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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辛酸地劝慰我：“事情都过去了，还提它干嘛！”
这次该不该听？
既然每一次分歧的结果，都证明不听她的话是我的错，这次就应该听她的活。
可要是这一次偏偏就听错了怎么办，也许我还是应该坚持不听她的话？
万一又是我错了怎么办？
这真像押宝，不论押在哪一点都险象四伏。
妈说：“我自己找大夫去。”到了这种时候，还是妈来充当我们这个家的主心骨。
我拉着她的手向医生办公室走去。
刚走到医生办公室门口，正巧甲大夫出来，我们便站在走廊里谈话。
妈的手在我的手里剧烈地抖动着，在这抖动的颠簸中我慌乱地迷失了心智。我迷乱地牵着她的手，像牵着一根系在我和妈、或是妈和这个世界之间的，不论怎样小心翼翼、也难保不会随时飘扬而去的游丝。
身材矮小的妈仰着头对甲大夫说：“我不愿意那样活着，我坚决要求手术。”她的声音不大，但头脑清楚、咬字清晰。从容不迫地安排了自己的结果，就在那一瞬间，我心慌意乱地朝她全身看了一眼。
看上去，妈仍然是一位知深知浅、自尊自爱的老夫人。我什么时候才能像她那样面对人间的万千风景？
她穿着唐棣在美国给她买的中间开口的黑毛衣，这件毛衣妈去世后唐棣又要了回去，时常穿着御寒，我想她也和我一样，需要寻找一种仍然和姥姥相近的感觉。贴身是一套我们从美国回来后新给她买的睡衣。要不是因为住在医院，我从家里给她拿什么她只好穿什么的话，这些衣服她还舍不得穿呢。她老是存着，攒着，准备再到美国去看唐棣的时候穿。不过自从她住进医院以后，就再也没有表示过任何意愿。有了一种万事皆空的超脱。
※ ※ ※
我们的苦情为什么老和这种灯光联在一起？现在，它又来了。像过去一样地挤压着我们。在它的挤压下，妈显得更加矮小、老迈，也更显得孤助无援。想必我亦然。
甲大夫说：“我们会考虑本人的意愿。”
妈听了以后，伸出右手和甲大夫握了握，说：“谢谢了。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亲人了。”
妈为什么对甲大夫说“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亲人了”？是把自身的安危托付给了甲大夫，或是替方寸大乱的我负起托靠大夫的责任？还是说，从此以后，她的命运就紧紧地和甲大夫连在了一起？
甲大夫也动情他说，“你也是我的亲人了。”跟妈一起生活了半个多世纪，常以为妈是胆小怕事的人。从记事起，就老是听见她说：“小声点儿，小声点儿，别让人家听见。”到了生死关头，却见到了妈所不为人知，甚至也不为我知的大勇。
妈去世后小阿姨对我说，手术前她问过妈：“姥姥，做手术您怕不怕？”
妈无谓地说，“不怕，一点也不怕，是死是活由命了。”
这真是个太伤人、太不懂人情事故的提问。她怎么能这样问妈！
我从不敢、不忍问妈一句怕不怕，也不敢就此抚慰妈一句话。我怕那会给妈增加更多的压力，懵懂中我还觉得，这样避而不谈似乎就可以躲过这场大祸，可我还是没能躲过。
其实妈对疾病还是相当恐惧的，记得有一年她得了食道炎，她总以为得的是食道癌。在等待进一步检查确诊的时候，每天晚上待大家睡下后，就悄悄地坐起来拿块馒头一口口地嚼咽，以试验她的食道是否已经堵塞，她永远都不知道，我是如何用棉被捂着自己的呜咽，看她坐在黑暗中一口一口吞咽馒头的。
她对疾病的恐惧倒不是因为贪生怕死，更不是留恋人间的荣华富贵。我们的生活何曾荣华富贵？一九四九年以后算是有饭吃了，但也只是吃了三十年社会主义的咸菜，直到我有了稿费收入，方才有所改善，如此，她已经心满意足。特别在搬到西坝河以后，暖气烧得很热，不像在二里沟住着的时候，一到冬天房间里冷得连毛衣，毛裤、棉袄、棉裤，大衣、围巾、口罩都得穿齐戴好，那还冻得妈浑身直抖。她不只一次拉着胡容参观西坝河的房了，说：“你看多好啊，比起过去的生活，真是天上地下了。”
她只是不放心把我一个人丢下，她老说：“我不能死，我死了你怎么办呢？”
她深知我在各方面对她的依傍，没有了她，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可依靠的呢？在我漫长而又短促的一生里，不论谁给我的支撑，都不能像她那样的穷其所有，都不能像她那样无时无刻不左右在我的一旁。
她是为了我们才分外爱惜生命、恐惧疾病的呀。
当时我仅仅以为她是怕我为难，以她老迈的有病之身，自己承担了自己手术的责任。
其实她坚决要求手术还有无法衡量的大爱在里面——但她觉得再不能呵护我，不但不能呵护，反过来还可能成为我的累赘的时候，就宁肯冒着下不了手术台的危险，也不愿那样活着连累我。
回到病房以后，我趴在她的膝上再也忍不住地大哭起来。她一动不动地坐着，好像没有听见一样，似乎又进入了精神麻木的状态。我还暗暗地想，幸亏她的精神已渐麻木，否则这生离死别的痛苦给她的刺激就太大了。
可是手术后的一天她突然对我说：“那天晚上，你哭得我心里好难受啊。”
原来她心里什么都明白，她不过是强忍着自己的悲伤，免得再增加我的悲伤就是了。
※ ※ ※
这一生也算碰到过不少难事，但都没有像让妈接受手术、还是不接受手术让我这么作难，这么下不了决心。
为此我将身比身地问过甲大夫和王集生大夫，“如果是你们自己的母亲，这种情况下你们同意、还是不同意手术？”
他们的回答都是“不同意”。这更增加了我的犹豫。
天坛医院的老专家、陈炳煌教授正好也住在综合二病房，等做换胯关节的手术。见我急得团团乱转，既无临阵的经验，又无人可以商量，更没人可以帮着拿个主意很是同情。他看了妈的片子、了解了妈的病情后主动对我说：“实话对你说，医生既然肯做手术，就有相当大的把握，否则他是不会同意手术的。哪个大夫愿意病人死在自己的手术台上？当然他要把丑话说到前头，万一将来出了问题，免得病人家属纠缠不休。我的意见你还是签字吧，再不手术你会后悔的。这是你母亲最后一个机会了，现在她的身体条件还好，大夫对她的病情也比较熟悉，罗世祺主任是国内这方面手屈一指的专家。要不是看你这样孝顺母亲、爱母亲，以至让我感动的话，我作为这个医院的大夫，是不该给你出这个主意的。”
我实在并不孝顺，我只是非常爱妈而已。
爱和孝顺是两回事。孝顺除了牺牲、奉献，还有很多技术环节上的问题。
那几天我不断去找陈教授咨询。
“罗主任说，我母亲的脑子已经软得像豆腐渣了，手术时难免要把脑子托起来。这一托可能就会把脑子托出两个窟窿。” 陈教授说：“一般说脑软化，并不是脑子软了，而恰恰是脑子硬化的意思。怎么能捅出两个窟窿呢？再说额页托起的时候，是用垫了很多棉条的板子往起托，而不是用两个手指去托。”
“听说额页托起后会损伤大脑，手术后可能会变成什么意识都没有的植物人？”
陈教授回答说：“两个额页同时托起也许有这种可能，你母亲的手术只需托起一侧额页，而且又是右侧的额页，更不会有那样的危险。”
“要是不手术呢？”
“不手术最后瘤子会破裂。出血，除了失明还会造成卒中，从而影响生命中枢，那时再到医院急诊为时已晚。碰上一个对她病情不甚了解的值班大夫就更不好办了。她现在的这些病状，实际上就是垂体瘤压迫植物神经造成的后果。”
而罗主任说就是手术成功，也只能解决失明的问题，对解决妈现有的病状毫无意义。她合同医院的外科主任更是说，手术只会加重脑萎缩的症状。
我想他们的意思是，对一个年过八旬的老人来说，好死不如赖活着，何必冒这个风险？医生们又何必为一个已经没有多少时日可留的老人大动干戈，如果手术失败，甚至还得搭上自己的声誉。
难得陈教授如此直言。
这期间，什么时候听到、想到手术中可能遇到的意外，随时就去找陈教授咨询。在陈教授的启发、开导、帮助下，直到我这个脑子再想不出什么疑问，才对甲大夫说，我考虑手术。
事实上，对于命运，人如何能考虑周全？人，更不要说我，要是能考虑周全，妈就不会没命了。
决定手术以后，我又开始陪床。我不敢想、又不得不想，也许这就是我和妈最后相聚的时日了。妈入院后每晚差不多要上五六次厕所，而我一旦醒了就难以入睡，各种各样的烦忧立刻又会在我的脑子里频率极快地跳进跳出，所以体力消耗很大，有些晚上不得不让小阿姨来顶替我。
九月十七号，星期二。
吃过晚饭，将近七点钟的样子，妈突然对我说：“咱们俩坐一会。”
和妈相依为命五十多年，不论情况多么险恶，妈从没有对我这样说过：“咱们俩坐一会。”
我做出什么异样感觉也没有的样子，把沙发拉到她坐着的太师椅前，靠着她的膝前坐下。我握着她的手，先声夺人地想些使她开心的话题。
“唐棣说她明年结婚，请咱们去参加她的婚礼。我要给您做一套缎子服，上身是中式短袄，下身是到脚腕的长裙……
为了满足妈四世同堂的愿望，本不想结婚的唐棣决定一九九二年为姥姥结婚了。
虽然我们常常与她的意见相左，但真到决定大事的时候，基本上还是以她高兴或不高兴为原则，如果她不高兴的事我们勉强做了，总觉得是个缺陷，即使我们得到快乐和幸福，也觉得不完满。
这是妈期待已久的消息，要照过去，妈一定会问长问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