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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黑帮“登陆”不忘“宗旨”
台湾各个黑社会帮派，作为国民党大半个世纪以来又打又拉加以利用的“政治宠物”和惨胎，一直走着“亦官亦匪、相依相托”的发展道路，不谋而合地奉行着当局的“大陆政策”：从蒋介石时期的“七分敌后，三分敌前”，蒋经国时期的以大陆为主战场，我为支战潮到李登辉的“立足台湾、进取大陆”，万变不离其宗：“反共复国。”
大陆改革开放后，随着海峡两岸人民探亲访友、旅游观光、经济文化的不断交流与合作，以及“海协会”与“海基会”的斡旋和协调，海峡两岸几十年来紧张对峙的气氛逐步缓和，像过去台湾当局派遣特工人员偷渡大陆进行爆炸、暗杀、策反等恐怖活动，愈来愈遭到两岸人民的唾弃。于是，国民党“十三大”将“大陆政策”调整为“扩展‘台湾经验’，支援大陆民主运动，发挥政经影响，争取大陆民心。”台湾当局“大陆工作会”主任萧昌乐则公开宣称：“支持大陆的民主运动，就是落实大陆政策。”于是，各帮会奋起响应当局号召、纷纷支持大陆的“民主运动”。然而，由各帮会操纵的一批批打着回大陆探亲访友、旅游观光等旗号的民主人士、民间团体，回到大陆后，是怎样支持大陆“民主运动”的呢？
在“民主运动”的背后
1986年12月29日，南京鼓楼广场上人头攒动，接肩磨踵，人们争相聆听两名来自台湾的大学生演讲。这两名大学生眉清目秀，一派学者风度；他俩针对当时社会上群众议论纷纷的党内腐败现象和社会上的不正之风，侃侃而谈：“……由此可见，现行的制度是滋生腐败的温床。改革的根本出路，就在于从根本上改革现行制度……。”“改革仅靠大学生呼吁不行，各界有识之士要敢于站出来，联合协作起来，要使我们整个社会都动起来……”。这两名大学生精彩的演讲，吸引得听众越来越多。所到之处，倍受沿途商贩、学生及流动人员的声援，摸底细的人说，他俩是从甘肃、福建、河南、江苏一路游说而来的。此事引起了国家安全部门和警方的注意，经追踪调查，证实一个叫刘某某，一个叫何某某，在台湾绝非什么大学生，早期系黑帮分子，后加入“大陆工作会”。此番回大陆的政治演说鼓动，完全受命于国民党军事情报局。于是，警方遂在1987年1月将他俩及其同伙拘留审查。
1987年3月的一天，在重庆山城电影院、枇杷山公园等公共娱乐场所，突然一夜之间，遍地飞舞起印刷精美的“反共”策反传单，直言不讳地号召民众“开展武装斗争，中国民主之胜利才有希望，”武器来源，要从武装部、公安局、军营里去抢拿，官方警备并不太严，只要敢做就有成功之把握……云云，署名“西南民主运动武装工作队文宣组。”
这在中国大陆，属于政治大案，警方自然快速出动了大批警力围捕清查。结果，查来查去，抓获了一个由台湾“大陆工作会”组长柏某、副组长孙某某、交通员张某等骨干发展的境内成员张某某、谭某某等10余人的团伙，缴获了由台湾军事情报局配发的电台、手枪、子弹、药品、美元、印刷器材等物资一大宗。据柏某和孙某某交待：他们原是黑帮中的小头目，后经台湾军事情报局训练派遣。潜回大陆的主要任务是入境发展组织，以推动“民主运动”为名，扰乱社会秩序，制造动乱，乱中求生存、求发展，他们不仅在重庆秘密购买了高级印刷器材，印制散发了大量策反共党的宣传品，而且已在四川、云南等地发展了一定数量死党……八十年代末，大陆“学潮”、“民运”风波乍起，政局一度紧张。台湾当局“大陆工作会”迅速作出反应，给各种途径入境大陆人员下达了“战略方针”和策略、任务：密切掌握大陆在政治、经济以及其它社会领域中随时出现的种种不稳定之迹象，及时运用各种方式“拓展工作”，多方面地访问大陆民众与中共政权者的关系，设法广泛地制造和扩大大陆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和对立情绪，久而久之使大陆民众向“台湾思维”转化，以从根基上使中共政权逐步动摇和瓦解。
与此同时，“大陆工作会”组织印刷了大量多品种“心战品”，通过海漂、空漂、走私货船挟带、入境人员携带等多种途径向大陆输送。这些“心战品”，有的以海外某些民主团体名义出现，如“海外中国青年民主联合会”、“香港中国民主同盟会”等，有的冒名大陆民主运动组织，如“广州学生纪念‘四·五’暨‘五·四’活动指挥部”、“上海学生联合会”、“中华全国学生联盟”等；还有的直接伪造成大陆小报或地方报刊，把港、澳、台一些报刊上攻击诬蔑大陆现政权的文章加以剪辑、转载，大量印刷发行，诸如《泉州晚报》、《雷鸣》等报刊。1988年10月至1989年3月，拉萨发生大规模骚乱之际，台湾“大陆工作会”组长高某某，率一个特务组潜伏在甘肃临夏自治州，频频向台湾发报，请求输送“心战武器”，“越多越快越有威力”。并报告了他们煽动拉萨骚乱的工作计划：“宣传舆论先导，聚集骨干参与，鼓动民众参加，迫使中共放弃四项原则。”
1989年4月至6月，中国学潮迭起。台湾当局头脑发热。
以为“政治反攻”“业已获得国际广泛的肯定与大陆同胞的回响”，“反共复国之机来临”，连续召开中常会，国民党全会，发表一连串声明：“推翻共产暴政乃统一的先决条件”，并拟定了所谓“支持援助大陆民主运动举措”，指令一切入境人员要“超负荷加速运转”，“强力推进大陆民主化之进程”。于是，一批批台湾“大陆工作会”骨干精英，频频出现在大陆“学潮”潮头上“大陆工作会”骨干陈某，打着“中国民联”旗号，组织了震惊一时的“三十三人签名事件”。
上海国家安全局曝光“周某案”：周某于1988年出境，接受了台湾特务机关专门训练，潜回大陆后秘密发展了曹某某等5人特别工作组。大陆闹起学潮风波后，周某根据台湾军事情报局事先约定的“漏格密函”，（即明信中第6个字、第8个字……）依次拣出的字系密令内容，查获函为“把握现状，参加学运，回报成果”。周某据此发动力量参与闹学潮，煽动暴乱，被公安机关一举查获。
从1989年5月中旬起，“大陆工作会”组长王某某率领一班人马驻扎在天安门广场上，随时向台湾“自由中国之声”传报电讯，以“来自天安门的消息”向全世界播放；如“5月20日，绝食团总指挥要向全世界宣布，天安门20万大学生将全体立即绝食……”“工自联”宣布：政府不在24小对内无条件接受学生的要求，从即日起举行全市工人总罢工……当一批批台湾“大陆工作会”派遣到大陆制造动乱的骨干被查获曝光后，连一贯抵赖的台湾当局也不得不表白辩解：“……我们确有一些工作人员进入大陆工作，但我们不能替中共证实他们所逮捕的是否为我敌后工作人员……”
在投资经商的背后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大陆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台湾当局眼看过去强力推行的一套“民主运动”措施渐渐失效，于是，立即调整“战略方针”，积极“顺应”大陆改革开放政策，打着回大陆经商、投资办企业的幌子，以公开掩护秘密，以合法遮盖非法，以“企业化”掩护“政治化”，支持怂恿大批黑帮向大陆发动了新的攻势——1991年春天，仿佛是一夜之间，在海口市崛起了一座三星级大酒店——桃源酒店。大型KTV，装饰豪华，灯红酒绿，美女如云，周密服务，天天“不夜城”。外商、华侨、客商大贾以及各路头面人物纷至沓来。很快成了海口市一大景观，以致当地人形成了请客聚会到桃源，否则就没派头、没面子的观念。后来，警方在扫黄查赌行动中发现，凡头面人物到桃源，非赌即吸全嫖娼，全市有名气的“三陪女郎”大都来此傍大款，桃源成了地地道道的“红灯区”。于是，警方组织优势警力突然治安大清查，一举抓获吸毒、赌博、嫖客和卖淫女数百名。随着审讯工作步步深入，“桃源”露出了庐山真面目：承包桃源的朱总经理是来自台湾的黑帮头目，且听命于“大陆工作会”指令，他聘请当地黑道头目李某和张某为副总经理，边为其招呼生意，边与“四海帮”头目田某、“三环帮”堂口蒋某某密谋发展帮会组织，吸收当地一些屡经司法机关打击处理的地痞流氓为骨干，把桃源建成了黑帮据点。据查，全市当时发生的许多抢劫、强Jian、贩毒、流氓滋扰等刑事大案，大都是从这个黑据点中密谋，然后有组织、有计划实施的。
九十年代初，南京市繁华地段崛起了一座“花都歌舞厅”，豪华气派，生意兴隆，热闹非凡。董事长韦某某、副董事长陈某某均来自台湾，另一副总经理袁某某来自泰国。开业之初，人们对台湾同胞回大陆来投资经商不忘炎黄子孙之根基甚为赞佩，但后来随着“花都”生意的不断扩展，有头脑的人看出不对劲了。警方发现，韦出入形影不离的保镖高某是被公安机关打击处理的流氓头子：“花都”成立了一个保安队，从队长到队员几乎全是被打击处理的“两劳”释放解教人员亡命徒，据说是韦董事长专门花10万元雇佣来的；韦还出资100万元成立了一个“华光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把刚刚劳教释放的戚某请来，任命为总经理，到处招摇撞骗。警方自然要作出反应，派出了精干力量秘密查访。结果发现，韦老板频频往来于广州、上海等地，原来是一批接一批地招收卖淫女郎，放在“花都”坐台，广交“头面人物”和一些社会上的地痞流氓，边淫乱边扩展“业务”。警方果断制定方案，对花都歌舞厅进行了突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