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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也不例外。那些和我同行的，所谓的“少年作家”非常之不争气，接受采访时摆出一副政治家的模样，说话阴阳怪调，用我们老师的话说叫做“极有感情”。只见他皱着眉头，像是从1937年起就没笑过，装出一副少年老成的样子，只有抨击学校制度的时候，才有了点儿激烈而愤怒的情绪：“教室像牢房一样”，“作业留得比喜马拉雅山还高”。被人叫一声“天才”就晕了，陷入半疯狂状态：
“老师想让我们成为全才，老师自己应当先成为全才，比如他教完语文就教数学，我们就不会脑子换不过来了……”年轻人嘛，说话没有逻辑是可以原谅的，所以我只打算轻轻地，温柔地教育他一下：数字和汉字就是不一样。你的脑子不能换过来，老师的脑子就能换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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恍若隔世
我十四岁，电视就是我的生命。我对电视的感情可以用任何一首带着哭腔的苦情歌的歌词来形容，比如“没有你我无法继续”“别离开我求求你”之类的。
有一天我们家电视坏了，黑成一片，没有声音，我爸找了好几拨维修人员来修，把我们家桌子都修坏了，电视还没有修好，摊成了一堆零件。每天吃饭的时候，因为桌子被坏电视占领，我们只好端着碗，蹲在水泥地上吃，听见楼下新闻联播开始时激昂振奋的音乐，而我们家则是一片寂静的咀嚼声，很贫穷凄惨的样子，都可以上《黑镜头》了。
没有电视了以后，忽然多出了很多时间用来吵架，我们家的三个人天天斜着眼睛，互相猜疑是谁搞坏了电视，是谁赚得钱少，买不起新电视。是谁无能，修不了旧电视。我亲爱的父母一致认为是我搞的，因为我是我们家跟电视玩得最好的一个。冤屈之下，我激愤难当，想写一篇关于“电视和家庭和睦关系”的论文，结果“和睦”的“睦”我不会写，只好作罢。
最重要的是，有电视的日子里，我可以看电视而不用招呼忽然上门来吃饭的亲戚，假装看不见他一瘸一拐地走来走去，表示他得病以后比得病以前还要身体好，真是很残忍呀。
从前，我最喜欢的运动就是坐在学校奖励的电子秤上面，一边吃瓜子一边目光黯淡地看电视，最好瓜子壳可以啐到地上，还不用我扫。我张着嘴巴换台，电视上有各种变幻的光照在我脸上。没有电视的感觉很寂寞。不对，寂寞是有钱人的把戏，我没有钱寂寞，应该是感觉被抛弃了一样，世界什么都不告诉你，都不给你了，世界全部坏了都不知道，你还在黑屋子没心没肺地咀嚼。
后来我在家里翻出了一只收音机，学着早晨散步的退休老头，把收音机在耳朵上绑着，听听不懂的黄梅戏：“哥哥呀……”听烹饪学校的广告，听“沙沙”的声音，一边听一边笑得苍老无比，感觉提前进入了老年，十分之衰弱。
在我渐渐习惯听收音机的时候，我们家的电视修好了，我写作业时可以照旧斜着眼睛看电视，看减肥的大胖子，表情激动的怨妇，惊惶失措的主持人，久久地目瞪口呆。关上电视，“砰”的一声之后，世界就全部消失了，我不免有恍若隔世的感觉。
一秒钟的故事片
我特别喜欢看电视里面的小孩，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变态，自己老了就喜欢看小孩。
地方新闻上经常出现采访小孩的画面，我原先期盼着看到那些中学生惊惶失措，说不出话来挤眉弄眼，旁边还有他的同学大声喊他难听的绰号，结果这种失控画面从来没有出现过，画面上经常是一个正经做作的女孩，穿着很干净的校服，双手背在身后，眼睛看着离地面十公分的空中，不敢看主持人，说话谨慎：“我们要爱护环境，因为我们是环境的小主人……”“二十一世纪是竞争的世纪……”
我忽然想起来小学时我也接受过这样的采访，那是地方台要到学校里采访关于铁路提速的看法，正好抽到我们班。尽管这个话题很怪异，但我们还是很振奋，高兴地互相打听铁路提速是什么，并且一脸痴笑地连续看了好多天的地方新闻，真难看呀真难看。
后来采访人员来了，没有带来美女记者，也没有带来大胡子的导演，只有一个摄影师，我们都紧紧地攥住发言稿。在没人说话的情况下，我徐徐升起，沉着冷静地开始念我的发言稿，摄影师被我吓了一大跳，好半天才把摄影机瞄准我。我低着头喃喃地念着发言稿，老师站在摄影师的那头朝我笑逐颜开道：“抬头看。”
我略带羞涩地抬起头，好像被召见的妃子一样，然而只有一秒钟，我匆匆地瞥了一眼镜头，又赶紧低下头，我终于念完了冗长的发言稿，在坐下来之前，又鼓起勇气抬起头看了一眼镜头，惊恐之下不禁红了脸。
下课之后，同学纷纷掐着我的手，咬牙切齿地我祝贺我可以上电视，说不定还会摊上一个特写呢！第二天晚上我一直在等着地方新闻，每播一条新闻我都以为是自己，但每个都不是，到了最后，播音员说：“下面请收看一组简讯。”没错，是放了我的脸，也只有我自己能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里，认出电视上那个匆忙坐下的远景是我，是的，我只被放了不到一秒钟，像电视剧上不小心被拍下来的群众演员，剩下的时间里都在放另一个女孩，也在说铁路提速，她比我精神，比我精良，校服比我干净，也敢看镜头，而且竟然知道铁路提速是什么。
（）
每个小孩儿都应该上一次电视，哪怕一秒钟。以后，不断地回放这段录像，直到把包括自己的那条新闻，变成属于自己的故事片。年老的时候看，简直像另一个新生的自己，那个自己是不老的、精良的、一百个好看的。这放录像的活动可以一直延续到八十岁，可以快乐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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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记忆相依为命
我一直以为我见过鞠萍姐姐，是在秦皇岛。我游完泳之后走到一个房间里，房间里有三个银门，鞠萍姐姐问我她在哪个门里，我不知道，就哭了起来。然后，鞠萍姐姐出现，百花盛开，雪云散尽，阳光普照，冰川消融，海盗称臣，美人鱼歌唱。
我一直很坚信这段记忆，并把它作为我一生中最传奇和纯情的经历，天天给别人讲，加入了许多细节，鞠萍姐姐穿的衣服是在儿童专柜买的啦，银门上的装饰啦，讲完之后还说：“神奇吧？我还以为是做梦呢？”后来有一天，我沮丧地发现确实是做梦，这个惊人的发现令我十分痛苦，让我觉得记忆背叛了我。
所有大人都喜欢谈论他们小时候悲惨的历史，语气中还透着得意，他们在爽什么实在令我不得而知。每次我吃饭的时候，我妈就说她小时候没有饭吃，吃土；我买衣服的时候，我妈就说她常年只有一件衣服；我每次洗澡的时候，她就说她做完饭之后在大铁锅里洗澡。每到这时候，我总是假装没听到，免得被她那些越来越骇人听闻的事迹吓倒。
我妈说她冬天的时候没有鞋子穿，冷得把脚放在羊底下，用羊尿来暖，我没有理她，过了一会儿，我妈说：“才怪，我从来没有拿羊尿暖过脚。”我笑道：“就是的，这个故事我也听过，好像是草原英雄小姐妹上的。”我没好意思提醒她，其实她以前给我讲的好多故事，都是《欧阳海之歌》之类的凄惨的少年儿童故事的，根本就不是她自己的。
记忆是最不可靠的。对于自己来说，是宁可信其有；对于听的人来说，是宁可信其无。电视上最喜欢请那些有传奇经历的人口述历史。接受采访的那些人最不愿意怀疑他们的记忆，他们的一生因为仅有的那一点传奇经历而经常被采访，因为不断地讲他们那段传奇经历，讲得自己深信不疑，而且不断地加进去景物描写和心理描写：“我刚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仰头望天：‘真是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哪！’”然后又挤出两颗眼泪——老人的泪腺总是丰富的，总有两颗泪水在眼眶里蓄着，随时准备煽情——渲染得越多，他们就越坚信，他以为这个记忆是他独有的，是天知地知我知你不知的，所以在他们自己记忆里越来越放肆。
不过，他们还是被我原谅了，我还是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撒谎的记忆让每个人都很高兴：观众很高兴觉得自己融入了天开云散的催眠境界；主持人很高兴得到了一段劲爆的历史；讲述者本人最高兴，可以继续甜蜜地和撒谎的记忆相依为命。
有多少眼泪可以相信
我很羡慕哭得出来的人，我发现他们本质上是很乐观的人，跟我装结巴学瘸子扮飞机的乐观不一样。而像我一样悲观的人，虽然常年郁闷，但是看上去却是晴天不落雨，一点儿也没有要哭的迹象，即使被打了也还是一副痴呆的表情。
我就只好看电视，看一看有没有让我哭的情节，证明我是否正常人，或者说是一个正常得多愁善感的妇女。结果我发现自己果真坚强残忍得像一个男人，经常对着电视喊：“快点儿死快点儿死，再不死我就换台了。”“开枪开枪，打死他！”“被甩了吧！谁叫你脑袋上插一朵粉红涤纶花。”后来我就被我自己震惊了，我完全无法被电视剧本的绝症、失恋、自杀所打动。
我只好使出最后一着，我换台到一个访谈节目，不过我马上就换台到一个访谈节目，我看到主持人很舒服地坐在椅子上，劝说嘉宾：“不要忍着，难受就要发泄出来。”于是众人就期待地看着嘉宾的眼眶，这时候摄影机就把镜头推到嘉宾的眼睛上，过了好久，嘉宾没哭出来，所有人都略感遗憾，摄影机就照一下嘉宾的手，示意我们“他还是很难过的，你看，他都把自己的手纠结在一起了。”然后才无趣地再把摄影机退回来，当他们又说起另一个哀伤惨烈的经历时，主持人对嘉宾说：“要勇于面对自己不幸的生活。”摄影机再次凑到嘉宾的眼皮底下，他的眼泪终于被逼得飙出来了，这让我松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