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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一盆冷水，慢慢浇息了我的怒火。他的样子一看就是在发烧，而且烧得不低。他的身体还在微微发抖，待会儿体温还会再升高。我眼前渐渐浮现他从忙碌中抽空隔着花园向办公室里的我悄悄挥手的样子，他细心给我涂抹面膜的样子，他让给我睡的安静的亭子间和散发清香的床，他给我做的热气腾腾的早餐，我睡意朦胧中他坐在床边看着我的温暖的眼神。那天他在做什么？
泰雅撑着床沿费力地从被子里爬起来，象是要去取床尾的什么东西，却一下滑倒，滚落到地上。这时，我才发现他床尾墙上贴了一幅褐色和红色为主调的彩色铅笔画。画上虬劲的树根旁，依偎着一片半折起的深秋的梧桐叶。
我愣了一下，突然想到那才是“我”的画像！那天我睡觉时他画下了我的睡姿，也许一时灵感闪现，不知怎么想到把我画做树叶。深红的梧桐叶酣睡着，享受着大地的温暖、宁静和包容。那不是我一直渴望的吗？我的眼睛开始湿润了。
“泰雅，你……”我弯下腰想扶起他。他冰冷的手坚决地推开我，撑着地跪坐起来，靠在床沿上咳嗽了一阵，然后喘息着拢一把散乱的头发。我心痛地看他消瘦的肩胛吃力地起伏。虽然这几天他肯定经历了许多，却记得我昨天是夜班，今天应该休息，而我却连一句关爱的话也没有，劈头盖脸地侮辱了他一顿。他呼吸至少有30次/分，超过呼吸衰竭或心功能不全的警戒水平。我蹲下身，凑近他，小声说：“你怎么了？发烧了？起来吧，要着凉的。”他仍然在喘息，别过脸不理睬我。“起来吧，上床啦。”我再次伸手想扶他，他却背过身伏在床沿上，双臂抱拢自己，让我无从下手。“别生气啦，”我说，鼻子一酸，几乎又要流下眼泪，好不容易才忍住。看看没办法，我只好把毯子从床上揭下来裹住他：“泰雅！泰雅你说话呀。”
“我连人都不是，你和我说什么话？”他冷冷地说。
“我…我…那是别人告诉我的，”我央求道，“我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他顿了一下，“那你就这样说我？”
我楞住了。上次大家在办公室里齐声声讨一篇不顾科学、不分青红皂白，声援闹事的病人家属的报导。那个记者几乎什么都不懂，被家属的几句话就挑上了山，断章取义地截取医生的几句解释，大大鞭笞了医生们。我只不过看到了泰雅拍过的几张照片，这些照片看似高雅的艺术照，谁知道是怎样被登在Se情杂志上？就算真的拍了Se情照片，也许有另有隐情，警察怎么能全部知道？就算知道，怎么会原原本本全部告诉我？也许我更本就是上了他们的当，象那个不知情的记者一样，只有空洞的正义和道德，却只会在别人的伤口上再撒一把盐。
悔恨压得我抬不起头来。我恳求他：“泰雅，原谅我吧。我收回刚才所有的话。”他幽幽地说：“你切错了一刀，缝起来再切，原来的地方就没有伤痕了吗？”也许说话太用力，他又咳嗽起来，隔着他的背仿佛能听到干稠的痰堵塞了他的气管，发出“呼罗”声。典型的未经有效治疗的大叶性肺炎的体征。不知道发病有多久了，看来再不治疗恐怕熬不过呼吸衰竭或心力衰竭的并发症。
“泰雅，泰雅，”我急急地摇晃他的肩膀，“他们把你怎么了？你发烧多久了？还有什么不舒服？吃过什么药？今天有没有吃过东西？”
他咳嗽着摇摇头。不知道算是对哪个问题的回答。许久才吐出一个字：“水。”我急忙跑进厨房，有好多天没有人动过这个厨房了，热水瓶里一滴水也没有。我放了半壶水开始烧，回身搜寻冰箱里，除了一些榨菜和两个干硬的馒头以外没有任何食物。他的橱里也没有哪怕任何最最普通的药品，连体温计也没有。我翻找了一阵，他已经自己爬回床上躺下。即使隔着被子也可以看到他在发抖。“我出去一下，等我一会儿。”我说。临走时我在门锁的地方夹了一张报纸省得他再起床为我开门。
我在对面弄堂的小店里买了三得利橙汁和面包，又飞快地骑车去附近药房买了一支体温计。我匆匆回来时走廊窗里吹来的北风已经把门吹开，冰冷的北风灌满了屋子，吹得报纸满地翻飞，一眼望去一片凄凉相。我心头一阵酸楚。
泰雅还躺着，闭着眼睛发抖，呼吸非常急促。我赶忙关上门，放好东西，把体温计塞在他腋窝下，他的额头滚烫，匆忙中摸了颈动脉一把，心率至少120次，幸好能够平卧，也还没有紫绀。我去厨房冲开水，然后环顾小小的厨房，盘算着该再干些什么。对，给生病的人做些半流质吧。我在厨房里东翻西找，终于找到一罐米，笨手笨脚地淘米，吃不准该放多少水才能煮出粥来，只好大致地放了一些。我把果汁和开水对半稀释，加了一小撮盐，尝了一口自制的补充电解质和水分的“平衡液”，味道还不算太怪。我倒了大半杯，拿到泰雅床前。
“泰雅，喝些水吧。”我小声劝道。他从被子里伸出手，眯起眼睛看体温表。“我来看，你喝水。”我夺过体温计，把杯子塞在他手里。职业的本能使我注意到水银柱的位置非常吓人。定睛一看居然有39。6度。“哎，你这让我怎么喝？”泰雅细细的声音传来。我真是粗糙，他这样躺着根本没法喝水。我放下体温计，接过杯子，看着他自己从被子里费力地坐起来，问：“看清楚了？多少？”“给。”我再次把杯子塞在他手里，我想拿他的大衣给他披上，却发现他从里到外的衣服都洗了挂在晒台上，大衣则不见踪影。于是我脱下外套披在他身上。
他小口地啜饮，不时哆嗦一下嘴唇。“你的嘴怎么了？”我说，“让我看看你的嘴。”我拿了勺子当压舌板伸进他嘴里。他转头避开，“别碰，痛死了。”“到底怎么了？”我感觉不对，扶住他的额头，硬是橇开他的嘴。我看到的东西让我难受得几乎要昏倒。他的舌头溃疡，牙龈红肿流血，颊黏膜面擦伤，就好象有人用树枝之类粗糙的东西硬捅进他嘴里捣了一阵。怪不得他讲话又轻又慢，我还以为他死样怪气。我是多么粗暴，简直是没心没肺！
我感到非常恐惧，很想脱下他的衣服检查一下还有没有别的可怕的伤痕。不知谁这样阴毒地虐待他。“你到底怎么了？”
“有点着凉，没事。”
“怎么会着凉？说什么没事？”我犹豫了一下，鼓起勇气说，“你不是在拘留所吗？他们把你怎么了？”
泰雅继续慢慢啜饮着果汁，一声不吭。
“告诉我，”我恨恨地说，“我们找法医验伤去。”
他冷笑了一声：“哼，有什么用。”
“就这么放过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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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点吧，以后尽量自己小心，还能怎么办？”
“这到底是什么弄的？”
“警棍。”
我感到不寒而栗。不知他们在哪个黑暗的角落残暴地凌辱他。当时他该是多么绝望，多么无助。
“那你又是怎么着凉成这样的？”我问。
他哆嗦了一下，眼圈一红，最后费了很大的劲压抑住自己，淡淡地说：“他们问话的时候我又犯病了。”
“他们没让你去看医生？监狱里也应该有医生的呀。”
“医生？”他苦笑着摇摇头，“我给铐在暖气片上，哪里也去不了。”
刹那间我猛醒过来，他每次发病到最后总得去厕所……他又是那么爱干净的人，难怪他会大冷天冲冷水澡，没有替换的衣服，宁可洗了把湿衣服湿鞋子穿在身上。尽管病得不轻，回来又赶紧彻底清洗。即使看到有人把西湖的莲花全部连根拔起，揉成一团丢在粪堆里，也不会让我更感觉痛心。
“那…你发了几天烧了？”
“昨天早上就发冷，没量过。”
“还有什么不舒服？咳嗽？咳痰？痰里有没有血？”
“痰倒是不多，血不是咳出来的，是嘴里出来的。”
“吃过什么药？”
“药？连水也没法喝。”
“老天！”我说，“你要脱水休克了。我送你去医院吊盐水。”
“弄那东西干什么？没那么严重。”他说，“多喝些水，睡两天就好了。”
我抢白道：“你不是说不能喝水吗？”
“你又来了。你瞧我这不是在喝吗？”他说得快了一些，又咳嗽起来，停了一会儿，说，“刚才量下来几度？”
“你别管啦，”我说，“治疗是我的事，你不肯吊盐水只好打针啦。”
“不用了，我想睡一会儿。”他放下杯子翻身睡下。
“你睡好了，”我说，“我去给你配药，我给你打针。”
“啊哟，我成了你的试验品了。你打过几次针啊？”他含混地说。
我心里暗骂“见鬼”。我确实是打过几次针的，但只是几次而已，而且是我见习的时候，到现在2年啦！但现在也只能这样了。我把煤气开到最小，出门去急诊。今天内科又是好心的王医生。我假说自己在家发烧，要开点药。她关切地告诫我急诊的细菌很厉害，一般抗生素打不倒，要不要开好一点的。我说不必啦，没带多少钱。拿到药，又回病房弄了一些酒精棉球放在一次性换药碗里连开安培瓶的砂轮一起带走。
我按照比例抽好药水，才发现自己拿来的是通常抽药水用的大号针头，而不是肌肉注射用的小号针头。但药水已经抽好，不打就会浑浊掉。我为难地看着泰雅臀部露出的部分，不知道他会痛成什么样子。他好象恢复了一点精力，开始嘲笑我：“喂，你考过试的呀，是不是又忘记了？”我着恼地说：“谁说的？准备好，肌肉放松。”不管三七二十一，我一下子扎了进去，推完抗生素，把针头留在里面，想拔下针管重新抽柴胡退烧剂，在同一个部位连打，免得戳泰雅两针。但是这该死的一次性针筒非常“一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