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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莉在家里被劫持的可能性，专案组通过勘察已经排除了。至于出租车司机，专案组早前也考虑过。据酒吧经理说，通常晚上酒吧门前都有出租车排队等客，那些出租车都是与酒吧签过协议的，除非不够用，非签约出租车不准在此等客。专案组早前对签约出租车逐一排查了多遍，未发现嫌疑人。麻烦的是，当晚是新年夜，出租车生意特别火爆，有很多客人，在街上溜达很久也打不到车，这排查范围就大了……
第五章 犯罪侧写
马不停蹄地回到招待所，韩印便着手将案情分析落实到报告之中。其实昨夜勘察过抛尸现场，他对两起案件的性质已大概有了判断，上午又对被害人以及凶手选择被害人的模式进行一番研究之后，便更加确定——1996年“1。18碎尸案”与2012年“1·4碎尸案”，非同一凶手作案。
依据：
先说“1·18碎尸案”。韩印把凶手在整个案子中的行为分为四个步骤：
强奸、杀人、碎尸、抛尸。
具体分析，为什么导火索是强奸？这点对于当年专案组来说，只能算是推断，但韩印可以从行为证据分析中给予肯定。那就是凶手为什么要对被害人的整个生殖器甚至骨盆部位进行特别处理。当年专案组分析，该部分残骸可能因为凶手心理变态将其保留作为纪念，而通过昨夜的现场勘察，韩印确信凶手把该部分甚至还有作案工具都扔到了水流汹涌的古江中。这是一个完美洗清罪证的办法，同时也体现了凶手思想成熟、思维缜密、个性过于谨慎的特征。
杀人肯定意在灭口，这点没什么好说的。而碎尸当然是为了抛尸方便隐秘，但为什么要碎得那么细？为什么要用沸水浸烫？为什么要规整内脏？为什么叠放衣物？这些让常人难以理解的问题，最终被解读为心理变态，实则不然。
——碎尸细致实为工具所限。凶手性格过于谨慎，杀人之后，不敢贸然购买专业碎尸工具，只好就地取材，以家用菜刀和手锯为主。但菜刀显然无法直接把尸体切成碎块，尤其是僵硬了以及冰冻的尸体。于是他只好采取先把皮肉片去，之后再以锯条锯骨的笨办法。而肉片冰冻之后，也易于片割，再拘于切菜刀的片割面积有限，便给人以精细繁多之感。
当然这其中的怨恨心理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对于正常人来说，杀人之后肯定会害怕，接着便是懊悔，在此两种情绪的困扰下，出于本能的自我认同，凶手心里便会产生对死者的怨恨，以至于在进行碎尸时会更加果敢和精细，借以宣泄不安。但宣泄之后，又会对死者产生内疚，尤其死者是他先前相识之人，这种情绪便下意识地体现到整齐叠放死者衣物上。而将内脏规整到塑料袋中，实为担心血迹渗漏留下罪证。
至于用沸水反复浸烫尸体，这牵涉到一个比较简单的生活常识，而且法医顾菲菲已经解读得很清楚。日常生活中，从冰箱里取出一块冻肉，必须要缓一下，等它稍微化冻了才好切。韩印分析，凶手杀人后，一开始并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尸体，而是在时隔一天或者两天之后才决定碎尸。当年适逢J市最冷的一年冬天，尸体已经冻实了，凶手又无法等待自然化冻，遂用沸水助力，几番反复，尸体自然会出现犹如被煮过的泛红迹象。
处理完尸体，最后一步便是抛尸了。至于抛尸的次数，如韩印昨夜的分析，共为两次：凶手先乘公交车于虎王山抛掉头颅，后以自行车一次性抛掉其余部分。先来分析第二次抛尸：起点为作案现场，凶手在越过心理安全距离之后开始抛尸。这个心理安全距离，没有确定值，主要还是要根据环境、交通工具和气力等来决定，理论上当然是越远越好，但也有就近抛尸的。比如2011年某碎尸案，凶手便把被害人的尸体碎块抛在自己居住的小区内。说回本案，抛尸起点为作案现场，终点为古江边，这是凶手明确的，其余地点的选择带有一定的随意性，主要是根据负重和隐蔽性以及行路方便与否来定的，绝对谈不上故意抛尸闹市，企图挑战警方。那么第一次抛尸虎王山的意图，肯定是想掩盖死者身份，或者尽可能拖延警方查明死者身份的时间。至于凶手为什么不把头颅往虎王山密林深处抛，其实答案很简单，那是源于人类对黑暗和未知危险的恐惧。韩印昨夜曾恶作剧似的试探康小北，称他听见远处树林里有响动，当时作为持枪刑警的康小北都面露惧色，何况孤身一人的凶手，他是杀人恶魔，但并不是真的魔鬼。
还有，“1·18碎尸案”中那些对于凶手了解人体结构、熟知解剖学、可能有过职业经历的分析，在韩印看来太过想当然，长达一个多星期的碎尸行为，怎么看都算不上专业。
合并四个步骤，“1·18碎尸案”的性质便很清楚了——是一起比较常见，由暴力强奸，导致局面失控，进而杀人灭口，毁尸灭迹的案例。本案中，凶手的所有动作，系随正常心理变化而体现，并未发现犯罪标记行为。
什么是犯罪标记？是指犯罪人为满足心理上或情感方面的需要，而实施的某种特殊行为，这是一种在犯罪进行中犯罪人不必要实施的行为，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而在“1·4碎尸案”中，标记行为几乎充斥了整个案子。
在“1·4碎尸案”中，刻意模仿抛尸行为本身便是一种标记行为。
通常模仿作案大概有三种动机：第一种，动机明确。凶手企图转移警方视线，扰乱办案思路，最终达到逃脱法网的目的。对“1·4碎尸案”来说，凶手模仿前案风险值太高，于闹市抛尸风险明显大于利益，所以该案模仿抛尸的动机，应该不属于这第一种类型。
第二种，属心理性动机。来自于后者对前者的盲目崇拜，期望获得相同的关注度，从而获取成就感。此种模仿犯罪，凶手更注重犯罪手法，对被害人的选择无固定类型。但“1·4碎尸案”，凶手对红色衣物表现出了爱意，而且碎尸前曾为死者王莉化过妆，韩印相信王莉一定还有别的方面吸引着凶手，比如：头发、身材、脸形、五官中某个部位等，总之，凶手选择被害人是有具体形象的。那可能来自某个对凶手价值观带来颠覆的女人，也是他形成畸变心理最初的刺激源。也许是他跟踪王莉多日，也许只是运气好恰巧碰上的，于是王莉便成为他对女性展开报复的第一个猎物。
排除前两种，韩印认为本案符合第三种动机——凶手在他人的犯罪中体会到了快感。这也是一种心理性动机。在展开论证之前，韩印要先交代一下，这份报告开头的结论是如何做出的。
正如法医顾菲菲说的那样，两起案件时隔16年之久，凶手完全可能由手法业余变成专业，由强奸杀人犯演变为变态杀手，那么韩印是如何判断两起案件非同一凶手所为的呢？当然这是一个包括尸检证据和物证证据以及行为证据的综合考量，但韩印在本案中做出判断的重要依据，是所谓的隐形证据。
何为隐形证据？系指只有凶手本人知道以及警方通过分析推测出的证据。
那么本案的隐形证据，便是两个凶手在对被害人生殖器处理的不同态度上。
“1·18碎尸案”，凶手对生殖器采取了特殊的更为隐蔽性的处理方式，这体现了一种谨慎的自我保护，同时也暴露了强奸的事实，换言之，体现了凶手获得快感的方式是有生殖器接触的。而“1·4碎尸案”，凶手将生殖器与内脏规整在一起共同抛弃，未做刻意的保护行为，说明凶手与死者未有生殖器的接触，当然并不代表这不是一起性犯罪，也许凶手获得性快感的方式是碎尸。
总之，以前面的外部证据加上对凶手获得快感方式的分析，韩印最终做出了明确的结论。
明确了结论，回头再来说动机。凶手为什么会在“1·18碎尸案”中体会到快感？首先肯定是来自红色衣服的刺激，再一个当然是碎尸。凶手在1996年的时候，应该正处在心理畸变的暴力幻想阶段，在他无数次幻想过要对某一个或者某一类女性进行报复折磨时，“1·18碎尸案”中凶手的碎尸手段为他提供了一种方式，他将这种方式融入自己的幻想当中，结果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快感。对于变态犯罪人，偏执和追求完美是他们的共性，以至于终有一天在他将暴力幻想转化成现实之时，会甘愿冒着巨大风险尽可能去遵循“1·18碎尸案”中凶手的所为，以期获得他最初的甚至超越的那种快感。韩印相信随着他的成熟，未来的案件可能会显示出独创性的东西。
自中午回到招待所，韩印便一头扎进报告中，抛却时间和空间概念，将自己置身在脑海里想象的画面中，重现案发情景。画面中他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时而分裂成两个凶手，时而又变成冷静的旁观者，以参与者的视角去挖掘凶手真实的犯罪心理。
傍晚。
叶曦听说韩印为赶报告午饭和晚饭都没出来吃，便到餐厅打包了几个小菜带到房间。闻到饭香，韩印才觉察胃里空荡荡的，他让叶曦先自己看会儿报告，待他吃过饭再为她详细解读。结果饭吃完了，叶曦也抱着笔记本电脑靠在床头上睡着了。
在基层锻炼过的韩印很清楚做刑警的艰辛，作为一名女刑警付出的还要更多。如果不是心力交瘁，叶曦怎么会在一个单身男人的房间里睡着？韩印心口仿佛被针扎了一下，他已经许久未对一个女人如此心疼过了。
他不忍叫醒叶曦，从她手中轻抽出电脑，叶曦看来也实在支撑不住了，未作挣扎顺从着他的搀扶和衣躺到床上。韩印帮她脱掉鞋子，拉开被子为她盖上，关掉房灯，只留窗前茶几上一盏夜灯撑着光亮。昏黄的灯光下，女人恬睡着，男人守在床边沉思，冷清的夜便流淌出一丝温暖。
不知过了多久，温暖的画面被一阵刺耳的手机铃声打断，叶曦闭着眼睛从衣兜里摸出手机放到耳边，随便应了几句把手机扔到一旁。
“哎呀，不知怎么稀里糊涂就睡过去了。”叶曦揉着眼睛，冲床边的韩印不好意思地笑笑。
“你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