮。
我心里一惊。
一九七六年，在报纸上看到老人家接见马尔他首脑的照片，我就有过这样的直觉，结果没过四个月老人家就离开了人世。
我这才想，妈的昏睡、声音嘶哑、重听、干渴、多饮多尿、大便干结小便失禁、没有食欲，感情淡漠、反应迟钝、语无论次、视力几乎到零、迅速得让人感到毫无思想准备的衰老……可能都是病态。
到底是什么病？
其它的病不会有，凡是B超能检查的地方都检查过了，要是有病，就可能是脑子里的病。
一九八六年的时候，因为她的嘴角常有口水渗出，就猜想过她的脑血管可能有问题。带她到宣武医院做过一系列的检查，结果什么问题也没有查出。不但没有查出问题，给她做什么光栅检查的大夫还说她反应极快，由此说明她的身体极好。但我心中的疑虑还是没能化解。不然为什么会渗口水？
一九九0年我们从美国回来后，通过市政协王毅同志的帮助，找到协和医院的中医顾问、北京市政协副主席。著名中医祝谌予大夫给妈看病。我以为对轻度的、西医也许查不出的脑血管方面的疾病，中医还是相当有经验的。此外我还想通过中医中药，把妈的身体调养得壮实一些。
等到自己渐渐地将很多事情淡漠，懂得了只有妈的爱，才是这个世界上最真实、最可宝贵的以后，便对未来的生活有了更平实的想法，那就是让妈快快活活地多活几年，她能活着，就是我的幸福。
首先想到的是一九九二年再带她到美国和唐棣团聚，同时我还决定，今后不论再去哪个国家，只要超过三个月，一定带上妈。既然一九八七年去奥地利访问带了先生，以后为什么不能带妈？更不要说是参加国内的各种笔会。这就要求妈有一个较为硬朗的身体才行。
祝大夫一搭脉，就说了一句让我心里一疼的话：“老太太把全身的劲都使光啦！”此外，关于母亲的病情，他再没有说出什么。
祝大夫的这句话，既道出了母亲的病根，也道出了母亲的一生，是不是他那时就看出母亲已是灯油耗尽，不论谁、不论什么办法，都是回天无力了。我也永远忘不了那间屋子里的灯光，突然间就昏暗得让人心无抓挠。
我没敢搭腔，更不敢让大夫再说个仔细，我怕妈会想起她一生中许许多多、桩桩件件都得豁出全身的劲儿去对付的事情。可是妈却淡淡地，像是没有听见的样子。对于把她全身的劲儿都耗光了的往事，她已撂手，不再追念。
药，从一九九0年冬吃到一九九一年春，口水还是照样地渗。二月二十六号我又带她到北大医院做了脑部的cT检查，虽然还是查不出为什么流口水，但却查出她有脑垂体瘤才明白她的视力衰退不仅仅是白内障的原因。不过医生说，一个八十岁的老人，就不必做垂体瘤的切除手术了。充其量，垂体瘤发展到最后影响的不过是人体的身高、视力以及内分泌。更何况这种瘤子发展的很慢，也许老人等不到情况最坏的那一天了。
后来我才知道，他把这个病说得太简单了。特别是内分泌对人体的重大的影响。
他建议再给母亲做一个加强的cT检查，不过这种检查要注射一种针剂，以使图像更加清晰。
我当然没有把垂体瘤以及需要进一步检查的事告诉母亲。我只对她说，由于护士的疏忽，上次做CT检查时忘记给她注射一种使显像更为清晰的针剂，所以前次的检查等于白做，我们还得重新再做一次。
我这样欺骗她的时候，却忘记了这样一件事：
二月二十六号我带她做CT检查那天，见前面的人检查之前都先打一针，就问护士使用的是不是一次性针头？护士说不是一次性针头，使用一次性针头要多花钱。我说多花钱就多花钱。护士说，多花钱也没有，我正为这多花钱也没有的一次性针头发愁，怕多次性针头消毒不严再给妈传染上什么病的时候，护士又说妈的检查不必打针，我问为什么不必打针？护士说，那种针剂对老人和儿童有危险。
显然妈听见了，也记住了，倒是我忘记了。
尽管后来检查室的大夫给我开了专为老人和儿童使用的、比较安全的针剂处方，妈也不肯再做进一步的检查。加上医生对垂体瘤的影响相当化险为夷、化有为无的分析，这件事就放了下来，也可以说是耽误下来。
直到我发现妈的脸走了形，才想到那位医生的话不一定可靠。这次不管妈愿意还是不愿意，我一定要把她的病查清楚。
便通过先生的关系，找到一位脑神经内科专家。他一看妈的CT片子，就说母亲的垂体瘤已经很大了，必须赶快就诊。同时他又指出母亲的大脑也萎缩得相当厉害。
我问他脑萎缩可能引起的后果，他说：“无神智、痴呆、六亲不认和植物人差不多等等……”
“还有救吗？”
“垂体瘤还可以手术，脑萎缩是毫无办法的事了。”
那一瞬间，像我每每遇到天塌地陷的非常情况一样，耳边就响起一种嗖嗖的音响，像时光、像江河的流转。我一直没有认真想过，为什么会是这样？现在我懂了，那是上帝给予我的一种能力，我听见的，其实是人世是一个既不可拒绝、也不可挽留的过程的暗示。
大势已去，眼前就是一盘残局。
我无助、无望、而又无奈。这一拳出手又快又狠，一下就把我打趴下了。可是我只趴了一会儿就站起来了，我折腾了一辈子，从不认命。
我请求这位专家进一步的指点，他介绍我到天坛医院去找全国脑外科专家赵雅度先生。赵大夫看了CT片子后，让我赶快带着母亲去做核磁共振，以便更准确地了解病情。那时我才知道，除了加强的CT检查，还有这种不会对老年人造成伤害的检查。我除了责怪自己没有全力以赴、为查清妈的病情想方设法之外，也后悔过于相信北大医院那位医生的话，没有把垂体瘤对妈身体的危害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