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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天良听着屋外的风声，他知道这个冬天在窗外正猛烈扫荡着一切残存的树叶和抵抗的烟囱。他不能容忍田来有的挑衅，于是他拍案而起：“你田来有算什么东西，除了讨好卖乖、出卖原则、无视党纪国法，你还能干什么？我在马坝搞改革开放的时候，你不就在县接待处负责倒酒泡茶和安排洗脚水，居然对我的工作都能指手划脚了。”
郑天良这些过激的语言无疑有点卖老资格和居功自傲以势压人的意思，但田来有也不是省油的灯，他跳起来说：“难道你还要躺在酱菜厂的酱缸里一辈子不爬起来？合和酱菜厂不也垮掉了吗，你卖什么老资格！你当公社书记，黄书记也是你的部下，所以你没有一天不希望黄书记继续听你的瞎指挥。省建行的钱是你搞黄的，还得要由你追回来。”
黄以恒先是不说话，当他们将话说得越来越过分的时候，黄以恒以一把手的权威制止了这种改变了性质的工作争执，他希望在这个会上能把各种矛盾都暴露出来，但不希望人身攻击的话出现在这个场合，于是，他将手中的红蓝两支铅笔自上而下地顿了两顿，像一个音乐指挥家在处理休止符时的姿势：“少说两句好不好，就事论事，讨论工作，不是讨论谁的功过是非，更不要无限地上纲上线。老田，你这个同志就是有些喜欢夸大事实，我不赞成。”
老田这个从接待处主任提上来的副县长，没有什么政治资本，底气不足，但他在捍卫领导尊严与意志上，他是可以杀身成仁的，许多年后，郑天良才知道，一个上级能当众批评你，有时候就是一种关心和爱护，如果要是能骂你的话，那你差不多就可以进入亲信行列了。批评和骂在特定的历史场合就是一种荣誉。
田来有脸色苍白，郑天良直喘粗气，两人都不再争论。问题通过争吵已经非常明确了，黄以恒又说：“我们有了问题，关键是如何面对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追究责任。要说责任，我的责任最大，如果我一开始就过问这件事，也就不会有今天这种局面。所以省建行我们还得去，该烧的香还得烧，如果你们其他同志不愿去的话，我就再去省城，求人求多了，就麻木了，我得拉上市委梁书记给我壮胆子，他跟刘行长是当年的老同学。”
所有的人将目光瞄准了郑天良，郑天良心里很不是滋味，但他还是想强词夺理：“如果刘行长因为万源招标的事卡我们脖子，我就到省纪委、中纪委告他去！”
县委副书记乔岸打断了郑天良的话说：“老郑呀，你说刘行长卡我们脖子，证据呢？刘行长从来没有提过万源的事，既没有会议记录，也没有批条子，你怎么告？”郑天良当然还没弄懂，刘行长来考察的时候让万源到场喝酒已经说明了一切，中国人历来讲究含蓄，官场上许多事主要靠暗示，暗示和听懂暗示是官场的基本功。郑天良在这方面简直就连幼儿园还没毕业。
乔岸的话让郑天良非常沮丧，他像一头被制服的牛，心犹不甘却又无能为力。于是他只好拼命地抽烟，香烟深入肺腑，脑袋里一片浓雾。
谈完了贷款的事，就开始讨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人选的问题，在这个会上，几乎没有一个人提到郑天良，郑天良在县领导中的基本评价是，这个人算不上什么坏人，但绝对是不能沾的人，年轻时，很有魄力，走在改革前面，人到中年，思想僵化，观念保守，不适应时代的变化，他的古怪与反常的言行使他已经逐步成为改革的阻碍和惰性力量。因此，他在县政府实际上是一个孤独的人，确实在进入县政府大院后，几乎看不出有什么过人之处。
县委副书记乔岸说黄以恒是当之无愧的人选，为了合安县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沤心沥血倍尝艰辛，所以大家也没有人提出异议。眼看就要一致通过的时候，黄以恒说话了：“我很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和鼓励，但我要说的是合安的改革与发展是大家共同奋斗的结果，而不是我个人的，这一点我在多次会议上都说过。所以我作为班长，如果把荣誉都留给我自己，这就等于认定了合安县改革发展是我个人的，群众的舆论也不好。”黄以恒喝了一口水，嗓音就清亮了起来：“我的意见是将郑天良同志推选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的候选人。”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所有的人都对这一提议感到很惊讶，在这个等于是清算郑天良严重失职的会议上居然又冒出了这么个截然相反的提议，人们都觉得这有点像在枪毙一个死刑犯的时候，当枪口已经对准脑袋的时候，突然拿枪的人宣布要给他授勋，刺刀下授勋是改革中出现的最高的仪式。
黄以恒清清嗓子说：“郑天良作为人选是当之无愧的，其理由有以下几点。一是郑天良从我跟他在朝阳公社共事开始就知道了他的为人，从不公款吃喝，吃食堂从不搞特殊化，朝阳公社也就是后来的马坝乡风气一直很正。这与他这个带头人的作风是密切相关的。二是从来不徇私情，在座的各位包括我本人，谁的夫人是在家待业的，谁的夫人只拿六十块钱生活费？没有。前不久，我还提到了将郑天良的爱人调到外贸局或商业局，人事局我也打了招呼，接收单位也落实了，可老郑就是不同意，他说回收公司七十多人都没安排，他不能搞特殊化。爱人跟他吵，他就是不答应。三是为官清廉，老郑从来都不用公款招待私人吃喝，回老家看望生病的姐姐用了一次公车交了十块钱汽油费，这次万源的五万块钱贿赂款上交县纪委，虽然客观上造成了省建行贷款不到位，但不能说他上交贿赂款就是错误的，难道一个党员干部把五万块钱留下来居为已有就是对的吗？显然这是说不过去的。这次贷款事件有其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原因，不能把社会的不正之风造成了我们工作受阻的责任划到老郑头上去，这是不公平的。”
郑天良听着黄以恒的话，是真的被感动了，他觉得自己受了这么多委屈，只有黄以恒是最了解他的，他内心里产生了对黄以恒的真诚的愧意。进县政府以来，他总是对黄以恒的决策持怀疑态度甚至公开进行否定，而黄以恒从来没有跟他发生过正面冲突，表现了一把手宽阔的胸怀和气度，虽说都是为了工作，但他内心里实际上多少还是有那么一点不信任和心理的不平衡。然而郑天良很快又为自己找到了一些借口，他认定自己绝对是从工作的角度跟黄以恒唱反调的，而一旦争执的事情形成决议后，他是不折不扣地执行的，就拿合和酱菜厂搬迁和承包来说，虽说跟黄以恒顶得很厉害，但最后他还是从大局出发去厂里做说服动员工作。他觉得他是支持黄以恒工作的，他给“五八十”泼冷水是怕黄以恒在工作中出现更大的漏洞，他这种支持比田来有的肉麻的吹捧和毫无原则的赞扬更真实更诚恳。想到这些，他也就渐渐地内心平静了下来。
黄以恒以一把手强有力的论述证明了郑天良优秀共产党员的必然性，他用这种方式说话的时候，看起来是征求大家意见，实际上是不容更改的意见。一般说来，领导说话的语气和叙述态度就已经告诉你发扬民主的尺度和距离是多远了，有时候，领导的话一出口就知道讨论只是一个仪式而已，所以做下级就一致说完全赞成或同意的话，不懂这一点，就说明你的修养还不够，功夫还不到家。所以今天黄以恒将话说到这个份上，很显然不是为了征求意见才这么说的。于是大家都表示同意。只有田来有没说话，但他也没说反对，应该算是弃权，不过这一票弃权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郑天良在这个冬天的晚上就成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黄以恒问郑天良有什么话要说，郑天良被田来有一开会就将了一军，气得情绪有点扭曲了，所以黄以恒让他表态的时候，他仿佛一个受委屈的小媳妇终于找到了一个出气的机会，他第一次说了两句套话：“感谢同志们对我的信任，我也会把这个荣誉坚持和捍卫下去，我相信人间自有公道在，改革开放决不能以牺牲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为前提。我虽然做得还很不够，但我无愧于良心，无愧于共产党员的神圣职责。这就是我要说的话。”
虽然是候选人，但材料上报后，很快就获得了批准。郑天良从县城到省里同许多优秀共产党员们一起，坐火车到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受了中央的表彰和中央领导的接见并合影留念。
前后十多天时间，郑天良好像一直在梦中飞行，那种神圣与庄严的感觉就像一个教徒终于聆听到了神的召唤和上帝的福音。
这一年冬天许多豪华而体面的场景成为郑天良一生最重要的记忆。十一年后，郑天良被枪毙前回忆起这一年冬天北方的天空和阳光，不禁潸然泪下。
吴成业反对同时建五条商贸大道，认为这是穷人摆阔；郑天良反对上啤酒厂，说合安县建五万吨啤酒厂是不切实际的左倾冒进。尽管他们的表达方式不一样，但性质是一样的，即反对“五八十”工程，反对“五八十”工程，等于是反对黄以恒，而他们都是黄以恒在行政干部学院时的同学，小县城是没有什么秘密可言的，风吹草动全城都能感觉到摇晃，所以县城里的政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