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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西欧的生物群落是具有抵抗力的。它的内部运行秩序强健而富有韧性，而且抗压能力很强。至今为止，不论改变有多么猛烈，那里的金字塔都能调节出某种新的妥善方式，从而使西欧适合人类及当地的其他大部分动植物生存。
另一个例子是日本，那里的生态秩序似乎也没有因为激烈的转变而瓦解。
其他文明地区大都呈现出能量结构瓦解的情况，具体表现为从早期征兆到后期的恶性耗损的各种情况，一些几乎未受文明影响的地区也是如此。小亚细亚和北非的情况因气候变化而显得紊乱，气候变化可能是能量结构耗损的原因，也可能是结果。在美国，各地区的结构瓦解程度都不同，最严重的是西南部、奥扎克山脉和南部的部分地区，新英格兰和西北部地区最轻微。在情况不太严重的地区，如果对土地进行合理使用的话，是可以抑制能量结构瓦解的。在墨西哥、南美洲、南非和澳大利亚的一些地方，激烈迅猛的能量损耗正在展开，但我无法预料其前景。
这种几乎遍及世界的土地生态机能紊乱状况与动物肌体患病类似，只不过前者不会像动物那样将彻底解体或死亡作为终结。土地可以自我恢复，然而土地机能的复杂性会减弱，它对人和动植物的承载能力也会降低。许多目前被视为“具有蓬勃生机”的生物区，比如南美洲的大部分地区，实际上已经是在依靠剥削性的农业来生存了，或者说，那里的土地承载量已经超过了极限。
在干旱地区，我们试图通过垦荒来抵消土地能量耗损的过程。但明显，垦荒工程的预期寿命往往不会很长。在美国西部，最长的垦荒过程可能也维持不了百年。
历史演变和生态学数据似乎可以共同支持一个普遍性的推论：人类对自然改变的程度越是低，金字塔结构的重新调整就越有可能成功。人口密度不同，改造活动的强烈程度也就不同。越是人口稠密的地区，改造活动就越猛烈。因此，如果北美能设法限制人口密度，就应该比欧洲更易于维系金字塔能量结构的稳定。
这一推论与我们的现行观点背道而驰。最常见的观点认为，人口密度小幅提高，就会让人类生活更加丰富，因此人口密度的无限提高会使人类生活变得无限丰富。生态学认为，人口密度和人类生活的正比关系是有限的，人口密度提高的所有收益都受到报酬递减律的制约。
不论人类和土地的关系方程式是什么，我们目前都还无法知道与方程式有关的所有参数。最近在矿物质和维生素方面的发现，揭示了在能量自下而上的循环中存在一些人们预想之外的依赖关系：一些极其微量的物质决定了土壤对于植物以及植物对于动物的价值。那么自上而下的循环呢？那些正在消失的物种，被我们视为美学享受而加以保护的物种呢？它们曾帮助培育了土壤，对土壤的维持又有哪些我们想不到的不可缺少的作用呢？韦弗教授建议我们利用草原野花，去重建干旱尘暴区遭到破坏的土地。但有谁会知道将来有一天，我们会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来利用鹤、秃鹫、水獭和灰熊呢？
土地的健康和有关分歧
因此，土地伦理反映出的是生态意识，而生态意识则反映出一种承担个人责任保护土地健康的信念。土地的健康指土地自我更新恢复的能力，自然资源保护则是我们对它的认知理解以及为保护它所做出的努力。
众所周知，资源保护主义者之间存在着意见分歧。从表面上看，这让人困惑，但在仔细观察后就会发现，在许多专门领域中都存在着对同一问题的分歧。我们将分歧分为A组与B组。A组的人认为土地就是土壤，其功用就是生产商品；B组的人认为土地是生物体系，有更广泛的功用，但是广泛到什么程度，没人能说得清楚。
我自己的研究领域是林业，其中A组的人认为种树就要像种卷心菜一样，因为木纤维是林业的基本产品。他们并不反对对自然的掠夺式的改造，他们对土地的改造意识是种植式的。B组的人则认为，林业和农业具有根本差异，因为林业利用的是自然物种，是管理这个自然环境而非人工创造环境。B组的人原则上倾向于自然地再生产，由于生物和经济两方面的原因，他们既担心栗树等物种的消失，也担心北美乔松可能灭绝。让他们担忧的还有所有次生林的功能，包括野生动植物、休闲娱乐、湿地、荒野地区。我个人认为，B组已有了生态意识。
在野生动物保护的领域里也有类似分歧。A组的人认为，动物的基本功能是为人们提供娱乐和肉食，评价标准是雉鸡和鳟鱼的捕获数量。如果单位成本允许，人工繁殖就是目前乃至永久的可行手段。而B组的人则担心生物体系中的所有附加值问题：那就是在生产猎物时，食肉动物方面会付出什么代价？我们是否应该依靠外来的物种？山林管理怎样才能恢复日趋减少的物种群，例如几乎没有希望再捕到的草原榛鸡？如何保护生存受到威胁的禽类，例如濒临消亡的黑嘴天鹅和美洲鹤？管理办法能否扩大到野花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与林业的情况一样，野生动物的领域中也同样存在着两种分歧。
在范围更广的农业领域，我没有发言权，但在这个领域里似乎也存在类似的分歧。在生态学诞生之前，科学耕作就已开始发展，因此可以预见，生态学观念深入人心大概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此外，由于农业技术的生产特性，农场主改造生物体系的活动必然比林业人员或野生动植物管理者要更彻底。不过农业界也存在对现状的不满，这些不满似乎会带来“生态耕作”的新的农业发展理念。
在这些现象中最重要的或许是一种新证据的出现：农作物的产量并非衡量农产品营养价值的标准，肥沃土壤上的产品在质量和数量上可能更优良。在耗尽肥力的土壤中，我们可以通过施肥来增加农产量，但是不一定能增加作物的营养价值。这种观念可能会引来诸多质疑，因此我把解释工作留给更有能力说明的人。
不满农业现状的人竭力推崇“有机耕作”，虽然存在对有机产品的盲目崇拜，但是他们强调土壤对动植物群的重要意义，在理念上是符合生态学的。
和土地利用的其他领域一样，人们对农业的生态基础了解少之又少。就连受过教育的人也几乎不知道，在过去几十年里，技术上所取得的惊人进步仅仅是在改善抽水设备上的成就，而不是在保护水源生态方面。这些技术仅能勉强抵消每一英亩土壤中肥力的下降。
在上述所有分歧中，我们可以看到若干对基本矛盾反复出现：作为征服者的人类与作为生物群的人类；用来磨砺人类武器的科学与用来探索宇宙的科学；以及作为奴仆的土地与作为有机整体的土地。在这个时候，罗宾孙＇3＇对特里斯特拉姆的告诫恰好适用于地质时期的物种之一——智人的身上：
不论愿意与否，你都是君王，
因为你，特里斯特拉姆，
是经过时间考验的少数人之一，
这些人离去前都将改变世界的模样。
想想你会给世界留下什么。
展望
我在此坦言，如果没有对土地的热爱、敬畏和赞赏，或者不能高度重视土地的价值，那么人和土地间的伦理关系就不可能存在。当然，我所说的价值远比单纯的经济价值更广，我指的是哲学意义上的价值。
或许阻碍土地伦理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我们当下的教育和经济体系与提高土地意识南辕北辙。许多媒介和无数的物质设备使现代人与土地分离，不再有生死相依的关系。在现代人看来，土地是城市之间生长着农作物的地方。假使在没有高尔夫球场或风景区的土地上自由生活一天，他们都有可能觉得无聊透顶。如果农作物可以在液体中而非土地中栽培出来，他们会觉得妙不可言。对他们来说，人造的仿制品完全可以替代木材、真皮、羊毛和其他天然的土地产物。总之，他们认为土地已经不再重要、可有可无了。
土地伦理遇到的另一个问题几乎同样难以解决，那就是农场主的态度。因为农场主仍把土地视为敌人或奴役他们的工头。从理论上讲，农业机械化应该起到减轻农民负担的作用，但是事实如何还有待研究。
要想从生态学的角度认识土地，首要条件就是懂得生态学，但生态学却无法和教育同行。实际上，高等教育似乎往往有意回避生态的概念。当然，关于生态学的知识不一定都出自生态学的课程本身，也可能来自地理学、植物学、农学、历史或经济学等，事情也本该如此。然而不论是什么名称的课程，涉及生态学知识的内容都十分有限。
若是没有那些敢于挑战“现代化”潮流的少数人士的积极努力，弘扬土地伦理的道德思想似乎毫无希望。
如果要让土地伦理规范快速顺利地发展，关键的一点就是，不能单纯地把土地使用视为经济问题。除了从经济使用性角度来考虑外，还要从伦理和美学的正确性角度来考虑所有的问题。土地开发如果有助于维护生物群的完整、稳定和美感，就是正确的，否则就是错误的。
不言而喻，我们可以为土地做什么和不可以做什么，受到经济利益可行性的限制。过去如此，将来也如此。但认为经济决定一切土地的使用显然是错误的。对这长期制约我们的谬误我们必须摒弃。大多数人对土地的行为和态度，以及和土地的全部关系，都取决于土地使用者的品位和喜好，而与其钱包无关。大多数土地关系都取决于投入的时间、远见、技能和信心，而不是金钱的投资。从土地使用者对待土地的观念，便能判断他的为人。
我力图把土地伦理描述成社会进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