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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探在一张书桌前默默地甚至是有点犹豫不决地坐下，但他的眼睛却是法庭审判长严酷无情的眼睛。他在面前的一张纸上飞快地记了什么，然后简短地说：“大家都在这里吗？”
“布雷恩先生不在吗？”蒙特·圣·米歇尔公爵夫人向四周望了望说。
“不在，”加洛韦勋爵以嘶哑粗鲁的声音说，“还有尼尔·奥布赖恩也不在。尸体还有余温的时候，我看到奥布赖恩先生在花园里走动。”
“伊凡，”侦探说，“去把奥布赖恩指挥官和布雷恩先生找来。布雷恩先生，我知道他正在餐厅里抽一支长雪茄。奥布赖恩先生，我想正在暖房里走来走去。我不敢肯定。”
这个忠实的助手从房间里飞跑出去。在大家还没来得及挪动或是讲话之前，瓦伦丁已经用和伊凡同样迅速的军人风范继续讲下去：
“这里每个人都知道，花园里发现了一个死人，脑袋被干净利落地砍下来。西蒙医生，你检查过了。你认为像这样割断一个人的喉管需要很大的力气吗？或者，也许只需要一把很锋利的刀吗？”
“我得说，这根本不是用刀干的。”面色苍白的医生说。
“你有没有想到，”瓦伦丁接着问，“有哪种工具可以干出这种事？”
“从现代的可能来讲，我实在想不出。”医生痛苦地弯着眉毛说，“就是笨拙地把脖子砍断，也不那么容易。这个脑袋给砍得干净利落，可能是用战斧或古代刽子手行刑用的斧头干的，或者是一把双手握的重剑。”
“可是，天哪，”公爵夫人几乎是歇斯底里地叫着，“这里可没有双手握的重剑或战斧啊。”
瓦伦丁仍然忙着在纸上书写着，“告诉我，”他一边奋笔疾书一边说，“可不可能是法国骑兵的长军刀？”
门上轻轻地敲了一下。由于某种不理智的原因，人人的血都凝固了，就像麦克白听见敲门声一样。在这大家吓呆了的沉寂中，西蒙医生勉强开口道：“军刀——对，我想可能。”
“谢谢你，”瓦伦丁说，“进来，伊凡。”
极受信任的伊凡推门进来，引进来的是奥布赖恩指挥官。他终于找到了这位又在花园里踱来踱去的先生。
爱尔兰军官随便地站在门槛上，以挑衅的眼光望着侦探，喊道：“你要我来做什么？”
“请坐，”瓦伦丁以愉快平稳的声调说，“你没有带着你的剑吧，它在哪里呢？”
“我把它留在图书室的桌子上了，”他的爱尔兰口音在情绪慌乱中更加厉害了，“它是个累赘，它——”
“伊凡，”瓦伦丁说，“请你把指挥官的剑从图书室拿来。”在仆人出去后他说，“加洛韦勋爵说，你就在他发现尸体之前离开花园，那么你在花园里做什么？”
指挥官慌乱地跌坐在一把椅子上，“哦，”他用纯爱尔兰口音喊道，“赏月嘛，和自然交往，我的朋友。”
深沉的寂静笼罩着室内，持续了一会儿，门上又一次细碎可怕的敲击声打破了沉寂。
伊凡又出现了，手里拿着一副空刀鞘，“我能找到的就是这个。”
室内一片异常的沉寂，仿佛是包围着谴责凶手的被告席的沉寂一样。公爵夫人虚弱的喊声已经消失了老半天。加洛韦勋爵的满怀恨意得到了满足和平息。这时一个完全出人意料的声音说话了。
“我想我可以告诉你们，”玛格丽特夫人喊道。她用的是一个英勇无畏的妇女在公开讲话时所用的清亮而颤抖的声音。“我可以告诉你们奥布赖恩先生在花园里干什么，因为他不得不保持沉默。他要我嫁给他，我拒绝了。我说就我的家庭环境而言，我除了对他的尊敬以外，什么也不能给他。他对这话有点生气。他似乎对我对他的尊敬并不怎么在意。我真想知道，”她颇为病态地微笑了一下说，“他现在是否重视了我的尊敬。因为我正向他奉上我的尊敬。我可以在任何地方发誓，他从来没有干过这种事。”
加洛韦勋爵本来是维护他女儿的，现在则为他想象中的不体面而恐吓她。
“管住你的舌头，”他强劲有力地低声说，“你为什么竟然掩护这个家伙？他的剑上哪里去了？他那该死的——”
由于他女儿对他瞪起眼睛看，他住了口。
“你这老傻瓜，”她低声说，声音里丝毫没有怜悯，“你打算要证明什么？我告诉你，这个人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是没有恶意的。但即使他有恶意，他也是和我在一起的。如果他在花园里谋杀一个人，那么谁是那个应该看到应该知道的人呢？你恨尼尔恨得那么厉害，恨得要把你的女儿置于——”
加洛韦夫人尖叫一声。其他人大都呆坐在那里，各自为自己曾与情人之间存在过的类似悲剧而激动不已。他们看着那个傲慢的面色苍白的苏格兰贵族女子，和她的爱尔兰冒险家情人，就像人人在看着一所黑暗屋子里的画像。漫长的寂静中充满了对被谋害的丈夫和双双服毒的情妇情夫这类故事的回顾。
在这可怕的寂静中，一个单纯的声音说道：“那是一支很长的雪茄吗？”
这种思想的转换是如此强烈，人们不得不四下看看是谁在讲话。
“我是说，”小个子的布朗神父在屋子一角说，“我是说布雷恩先生正在抽的雪茄，好像差不多有一支手杖那么长。”
尽管这与案子毫不相关，瓦伦丁抬起头来的时候，脸上不仅有愤怒的神情，但也有同意的神色。
“很正确，”瓦伦丁尖刻地说，“伊凡，再去看看布雷恩先生，马上把他带来。”
家务总管把门随手带上之后，瓦伦丁以完全不同的热忱态度对那姑娘讲话。
“玛格丽特夫人，”他说，“我敢肯定，你屈尊纡贵，替指挥官的行动作出解释的行为，我们大家都表示感谢和赞赏。但还有一个漏洞。据我了解，加洛韦勋爵遇到你从书房到会客室的途中，只几分钟过后，就发现了指挥官在花园里走过。”
“你得记住，”玛格丽特夫人的声音微微带点讥讽地回答，“我刚刚拒绝了他，所以我们没可能臂挽着臂回来。他是一位绅士，应该耽搁一下落在我后面。能因此指控他谋杀吗？”
“在这几分钟里，”瓦伦丁郑重地说，“他实际上可以——”
敲门声又起，探进伊凡惊恐的脸孔。
“请原谅，先生，”他说，“布雷恩先生已经离开这所房子了。”
“离开了？”瓦伦丁叫道，霍地站起身来。
“离开了！飞跑走了！不见了！”伊凡用令人发笑的法国话说，“他的帽子，大衣也都走了。我跑出房子看他有没有留下什么痕迹，我找到了一个，还是一个很大的‘痕迹’。”
“你这是什么意思？”瓦伦丁问。
“我这就拿给你看，”仆人边说边走进来，手里拿着一把没有刀鞘，闪闪发亮的骑兵军刀。房间里的每个人看着它就像看到了雷电。但是，经验老到的伊凡继续十分平静地讲下去。
“我找到了这玩意儿，”他说，“就丢在去巴黎的大路旁五十码开外的灌木林里。换句话说，我就是在你的那位可尊敬的布雷恩先生跑掉时丢掉它的地方找到的。”
又是一阵沉寂，但是是另一种沉寂。瓦伦丁拿起军刀，检查检查，不动声色地凝神思考了片刻，然后满脸敬意地转向奥布赖恩。“军官，”他说，“我们相信如果警察局要检查的话，你是愿意把这件武器呈交上来的。”同时，他拍着铮铮作响的军刀背，“我把你的剑还给你。”
对这一动作的象征意义，在场的人都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
当然，对尼尔·奥布赖恩来说，这一姿态是他生活的转折点，等他趁着晨光，再度来到这神秘的花园漫步时，这件悲剧性的无聊小事，便在他那平常的仪态上丝毫不留痕迹了。毕竟，他是一个有千万条理由快活的人。加洛韦勋爵是个绅士，向他道了歉。玛格丽特夫人比夫人还高贵，至少她是个女人。早餐前，他和她在当初的花坛之间漫步时，也许会给他一些比道歉更加美妙的东西。整个人群的心情都更轻松了。因为尽管谜团尚未揭开，怀疑的沉重压迫已经从他们全体身上移开，飞向了那个逃亡巴黎的外国亿万富翁——那个他们几乎不了解的人。魔鬼被抛出了这所房子，他自己把自己抛出了这所房子。
然而，谜团尚未揭开。奥布赖恩在花园座椅上坐在西蒙医生旁边时，热心的医学科学家立即重新提到了这件事。但他没能从奥布赖恩嘴里套出更多的东西，后者的思想完全跑到比这愉快得多的事情上了。
“我不能说这事使我很感兴趣，”爱尔兰人坦率地说，“尤其是因为现在一切都已水落石出了。显然，布雷恩因为某种原因恨这个陌生人，就把他骗进花园用我的剑把他杀了，然后逃向城里，走的时候把剑丢掉。顺便说一下，伊凡告诉我死人的口袋里有一张美元票子。因此，他是布雷恩的同胞。这似乎更明确了。我看不出解决这事有什么困难。”
“有五大难点，”医生平静地说，“像高墙一样挡道。不要误会我，我不怀疑是布雷恩干的。我想，他的逃跑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他是怎么干的。第一难点：当一个人可以用一把折叠刀杀了人后再把刀放回口袋的时候，为什么要用一把又笨又长的军刀？第二难点：为什么没有听到响动或喊叫？一个人看到另一个人挥舞着刀向他扑上来时，一般都是不吭声的吗？第三难点：有一个仆人整晚上都守着前门，连一支耗子都进不了瓦伦丁的花园，那么死者是怎么进的花园呢？第四难点：同样情况，布雷恩是怎么走出花园的？”
“第五个难点呢？”尼尔说时，眼睛盯着小路上慢慢走来的英国神父。
“我想，是件小事，”医生说，“不过我认为是最奇怪的事情。我初看脑袋是怎么砍掉的时候，我以为凶手砍了不止一刀。但是仔细检查后，发现在砍断的部分上砍了许多刀。换句话说都是在脑袋掉下来之后砍的。布雷恩难道恨他的仇人恨得那么凶，非得在月光下用军刀多次猛砍才能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