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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则不会有丝毫羞愧，单纯的笑容里也不会有一丝变化，他会说，“只是为了照张相而已。”
更糟的是：我知道头戴宽檐帽的号手会转过身，照片里精神抖擞的形象会慢慢松垮下来，从小号口上扭过脸去，那无声的，没有才华的两片嘴唇从来屁都吹不出一个，我知道它会装作没看见我。所以我没有冒这个险。我只说，“再见，伯尼，”然后我就离开那该死的地方，回家了。
琼对这个消息的反应出奇地平和。我不是说她在这事上对我“很体贴”，如果是那样的话，在那晚那种心情下几乎能杀死我；我意思是主要是她对伯尼宽容得多。
贫穷、失落、勇敢的小男人，做着黄粱美梦——那种事。我能想象得出这些年他花了多少钱吗？有多少辛苦赚来的钱可怜就这样掉进了二流、三流甚至十流作家的无底洞里去了？他又多么幸运，用一张自己伪造的作废支票，终于钓到了个一流作家。多么感人，多么“甜蜜”啊，他说“我要直接付你现金”时，已经知道我与那些作家的差别了。
“好了，看在上帝份上，”我对她说，谢天谢地，总算有一次我比她想问题更实际。“看在上帝份上，你知道他为什么给我现金吗？你知道吗？因为他打算下个礼拜就把这个故事卖给该死的《读者文摘》，卖十五万美元，因为如果我有支票的复印件，就可以证明是我写的，他就有麻烦了，这就是为什么他直接付我现金。”
“你愿意打赌吗？”她看着我问道，既同情我又为我自豪的表情真是可爱而难忘。“你愿意打赌如果他把这篇小说卖给《读者文摘》或什么别的地方，他还会坚持付你一半吗？”
“是鲍勃·普林提斯吗？”三天后，电话里传来愉快的声音。“我是伯尼·西维尔。鲍勃，我刚从亚历山大·科罗夫博士家回来。我不想告诉你他跟都我说了什么，但我要告诉你，亚历山大·科罗夫博士认为你棒极了。”
无论我对此如何回答——“他真的这样说吗？”或者“你是说他真的喜欢那故事？”——都有点不好意思，也能够立即把琼吸引到我身边来，我现在还记得她一脸笑容，扯着我的衬衣袖子，好像在说，看吧——我跟你说什么来着？我只好把她推到一边，摇着手让她安静点，我好继续跟伯尼说话。
“他想把这篇小说给他在出版界的几个朋友看看，”伯尼说，“他还想让我再印一份寄给西海岸的曼莱。所以听着，鲍勃，我们一边等着看这篇小说能怎么样，同时我还想再给你几篇作业。或者等等——听着。”新想法让他的嗓音浑厚低沉。“听着，也许你自己写会更舒服。你愿不愿意那样做？你愿不愿意跳过这些卡片，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雨夜，曼哈顿上西区，两个混混钻进了伯尼的出租车。粗眼瞧上去，他们可能跟普通乘客没什么两样，但伯尼一下就看出来，因为“拿我来说，在曼哈顿的街道上开了二十二年出租车，多少有一手”。
当然，两人中一个是典型的惯犯，另一个是有点受惊的男孩，可以说“只是个小阿飞。”
“我不喜欢他们说话的方式，”伯尼通过我告诉他的读者，“我不喜欢他们给我的地址——曼哈顿最低级的夜总会——最糟糕的是，我不喜欢他们坐我的出租车。”
那么你知道他怎么做的吗？噢，别着急，他没有停车，没有绕过去，没有把他们从车后座拖出来，没有挨个朝他们胯下踢去——根本没有《载客中》里的胡说八道。首先，从他们的对话中看出他们并不是在逃亡；至少不是在今晚。今晚他们去那个下等小酒馆踩点（就是他们上车那里靠街角的小酒店）；明晚十一点才动手。不管怎样，当他们到那个夜总会时，惯犯给小阿飞一些钱，“给，伙计；你就坐这辆车回家，好好睡一觉。明天见。”就在那当口，伯尼知道他得行动了。
“那个小阿飞住在皇后区附近，这让我们有充足的时间谈话，所以我问他喜欢国家棒球联盟（注：National League，美国职业棒球组织之一，简称国联（NL），成立于1876年。）冠军队中的哪个球员。”从那时开始，伯尼运用代代相传的道理和完美沟通技巧，一直和那个男孩谈着健康、干净的生活，充满阳光、牛奶的话题，还没到皇后区大桥时，他已开始把那男孩从犯罪深渊里拖出来。他们在皇后大道上疾驰，好似一对热衷于警察体育联盟（注：Police Atheletic League，专为孩子们办的体育活动中心，其缩写为PAL，有好伙伴之意。）的人在喋喋不休，到达目的地时，伯尼的乘客已泪流满面了。
“我看到他付钱的时候，咽了几口唾沫”，这是我为伯尼加上的说话方式，“我能感觉到这孩子身上有什么变了。我对此抱有希望，不管怎样，也许只是个心愿罢了。我知道我为他做了所有我能做的。”回到市里，伯尼打电话给警察局，建议他们第二天晚上在那个小酒馆附近安排几个人。
千真万确，确实有人试图抢劫那家小酒店，只不过被两个可爱的好警察给挫败了。也是千真万确，只有一个混混被抓进监狱——就是那个惯犯。“我不知道那晚那个男孩去哪里了，”伯尼最后说，“但我情愿相信他在家里，躺在床上，喝着牛奶，读体育专栏。”
这里有屋顶，上面有烟囱；有窗户，光线照得进来；这又是一篇让亚历山大·科罗夫博士哈哈大笑的文章，又一篇可以向《读者文摘》投稿的文章；又一次机会的暗示：可以和西蒙舒斯特公司（注：Simon & Schuster，INC。1924年成立的一家大型出版机构。）签订出版合同，由威德·曼莱主演的三百万美元制作成本的电影。还有寄给我的又一个五美元。
一天，在五十九街与第三大道交汇处，一位虚弱的小个子老绅士坐在出租车里哭了起来，伯尼说，“先生，我能为您做什么吗？”接着我花了两页半纸写了我所能想象出来的最让人心碎、最不幸的故事。他是个鳏夫；唯一的女儿很久前就嫁了人并搬到密歇根州的弗林特去了；他过了二十二年的孤独痛苦生活，可他都勇敢地活过来了，因为他有一份他热爱的工作——在一家大型商业花房里照料天竺葵。可是这个上午，管理人员通知他，他必须走人：他太老了，不适合这种工作了。
“只在那时，”根据伯尼·西维尔所说，“我才将他所说的一切与他给我的地址联系起来——布鲁克林大桥靠曼哈顿侧的一个僻静处。”
当然，伯尼不太肯定，他的乘客是不是准备蹒跚着走到大桥中央，抬起那把老骨头，越过大桥栏杆一了百了；但他可不敢冒险。“我想这时我该说点什么”（对此伯尼的感觉是对的：若此处老人索然无味的哭诉再花去大半页纸，这个故事从地基处就会脱节断裂）。接下来是轻松活泼的一页，有一半的对话都是伯尼小心翼翼地问老人，为什么他不去密歇根跟女儿住在一起，或者至少可以给她写封信，这样她会邀请他过去住的；但是，噢，不，他只是一门心思不想成为女儿一家的负担。
“负担？”我说，说话的神态仿佛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似的。“负担？像您这样和蔼的绅士怎么可能成为任何人的负担？”
“可是我还能做什么呢？我能给他们什么呢？”
“当他这样问我时，幸好我们停在那里等红灯，所以我转过身来，直盯着他的眼睛。‘先生，’我说，‘难道您不觉得家里有人多少懂点天竺葵的栽培也不错吗？’”
好了，当他们到达大桥时，老人已决定在自动售货机处下车，因为他说想喝杯茶，该死的砌墙就到此为止了。屋顶是这样的：六个月后，伯尼收到一个小小的，但很重的包裹，上面盖着密歇根州弗林特的邮戳，收信地址是他所在出租车车队。你知道那包裹里是什么吗？你当然知道。天竺葵盆栽。这里还有烟囱：里面还有张便条，老人隽朗的笔迹在上面简单写着，“谢谢你。”我在故事里也是这么描述的。
从我个人来说，我挺讨厌这一篇，琼对它也没把握；可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寄出去了，伯尼很爱这个故事。而且，他在电话里说，他妻子罗丝也喜欢这故事。
“鲍勃，我想起来，我打电话还有一件事；罗丝要我问问你，晚上你和你太太能不能到我家来小聚一下。没什么特别的，只有我们四个，喝点东西，聊聊天而已。你们愿意来吗？”
“哦，你们真是太好了，伯尼，我们当然愿意。只不过太突然了，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安排——等等。”我捂住话筒，与琼紧急商量了一下，希望她给我提供个说得过去的借口。
可是她想去，她想当晚就去，所以我们四人就凑在一起了。
“哦，好啊，”当我挂上电话，她说道。“我很高兴我们要去。他们听上去真是好人。”
“好了，你看。”我用食指指着她的脸。“如果你打算坐在那里，让他们都觉得自己在做‘好人’，那我们就不去了。我可不想花什么晚上的时间充当慷慨大方的女慈善家的丈夫，坐在低等人中间，就这么说好了。如果你想把这事变成什么本宁顿姑娘们为仆人们准备的花园派对，你还是立即忘了这事吧。你听到了吗？”
接着，她问我想不想知道一件事，不等我说想不想，她就告诉我了。她对我说，我是她这一生中遇到过的最大的势利鬼、最大的恶棍、最彻头彻尾、大嗓门的怪物。
一事接一事；我们坐地铁去与西尔维夫妇小聚时，我们俩几乎没有任何交谈。我无法告诉你后来我发现西尔维夫妇自己喝姜汁汽水，却为他们的客人准备了一瓶黑麦威士忌时，我有多么感激。
伯尼的妻子是个风风火火的女人，穿着细高跟鞋，束着腰带，头上别着发卡，她那电话公司接线员的标准声音优雅得体，但却冷冰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