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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误会我,鲍勃。我还从没要哪个作家为我写过一个字而不付钱的。你为我写作,你会得到你应得的报酬。当然,这场游戏目前这个阶段,还不会有大笔的钱,但你还是会得到报酬。够公平吧?来,我给你再添满。”
这是他的建议:他从这些卡片里给我思路;我把它变成伯尼·西维尔以第一人称写的短篇小说,长度大概一两千字,他保证立即付款。如果他喜欢我写的东西,将会给我更多东西写——如果我能应付得过来,就一周一篇——除了每篇故事付的钱之外,当然,这些故事还会带来其他收入,我完全可以期望获得相当大比例的分成。他神秘兮兮地看着我,提到他推广这些短篇小说的计划,虽然他极力暗示《读者文摘》可能对此感兴趣,但他还是坦白承认目前还没有与哪家出版商联系过最终将这些短篇小说汇集成书的事宜,但他说他可以向我提几个名字,保管我听后眼珠子都会掉出来。比如说,我有没有听说过曼尼·威德曼?
“哦,也许,”他说,大笑起来,“也许说威德·曼莱你会更知道些。”这是个红得发紫的电影明星,在三四十年代他就像今天科克·道格拉斯、伯特·兰开斯特这样出名。威德·曼莱是伯尼在布朗克斯区的小学同学。他们有共同的朋友,所以到现在关系一直还很密切,有件事也让他们友谊常青,那便是曼莱再三说过想要将纽约出租车司机,这个粗鲁可爱的伯尼·西维尔多姿多彩的生活搬上荧幕或拍成电视连续剧,由他来演伯尼·西维尔。“现在,我还要告诉你另一个名字,”他说。这次他说那个名字时特意斜眼瞧着我,仿佛可以用我知不知道这个名字来衡量我的综合教育水平。“亚历山大·科罗夫博士。”
幸运的是,我还不是一脸茫然。准确地说,这名字虽不是如雷贯耳,但还不至于藉藉无名。这是《纽约时报》上经常出现的名字,成千上万的人对他们依稀有点印象,因为多年来我们经常在《纽约时报》上看到这种名字被体面地提及。噢,这名字可能没有“莱昂内尔·特里林(注:(Lionel Trilling,1905-1975),犹太美国人,文学批评家、作家、教师。)”或“莱因霍尔德·尼布尔(注:(Reinhold Niebuhr,1892—1971)是本世纪美国最有影响的基督教神学家。)”那样的影响力,但基本在同一水平线上;你可能将它与“亨丁顿·哈特福(注:(Huntington Hartford,美国金融家,也是艺术赞助商。)”或“莱斯里?R?格罗夫斯(注:莱斯里?R?格罗夫斯(Leslie R。Groves。):美国陆军中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美国制造首批原子弹计划(即曼哈顿计划)的总负责人,美国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的主要策划者之一。)”归为一类,比“纽博尔德·莫里斯(注:(Newbold Morris,19021966),美国政治家、律师、纽约市议会议长,曾两次被提名为纽约市市长竞选人。)”的知名度稍高一两个档次。
“你说的那人,”我说。“是研究那什么儿童压力的人吗?”
伯尼朝我神圣地点点头,原谅了我的粗鄙,再次正确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我是说亚历山大·科罗夫博士,杰出的儿童心理学家。”
你看,早在科罗夫博士成名前,他曾是布朗克斯区一所小学的老师,正是两个最顽皮、可爱的淘气包伯尼·西维尔和那个电影明星曼莱·什么的老师。他一直温和地关注着这两个年轻人,如果能凭在出版界的影响促成他们的计划,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他开心呢。看起来,他们三人已是万事俱备,现在缺的是最终要素,最捉摸不定的催化剂,执行这项工作的最佳作家。
“鲍勃,”伯尼说,“跟你说实话吧。我找了一个又一个的作家来写,他们都不合适。有时候,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判断了;我把他们写的东西拿给科罗夫博士看,他摇头,说,‘伯尼,再试试。’”
“你看,鲍勃,”他坐在椅子上,热切地倾身向前。“这不是什么一时兴起的想法;我不会欺骗谁。这种事是一种建筑活动。曼莱、科罗夫博士和我自己——我们在建造这东西。噢,别担心,鲍勃,我知道——什么,我看上去有那么傻吗?——我知道他们建筑的方式和我的不一样。不过,凭什么他们就该和我的一样呢?一个电影明星?一个知名学者和作家?你以为他们没有自己的可建之物吗?你以为他们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做吗?当然有。但是鲍勃,说实话,他们有兴趣。我可以给你看他们的信,我可以告诉你他们好多次带着妻子坐在这间屋子里,我可以告诉你曼莱有多少次一个人在这里。我们连续几小时讨论不休。他们都很感兴趣,这你不用担心。所以你明白我跟你说的了吗,鲍勃?说实话,这事是一种建筑活动。”他开始比划着建筑的手势,两手从地毯开始,把一块块看不见的木板垒在那里,直到把它们砌成一座他的名利之楼,我们的金钱和自由之楼,高到齐眉。
我说听上去当然不错,但如果他不介意,我更想知道每个故事马上能付多少钱。
“现在我要告诉你这个答案,”他说。他又去壁橱那里——像书桌的某部分——从纸堆里清拣出一张个人支票。“我不仅要告诉你,”他说。“还要给你看。够公平吧?这是我给上个作家的。拿着,看看吧。”
这是张作废的支票,上面写着伯纳德·西维尔见票即付给某人金额二十五美元整。“读一下!”他坚持道,仿佛那张支票本身就是一篇不同凡响的散文作品。他看着我把支票翻过来,看着反面那个人的背书,这是在伯尼自己那模糊不清的签名下的某个签名,这是关于提前支付全部金额的,还有银行的橡皮图章。“你看还行吗?”他问道。“就这么说定了。现在清楚了吗?”
我想一切都很清楚了,所以我把支票还给他,问他是不是现在可以给我看看那些卡片了,不论怎样,我们最好马上开始。
“等一下,等一下!先别忙。”他的脸笑开了花。“你真是急性子,你知道吗?鲍勃?我是说我喜欢你这样的,但你不觉得我该对走到我这里来向我要支票,自称作家的人有点了解吗?不错,我知道你是个新闻人,但我知道你是作家吗?为什么不把你膝盖上的东西给我看看呢?”
这是个淡黄色牛皮纸信封,里面装着复印的两个短篇小说,这是我这一生中写过的唯一拿得出手的两个短篇。
“啊,”我说。“没问题。给。当然这与你说的那种——风格完全不同。”
“不要紧,不要紧。它们当然会不同,”他说,打开信封。“你放松点,我来看看。”
“我的意思是,它们是那种非常——嗯,文学性的,我想该这么说。我觉得它们不能让你真正了解我的——”
“我说了,别紧张。”
他从运动衫的口袋里取出无边眼镜,身子往后靠着费力地戴上眼镜,皱着眉头,开始看起来,用了很长时间才看完第一篇小说的第一页。我看着他,心想这可能是我文学生涯的最低谷了。一个出租车司机,天啊!终于第一页翻了过去,接着第二页却很快翻了过去,明显看得出跳过去了。接着,第三页、第四页——一共有十二或十四页的小说——我紧紧握着温暖的空姜汁汽水杯,仿佛做好准备随时缩回手,将杯子狠狠砸向他的脑袋。
开始看时,他微微点头,不太坚定,越往后看,点头越来越肯定,这样直看到最后。看完后,他满脸迷惑,又回过头再看最后一页;然后他放下这篇,拿起第二篇——没有读下去,只是检查一下长度。显然他一个晚上看这么多足够了。最后他取下眼镜,满脸堆笑。
“嗯,很好,”他说。“我不再花时间看那篇了,第一篇就很好。当然,自然,正像你说的,你带来的东西风格完全不同,对我而言有点难——你知道——”他挥挥手,挥去了这个复杂句子的其余部分。“我跟你说,鲍勃。不光是读这些小说,我还要问你几个关于写作的问题。例如。”他闭上眼睛,指尖优雅地碰了碰上眼皮,陷入思考,也许为了加重他下一句话的份量,假装在思考。“例如,让我问问你:假设有人给你写信,说,‘鲍勃,我今天没时间给你写短信,所以我还是给你写封长信算了。’你知道他们这是什么意思吗?”
别担心,这个晚上我发挥得好极了。我可不想不做努力就让这二十五美元从我手中溜走;无论我的答案是多么严肃的胡说八道,毫无疑问在他脑海里留下了这样的印象:这位来应聘的作家知道文章浓缩的困难与价值。不管怎样,他看上去很满意。
“好。现在我们换个角度。我刚才提到了‘建筑’;嗯,你看,你知道写小说也是建造什么吗?就像建座房子?”他很满意自己创造的这个比喻,甚至等不及接受我奖励给他的认真的点头赞许。“我是说一栋房子得有屋顶,但如果你先建屋顶就麻烦了,是不是?在你建屋顶前,你得砌好墙。在你砌墙前,你得打好地基——我的意思是从头至尾。在你打好地基前,你还得用推土机平整土地,在正确的地点挖合适的坑。对不对?”
我完全同意他的说法,可他还是忽视了我全神贯注的、谄媚的凝视。他用手背蹭了蹭鼻梁;然后又洋洋得意地转向我。
“那好,假设你为自己建造一座那样的房子。那会怎样?当房子建好后,你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会是什么?”
我看得出他才不在乎我含糊不清的声音说没说出这个问题。他知道问题是什么,他迫不及待要告诉我。
“窗户在哪里?”他摊开双手,迫切地问。“就是这个问题。光线从哪里进来?因为你明白我说的光线从哪里进来是什么意思,对吗,鲍勃?我是说小说的观点;文中蕴含的真理;还有——”
“启示之类的,”我说,他用力地、快乐地弹了个响指,停止了对第三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