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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河-第6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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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在人生的分水岭上。

而我想,从《谋杀似水年华》开始,我已站在这条山脊上很久了。但是,任何人想要越过这条分水岭,却如渡过生死河般艰难困苦。

因此,这篇《生死河》的后记,应当从我眺望这座山脊开始。

正如“司望”这个名字,除了一眼可知的谐音,也是因为这样远远的眺望。

1985年,我刚读小学一年级,在上海的北苏州路小学,位于闸北区苏州河边的弄堂里,靠近老闸桥(福建路桥)。记忆中有个老洋房的校舍,妈妈给我报了个美术班,也在这所小学,叫菲菲艺术学校。几年前,北苏州路小学连同我住过的外婆家的老房子,全被拆迁光了。

三年级时,我因为搬家而转学,转到普陀区的长寿路第一小学。这所学校的背后就是苏州河,至今还有留有一座行人的小桥。童年时看什么都觉得很高大,长大后回来看看又觉得很小。在我们小学的图书馆里,我读了第一本长篇小说是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虽然是缩写的绘图本。学校深处曲径通幽,转过一条暗道,可以进入一片小院子,隐藏着一栋三层的教学楼。我的四五年级都在那里度过。教学楼旁边就是民房,记得民房窗外栽种着许多竹子与无花果树,隔壁还有一个幼儿园。

1990年,我进入普陀区的五一中学读预备班。

苏州河就在学校后面,进门是个不大的操场,右边和正前方是教学楼,左边则是一条煤渣跑道,还有一排两层楼的低矮房子。那里就像一条长长的孤岛,远离教学楼和所有人。医务室在那排房子一楼,每次面对视力表,我总对自己没多少信心,因为整个假期都把眼睛奉献给了各种小说。还有体育老师的办公室,男生们总喜欢上体育课,有的人和老师关系不错,在旁边的沙坑练习跳远。音乐教室也在那,墙是隔音的,门窗对着大操场,可以眺望浅绿色的教学楼。教室里有具很老的钢琴,木头感觉颇像风琴。初一,新来了一位年轻漂亮的音乐老师,刚从师范毕业分配进来。她姓祝,我还记得那个好听的名字。每个音乐老师都会弹琴,祝老师当然也弹得一手好钢琴。那时学校不重视音乐美术这些课,到了初三很少再上了,我对音乐课的印象,只剩隐藏在后排,听着她弹钢琴的时光。那时我在家学吹笛子,两次在学校表演过,但祝老师没注意到我这个特长,腼腆的我也从不拿出笛子。初中音乐课本已有五线谱了,我很长时间拿这些谱来练笛子。最后一次音乐课考试,是每人在祝老师钢琴伴奏下唱一首歌。照理说应该唱课本上的歌,有几个男生唱当时的流行歌曲,比如《新鸳鸯蝴蝶梦》,比如四大天王,而祝老师坦然地伴奏钢琴。我选了一首课本里的《我的祖国》,虽然显得很老土,但我觉得那首歌旋律极优美。可惜,我唱到一半就不好意思继续了,但祝老师觉得我开头唱得还不错,好像给了我一个中等的分数。

毕业以后,我再没见过祝老师。

音乐教室的楼上,是学校的图书馆。经常出入一个年轻的女教职工,不知是老师还是图书管理员?她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在冬天很冷时,还穿着一条超短裙,露着修长雪白的大腿,惹得周围高年级的男生尖叫。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即便最热的夏天,马路上穿超短裙的女孩也不多。初一那年,我悄悄走上二楼台阶,钻进小小的图书馆,总共也只有三四排书架,但对我来说已足够。我兴奋地看着那些发黄的书脊,挑选了一本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集》。我如获至宝般地摸着书,在借书卡中记写下名字,小心翼翼地走下了楼。结果在楼梯口被两个高年级男生拦住,他们看了看我的书说:“这本书我看过,很好看的!”于是,我更加开心地捧着书回了教室。

在我毕业后不久,五一中学就被拆掉,门外变成了夜总会,现在是上海有名的声色场所。

而我的初中音乐老师,因为学校拆迁被分配到了附近的其他中学。后来,祝老师带过的一个学生,成为有名的歌星,就是尚雯婕。

再后来,我去了很远的地方读书,当时还是荒凉的工厂区,隔壁有一家鼓风机厂,我们经常在学校里踢足球,有时把球踢过围墙就要去捡。听说那家工厂曾经是著名的墓地,一代名伶阮玲玉就被埋葬其中。

再再后来,我就上班了。

从2002年到2007年初,我的上班地点在苏州河边,四川路桥北侧的邮政大楼,一栋1924年竣工有着科林斯式巨柱与巴洛克式穹顶的折衷主义风格建筑。

再再再后来,就是你们看到的我了。

巧合的是,从生下来,到现在,我也一直住在苏州河边。

这是我的生死河。

2012年,六月,某个夜晚,我陪家人去家乐福购物,坐在永和大王吃饭时,忽然思维一跳——孩子的心底究竟在想什么?埋藏成年人无法想象的秘密?远远超出孩子的生活体验,抑或来自另一时空——当孩子们沉默不语,就是在回忆上辈子的前尘往事。

我转而想象: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走来的,即便在忘川水边奈河桥下喝了孟婆汤,但在出生时仍然保有上辈子的记忆,只是在慢慢长大的过程中,受到所谓“教育”的侵入与污染,才逐渐遗忘了前世的一切,从悲欢离合到生老病死……

由此,便开始了《生死河》。

半年之后,当这本书已经完工80%,并已在《悬疑世界》杂志连载过六万字之后,我却突然想到了一个更好的方案——现在你们都没有看到过的一个人,他叫于雷,顾名思义就是《红与黑》里的于连,我这才发现真正的主人公应该是他啊,为何他不能渡过生死河?

于是,我面临一个极度艰难与残酷的抉择——要么按照原定的写作大纲,顺利完成最后的结尾;要么把主人公改成另一个人,并将绝大部分叙述视角,由第一人称改为第三人称,结果就是全书要几乎重写一遍,我将要再付出数十个不眠之夜的代价。

这是我从未遭遇过的困境,就像站在一座小型的分水岭上,往后走是条平坦大道,但只能通往来时的埃及;往前去却是登山险径,却有可能进入造物主应许的迦南地。

然而,我相信一个写作者,如果能遭遇这样的十字路口,不管他怎样地选择,都是一种莫大的幸运。

我选择了最难的那条路。

那是在2013年的春节,我放弃了所有的休息,埋头于《生死河》的第二遍创作,也就是从头到尾重写一遍。

于是,这就是你们看到的这个故事。

三月末,终于完成《生死河》的初稿,激动之下,我竟把完稿日期误写作2014年,似乎自己的生活,已随着司望穿越到了一年之后。

那一晚,我发了条微博——

《生死河》大功告成,真想要放声大哭一场!仿佛把自己的心揉碎了,再粘合在一起再揉碎一遍,最后一针一线地缝合。酸甜苦辣,冷暖自知。耳边听着游鸿明的《孟婆汤》。小说的最后一句,请允许我引用顾城的诗。今晚,我想,生命不息,小说不止,永不封笔。

这里所说的顾城的诗,你们在本书的结尾,都已经看到了。

感谢本书的出版商磨铁图书,感谢出版人沈浩波先生,感谢策划编辑柳易与布狄,感谢看到这行字的你。

也感谢书中出现的每一位人物,你们都是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在我的心里经历生老病死喜怒哀乐。当黄海警官殉职之时,我也是一边敲打键盘,一边跟着司望在哭泣,仿佛冰冷的雨点都砸落到我眼里。

昨夜,赐我《心灵史》的朋友从北京来看我。兴之所至,我带着他走过我的母校,也是《生死河》中写到的小学门口,一转身就到了苏州河边——司望发现河边藏着尸体的吉普车的位置。

这里有一座步行的桥,我们踏上台阶,俯视苏州河水。子夜时节,春风习习,幽暗中看不清水波,惟想象桥下静水深流。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蔡骏

2013年5月1日星期三于上海苏州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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