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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讲文学-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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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认为,为文与为人是不一致的。忠厚老实的人写出来的文章可能会浪漫豪放,甚至尖利刻薄。文章写得超凡脱俗,现实生活中却可能急功近利,趋炎附势。做人需要谨慎持重,做文章则要放荡。此处的放荡不是品行不端之意,而是指写文章要掌握委婉多变的手法。若作文一律提倡忠厚平和,写出的文章则会平淡无味。立身与文章有相通之处但又不尽相同,两者若即若离。所以,首先不能把作品看成作者的身世自道,以文章判断作者的德行善恶,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其次,不能把作品的虚构想像和作者的亲身经历混为一谈。

人有时会言行不符,真正了解一个人要从各方面验证观察。但在文字中宣泄和在生活中周旋的人虽然会表里不一,却是“真我”的两个层面,观点虽有差异,文章风格却无法摆脱真实性情的流露,这又是文如其人的一面。对文如其人要有辩证的态度。我们不能用作品判断作者的为人,却可以从中看出作者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自诩是什么样的人。

做人须有道德,作文要有文德。钱钟书对历代的“文德”进行辨析,提出自己的文德观。那就是本着探求真理的精神、严谨科学的态度作文,喜闻过,不向世俗妥协,保持追求真理的勇气。





立身与文章


立身之道,与文章异。做人处世要谨慎老实,文章却应当写得富有机心,委婉多变。刻薄人善做文章。因为文艺标准和道德标准不同,文艺创作离不开虚构,所以总是企图把作品和作者为人相印证的“诗史”'1'传统值得怀疑。鉴赏文学艺术时,要意识到它们独有的标准。



曹丕《典论·论文》云:“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既然文章关系到国家的盛衰兴亡,写作者就应努力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这本是无可厚非的观点。但是,为文与为人常常不一致,而且,立身处世与立意作文遵循着不同的准则。

古人曾说:“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慎,文章且须放荡。”钱钟书解释道:“端人不妨做浪子或豪士语。”即是说,端正忠厚的老实人,写起文章来可以很浪漫很豪放。反之,也有“冰雪文出于热中躁进者”的情况,即是说,文章写得超尘绝世,生活中却可能是急功近利的名利之徒。文章写得高妙,道德却可能极其低劣。钱钟书举隋炀帝的例子,隋炀帝的诏书诗文写得古雅博奥,颇有尧舜之风;但是他作恶多端,几乎可以和桀纣“媲美”。这种差别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从中引出作文和做人的不同准则。

钱钟书认为“刻薄人善做文章”。为什么会这么说呢?难道老实的人就写不出文章了吗?他在《管锥编》里引用了《说郛》中的一段话:“盖默写物态,考核事情,几于文致、博会、操切者所为,非精密者不能到;使和缓、长厚、多可为之,则平凡矣。”事态人情委曲多变,心思细密的人才能体会到其中的微妙之处,写文章时才能从细微处着笔,阐发幽微,把其中隐藏的道理一一点拨,用委婉的笔触引人入胜,让读者就好像走进了花园里弯曲的小路,每走几步便能看到一处意想不到的风景,总有惊喜的发现在前面等着。《红楼梦》里的林黛玉为人尖酸刻薄,可是诗情才思却在众人之上。刻薄人对现实常多不满,以挑剔的眼光看待事物,往往精密深刻,会有许多新异之见。性情和缓长厚的人通常容易适应生活,却很少能从平凡中发现惊奇新鲜的感觉,写出的文章容易流于平庸。所以,做人要谨慎持重,作文则要刻薄。钱先生本人就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他的著作嬉笑怒骂,放达洒脱,汪洋恣肆,文中处处潜藏着机心;而他的为人却是那样与世无争,有种令人难以企及的脱俗之风。

为什么为人和为文会出现如此差异呢?钱钟书拈出18世纪的一名法国妇女说过的一句妙语:“我的行为中有悖于道德的方面,用言论来补偿”。对于那些文章和道德分离的人来说,这句话道出了他们的典型心理。文艺理论名著《文心雕龙》'2'其实早就谈到过这个问题,书中说,人的言论和想法往往相反,文章怎能用做考察别人想法的凭证呢?“诗言志”的传统于是被戳了个大窟窿。钱钟书又把这种观点引申一步,指出了修辞文章中的为人之道和人生处世中的为人之道的差异。他说,作文与做人,相通但不相同,两者若即若离,彼此倚伏。人与人不同,文与文不同。即使同一个人所写的文章,也因时因地而异;同时同地所做的文章,也因文体的不同而不同;如果文体相同,主题的不同还是会带来差异。看到精心构思的文章,就武断地以为是作者在自陈身世,真假不辨,而不考虑到文学本身和作文情境的种种差异,就像“痴人闻梦,死句参禅”一样。钱先生谈到了唐朝著名诗人李商隐,李商隐写过许多脍炙人口的爱情诗歌,但他自己声称,虽然诗文常涉及到“南国妖姬,丛台名妓”,自己的为人实际上却与风流无涉。

上面这些议论除了说明作文和做人的不同外,还表现出钱先生对中国传统的“诗史”说法的不满。中国的诗歌历来有比兴传统,用香草美人比喻明君贤臣,用爱情的失意苦闷比喻不为君王赏识,仕途不顺。所以,后人解读李商隐的诗都本着这一宗旨,读诗倒像猜哑谜,像解释隐语。钱先生说,因为这种诗史的成见,诗歌成了历史和政治的附庸,本来是发自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的情感咏叹,全都按整齐划一的“美刺”'3'标准加以衡量、演绎,颇有一批人善做这种捕风捉影的工作,但真正深思明辨的人无法赞同。

钱先生的这两个观点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诗歌理论的弊端。千百年来,将艺术标准和道德标准混淆,将作文和做人混淆的批评标准,以及香草美人的诗史成见根深蒂固,以至于作者自己也以为其作品乃自报家门,或者认为诗文必须要自道身世,或者希望别人看了自己的文章也会赞赏自己的为人,而“虚构”这一文艺创作的基本手法反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这样,钱先生也就指出了文艺批评的两个要点:一是不能只根据作品或者作者自己的话来断真假是非,必须由“行间字外”求得真相;二是要理解虚构想像是文学作品和非文学区分的界限,这虽然是老生常谈,很多读者和研究家却常常在这个问题上误入歧途,经常闹出穿凿附会的笑话。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这就是艺术的真实。钱先生认为经验对作品固然重要,而艺术境界的创造又不全依赖经验。宋玉'4'没见过巫山神女而能作《神女赋》,不亲自经历而创造出栩栩如生的境界,才是大家区别于中下之流的地方。如果一定要作家对自己写的事情亲自经历,那么《水浒传》的作者一定得是绿林大盗,《西游记》的作者不是神仙就是妖怪了。杨绛先生也说过:“创作的一个重要成分是想像,经验好比黑暗里点上的火,想像是这个火发出的光。没有火就没有光,但光照所及,远远超过火点的大小。”

从作文与做人的不同引申到文学批评应当尊重文学自身的规律,给想像留下充分的空间,钱钟书一步步深入到文学的内部规律中。这种就事论事,坚持文艺自身独立性的态度在现实生活里有更加重要的意义。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大兴文字狱,从秦汉之后乃至文化大革命,被无辜牵连的人不计其数,给人们留下了惨痛的记忆。钱先生尖锐地指出,或者把文章当做罪犯招供的罪状,拿来定案用;或者把文章视做间谍秘密联络的信号,钩沉索引,都不是对待文学的正确态度。前者把文章看做真言实事,后者把文章看做对实事的含沙射影,历史上的冤案多源于此。其实,对文学作品的虚构之言,只要抱着“姑妄听之”的态度就可以了。

虽然作文关系到社会教化,文章应有补于人心世道,但这也许更多是一种善良的愿望。客观地讲,艺术和人生,作文和做人有不同的标准,两者相通相异,进行判断时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做人讲诚信,要真实;作文宜虚构,充分发挥想像。掌握了这关键的一点,才能排除道德说教,更好地体会文学的魅力,并使文学评论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





驳“文如其人”


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文章呈现出来的作者和真实的作者未必一致,有时甚至恰好相反。但文章中的自己和现实中的自己又的确都是真实的自己,它表明了人的两面性、复杂性。“文如其人”又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文字的格调、境界总是作者的气质、性情的自然流露。能分辨出文和人各有其真,也就大体把握了人的真伪和文的真伪。



西汉文学家扬雄'5'说,书为心画,言为心声,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文字书法是用心画出的图画,言语文章是心的声音,一个人的言辞文字足以表达他的真实心情,判断他的善恶。后人反驳说:“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文章写得纯正古雅,不见得本人就是正人君子,文章写得绮艳华丽,也不证明作者一定是轻浮之人。钱钟书十分赞同后一种观点,并且驳斥了几乎被世人下为定论的“文如其人”的观念,对文和人的关系做出了科学的解释。

钱钟书指出文章未必和作者一致,历史上大量存在的事实可做证明。钱钟书首先就以扬雄为证,指出他的话和文章中自相矛盾的地方。心声心画说出自扬雄的《法言》,事实上,这篇文章并不是作者独出心裁的作品,而是对孔子《论语》的模仿,好比声音的回响,图画的蓝本。尽管扬雄嘲笑别人模仿孔子为披着虎皮的羊,却忘了自己也是这群虚伪的羊中的一只。

如果我们对历史人物有更多的了解,就会发现“心声失真”不仅并非偶然,而且和一个人的品行善恶无关,它只是和人的天性相连的现象。魏晋时代“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6'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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