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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的恭维话
正当大家都为从司马迁流传下来的理论有那么多的共鸣而欢欣鼓舞时，钱钟书却发现，唐代的文学大家韩愈竟然和司马迁没有说到一块去。韩愈在他的文章里宣称“大凡物者不得其平则鸣”，像庄周、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等都是“善鸣”的人。通常大家都认为，不平则鸣和发愤著书是一回事儿，唐代以后，一直到现在，我们学到的知识大都是说两个观点是一脉相传的。然而钱钟书却认为两者并不相等。韩愈的“不平”不仅是发牢骚，还包括欢乐之情在内。为什么这样讲呢？钱钟书拿出儒家、道家、佛家的理论做解释，先秦以来的心理学一向认为人的天性本来是平静的，受到干扰不再能保持原来的平静于是就产生了“情”，性和情就像水波和水的关系，静时是水，动时是水波；静时是性，动时是情，我们常说的“心血来潮”恰好符合了佛家和道家把人情形容为水因风起浪的比喻。不仅是悲愤之情可以让心情失去平静，欢乐之情也有同样的效果。所以，韩愈的“不平则鸣”比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多了一层意思，又回到司马迁时代以前的哀乐之心都可以作诗的说法了。
但韩愈的理解又超越了前人，对“诗可以怨”做了更明白的规定。他在一篇文章里恭维两个大官僚，说他们的诗写得都和穷书生一样好了。对这句恭维话钱钟书格外欣赏，认为说得世故而不太势利，比较聪明又挺有分寸。既抬举了大官僚，也抬高了穷书生，因为话里面蕴涵了韩愈对诗歌创作的理解，即“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眇，欢愉之词难工，而愁苦之词易好”。没有宛转低徊的情思，诗歌就显得寡淡无味。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一个明末的孤忠臣子张煌言和一个清初的文学侍从陈兆仑都试着回答过这个问题。答案是欢愉的情感容易发散，思想不能深入，所以让人一览无余，愁苦之情沉着，辗转回环，所以意味深长。钱钟书用我们的口头语做例子，高兴时，我们说“快活的骨头都轻了”，难过时则说“心上有了块石头”，这说明快乐的特征是发散轻扬，忧伤的特征是凝聚滞重。韩愈高出前人之处就在于他不仅把话说得全面，而且有重点。快乐和忧伤都能做出诗来，但最好的诗更青睐愁苦的人。
钱先生用机智幽默的语言理清了“诗可以怨”传统的发展变化，这倒是没什么，因为这些是文学史的史实，以前的人也这么说。他的过人之处在于，他指出诗歌中可以说假话，但是要有个界限。司马迁个人痛苦遭遇唤起了后人的无限同情。而且个人的不幸的确可以让人写出韵味深长的诗歌，俗话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所以后世诗人都极力表白自己的愁苦。但也不能过分。比如前面举过的李廷彦的例子，他写了一首很长的诗歌，献给他的上司。其中有一句，“舍弟江南没，家兄塞北亡”。兄弟都死光了，结果上司非常感动，深表同情。他却说，并没有这回事，只是为了对衬。结果这个笑话就传开了。钱先生认为，写感情可以有意地说严重点儿，但是无事生非就徒增笑柄了。
诗歌情境与人生情怀
优秀的诗歌善于创造情境。情境就是情景交融、物我合一的诗歌境界。情境既是一种艺术化的人生境界，又是一种以人生体验创造出来的艺术空间。在人生与艺术的契合点上的，就是一个“情”字。从“情”字着手进行创作，能使自然风景都获得人的性灵，写出动人的诗篇；从“情”字入手进行鉴赏，能发掘出诗歌中的人生情怀，体味贯通千百年的诗心人心。下文中将对“送别”情境和“山水”情境进行分析，从一首首简短的小诗中层层剥露出蕴涵的人间深情。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文学描写中常用的一种修辞手法叫做“移情”，就是把人的情感转移到景物身上，自然好像成了人的知心好友，一起哭泣，一起欢笑。“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是《诗经》留给我们的又一千古绝唱。这首诗写一个游子离家和归家时的感受。柔柔的柳枝随风飘荡，好像要牵住游子的衣襟，让他放慢离别的脚步，“依依”二字虽然形容的是杨柳，却让人感觉到游子愁肠百转的心情，充满了对故乡的眷恋。情和景、物和人在诗中已经不分彼此了。
用杨柳描绘别情的手法经常被以后的诗人模仿。但钱钟书指出，同样是移情，也有高妙和笨拙之分。比如曾有人写过一句“远树依依如送客”，钱钟书以为这里的“依依”远不如《诗经》里用得好，因为一个“如”字生硬地把人和景隔开，人工雕琢的色彩太浓；而在《诗经》中，游子的心绪就是柳枝，柳枝就是游子，人情物态糅合为一，诗内诗外溢满离情，更能牵动人的情思。而李商隐的《赠柳》诗里的“堤远意相随”显然比上句高出一筹。连绵的堤岸站满垂杨，远远看去，只有行人越来越小的身影和背后跟随的青青柳色。有人评价说，这句话写出了柳树的魂魄。因为它和《诗经》里的“杨柳依依”都充分领会并利用了柳的动态和人情的关系，用“情”统帅一切，不再区分什么人和景物了。对李商隐的诗，钱钟书仍有不满意的地方，说句中用了一个“意”字，就显出人为修饰的痕迹，还是不如《诗经》，能把杨柳形态写得真切自然。看来，钱先生追求的是一种“化”的境界，用个形象的比喻，就像糖融于水，不必分出哪是糖，哪是纯净的水，只要能尝到甜味就足够了。钱钟书把第一句话“远树依依如送客”称为“偷语”，因为作者的情感虚假，没有借到前人的精神，只借到词句的皮毛，而李商隐的诗句“堤远意相随”就可以称为创造，因为他用体会至深的离情、用前人的诗境，语句自然得好像从自己胸中流淌出来。
不忍归去的送别者
古人说：“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离别无论对送别者和离去者都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但钱钟书认为送别者更有一份难言的苦衷，并通过诗文情境加以证明。他说，游子一路上奔波辛劳，还要料理旅途中的很多事情，人生地不熟，麻烦事儿接二连三，但是，也会不断碰到一些新鲜见闻，可以缓解郁闷。所以，就离别的相思之苦来说，游子其实比不上留在家中的人，思妇怀念远行人的情感总比旅人想家的情感更真挚一些。看着那渐行渐远的身影，送别者“惆怅独归”，凄凉孤寂的感受更甚于独自远行的人。所以古人有诗说：“黄鹄送黄鹄，中道言别离。送君不惮远，愁见独归时”，“送公千里终需别，剩我孤舟独自归”，“两点船灯看渐远，暮江惆怅独归时”，又说：“送行不知远，可忍独归时”。钱钟书解释，“可忍”其实就是“不可忍”，是游子还有新的生活在前方等待着，留下的人却要面对往事在身边每一件事物上烙下的印记，想想回去后物是人非，孑然独归的心情实在无法忍受。难怪一位法国诗人说，离别的惆怅之情是专门为留下的人准备的。拜伦＇9＇在写给他的情人的信里说，世界上一切如故，惟一不同的是我仍留在这里而你已经离去了。行行生别离，去者不如留者更伤神啊！钱钟书继续解释道，生离已经如此痛苦，死别更让人无法忍受。死去的人在冥冥中毫无知觉了，活着的人却要继续体会撕心裂肺的悲痛滋味。由送别诗而推究人情到这种地步，钱钟书已经把诗歌的情境和人生的情境打通了。
且看他又是怎样剖析送别者的痴情的。宋代有个词人张先＇10＇，在《虞美人》中写道“一帆秋色共云遥；眼力不知人远，上江桥”，另一个宋代人写诗话时，把“知”字误写做了“如”字（诗话是关于诗歌的杂著，其中包括对诗人及其诗作的各种问题的论说）。钱钟书以为歪打正着，“如”字比“知”字更有味道。用“不知”，说明上桥已经无济于事，上了也是徒劳。“不如”则说明上桥时还怀着一线希望，希望亲人在自己的视野里能多停留片刻。前者用的是局外人的眼光或者事后才下的断言，潜台词是“白白的上了一回江桥”。后者却是即兴当场断言，好比送别者自言自语“还是上江桥看一眼吧，这样我才能甘心啊”。前者直白，后者含蓄，将送别者的心情揣摩得惟妙惟肖。还有一些类似的例子，需要根据整体意思具体分析。比如辛弃疾的词《鹧鸪天》“情知已被山遮断，频倚栏杆不自由”，钱钟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