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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着它实现后民族主义后统一，仰慕它的行为举止、衣着和时尚，自犹太启蒙以来无条件无拘无束地热爱了它几十年，尽人之最大努力取悦它，以各种方式为它做出各种贡献，成为它的一个组成部分，用狂热的取悦打破它的冷漠与敌视，与之交友，使自己得到它的欢心，为它所接受，为它所拥有，为它所爱……
因此在1933年施罗密特和亚历山大·克劳斯纳，那两位已对欧洲失望透顶的恋人，与他们刚刚完成波兰文学和世界文学学士学位的幼子耶胡达·阿里耶兴味索然，几乎是不太情愿地移民到亚洲化的亚洲，移民到爷爷年轻时代写下的感伤诗歌中一直向往的耶路撒冷。
他们从的里雅斯特乘坐“意大利”号轮船去往海法，途中和船长合影，船长的名字写在照片旁边，他叫本尼阿米诺·乌姆伯托·斯坦德勒。千真万确。
在海法港，留下了这样一个家族传说。英国托管时期的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或者是卫生官员正等待着他们，往所有乘客身上喷洒消毒水。轮到亚历山大爷爷时，就有了我们的故事。他非常生气，从医生手里抓过喷头把医生喷了个透，好像在说，谁要是在这里胆敢像在大流散中那样对待我们，就这么对付他。两千年了，我们默默地忍受一切，但是在这里，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我们决不能默默忍受新的流亡，我们的尊严不能遭到践踏——或者是消毒。
他们的长子大卫，那位忠诚而勤恳的亲欧人士留在了维尔纳。在那里，起先，尽管身为犹太人，他还是在大学里得到了教授文学的职位。他无疑一心追寻约瑟夫伯伯那值得称道的生涯，如同我爸爸终生所追寻的那样。在维尔纳，他将娶一个名叫玛尔卡的年轻姑娘，在那里，1938年，他的儿子丹尼爱拉会出生。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比我大一岁半的孩子，也未能找到他的一张照片。只有一些明信片和玛尔卡（玛西亚）伯母用波兰语写的几封来信。“1939年2月10日：第一个夜晚，丹努什从晚上九点睡到早上六点。他夜里睡觉没有问题。白天，他睁着眼睛躺在那里，胳膊和腿的姿势不变。他有时候会叫……”
小丹尼爱拉·克劳斯纳不会活到三岁。很快他们就会来把他杀死，以使欧洲免遭他的破坏，以便预防希特勒“梦魇般的幻觉：令人憎恶、两腿向外弯曲的犹太杂种引诱成百上千的姑娘……黑头发的犹太青年脸上挂着撒旦似的笑，埋伏在那里，等待没有提防的姑娘，用他的血来玷污她……犹太人的最终目的是要消除国籍……通过使其他民族退化不纯，降低最高人种水平……怀揣毁灭白种人的秘密目的……倘若将五千名犹太人运往瑞典，他们会在极短时间里占据所有的重要位置……毒化所有人种、国际化的犹太人。”＇4＇
但是大卫伯伯却想得不一样。他对诸如此类的痛恨观点鄙夷不屑，对庄严的高大教堂拱顶下回荡着的反犹声浪，或残酷危险的新教徒反犹主义，德国种族主义，奥地利的蓄意谋杀，波兰对犹太人的痛恨，立陶宛、匈牙利或法国的残酷，乌克兰、罗马尼亚、俄国和克罗地亚的集体屠杀，比利时、荷兰、英国、爱尔兰和斯堪的纳维亚不信任犹太人，一概不予计较。凡此种种，在他看来乃野蛮愚昧时代的朦胧遗风，昨日残余，气数将尽。
作为比较文学教授，欧洲文学对他来说是一个精神家园。他未曾意识到，为什么应该离开自己的居住国移居到西亚，一个奇异生疏之地，以便让愚昧的反犹主义和心胸狭隘的民族主义暴徒心花怒放。因此他坚守岗位，挥动进步、文化、艺术和未开拓领域的精神旗帜，直至纳粹来到维尔纳。热爱文化的犹太人、知识分子和世界主义者不符合他们的口味，于是乎他们就杀害了大卫、玛尔卡和我那昵称为丹努什或丹努什可的丹尼爱拉小堂兄。在日期为1940年12月15日的倒数第二封来信中，丹努什的父母写道 ：“他最近已经开始走路了……他记忆力惊人。”
大卫伯伯把自己当作时代的产物，一位卓尔不群、自如运用多种文化多种语言、富于启迪的欧洲人，一位明白无误的现代人。他蔑视偏见和民族仇恨，他决意永不向缺乏文化素养的民族主义者、沙文主义者、蛊惑民心的政客和愚昧无知的为偏见所左右的反犹主义者屈服，这些人用粗嘎之音保证“让犹太人去死”，从墙上向他狂吠：“犹太佬，滚回巴勒斯坦去！”
去巴勒斯坦？绝对不行。他这种人不会携带年轻的新娘和幼子，临阵脱逃，躲到某个饱尝干旱侵袭的黎凡特省份，远离喧闹的乌合之众所发动的暴力，在黎凡特，几个孤注一掷的犹太人试图亲手建立起一个种族隔离主义者的武装国家，富有反讽意味的是，他们显然从他们的敌人那里学到了最坏的东西。
不，大卫伯伯当然是待在维尔纳，坚守岗位，待在富有理性、心胸豁达、宽容而自由的欧洲启蒙运动中最重要的前沿战壕之一，而现在那里又在为生存而战，抗击欲将其吞没的野蛮狂潮的威胁。他需要站在这里，因为他别无所能。
直至最后。
【注释】
＇1＇ 托洛茨基（1879——1940），前苏联共产党领袖，革命家、军事家、政治理论家、作家。生于沙俄赫尔松省（属于乌克兰）亚诺夫卡村一个犹太富农家庭。
＇2＇ “六日战争”，指1967年6月5日爆发的第三次中东战争，因为战争历时六天而得此名。
＇3＇ 希伯来语音译，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巴勒斯坦。
＇4＇ 引自费斯特：《希特勒》（伦敦，企鹅丛书，2000）中“希特勒的自白”；又见饶施宁格：《希特勒说话了：与阿道夫·希特勒系列对话》（伦敦，1939）。
16
奶奶惊愕地朝四周看了一眼，立即迸出一句名言，在她日后居住在耶路撒冷的二十五年间，这一名言化作箴言：黎凡特到处是细菌。
于是，爷爷不得不每天早晨六点或者六点半起床，拿着地毯拍子使劲地给她敲打床垫和寝具，晾晒被罩和枕头，给整个家里喷洒杀虫剂，帮助她无情地用开水煮蔬菜、水果、毛巾和厨房器皿。每隔两三个小时，他不得不用氯消毒液给厕所和洗涤槽消毒。这些洗涤槽的出水口总是用塞子堵上，底下洒些氯液或者是来苏尔水，像中世纪城堡的护城河，以阻挡净想从阴沟钻到房间里的蟑螂和其他有害物质。就连洗涤槽的溢流孔，也用肥皂挤扁而成的临时塞子堵住，以防敌人试图从那里渗透。窗子上的纱窗总是有股杀虫剂味，屋子里始终飘散着消毒气味。空中弥漫着消毒灵、肥皂、乳膏、喷剂、毒饵、杀虫剂和爽身粉的浓雾，有些是从奶奶皮肤上飘出来的。
然而，偶尔也会在傍晚时分邀请两三个知识分子型的商人或是大有可为的青年学者。应该承认，再没有比阿里克、车尔尼霍夫斯基，再没有盛大的晚宴聚会。有限的资金，拥挤的环境，以及日常艰辛迫使奶奶的目光变得短浅了。汉娜和哈伊姆·托伦，埃斯特和以色列·扎黑，杰尔塔和雅可夫——大卫·阿布拉姆斯基，偶尔有一两个在敖德萨和维尔纳时期的朋友，以赛亚街上的申德莱维茨，大卫·耶林街上的店铺老板卡察夫斯基，他的两个儿子已经成为著名科学家，在哈加纳＇1＇ 中担任令人费解的职务，要么就是梅库尔巴鲁赫大街上的巴尔——伊兹哈尔（伊茨莱维茨）夫妇，他是个忧郁的零星服饰用品商，她为顾客制作女人假发和紧身胸衣。二人都是忠心耿耿的右翼犹太复国主义修正主义者，从骨子里仇恨工党＇2＇ 。
奶奶把吃的东西一一排列在厨房桌子上，好像在做军事指挥，一遍又一遍派遣爷爷投入战斗，端盘子，送冰镇罗宋汤，汤上漂着一大块酸奶油，剥新鲜的克来门氏小柑橘、时令水果、胡桃、杏仁、葡萄干、无花果干、水果蜜饯、陈皮、各式各样的果酱和罐头、罂粟籽巧克力、果冻、苹果馅卷饼，以及她用奶油面团制作的精美果馅饼。
他们在这里再次讨论时政，讨论犹太人和世界的未来，痛斥腐败的工党，痛斥工党中那些持失败主义和合作主义观点的领袖，为讨好异族压迫者而逢迎拍马。至于基布兹，从这里感觉就像是危险的小牢房，是无政府虚无主义者，放荡不羁，无法无天，到处泛滥，有损于国家一切神圣的事物，花大家钱肥了自己的寄生虫，掠夺民族土地的吸血鬼……那年月，对耶路撒冷我奶奶家里的客人们来说，日后激进中东犹太人中的敌对势力对基布兹的大肆攻击已经“铸成事实”了。＇3＇ 显然这些讨论并没有给参加者带来多少乐趣，不然为什么他们经常一看见我就陷于沉默，或者就用俄语，或者把客厅和我在爷爷书房里造的样品箱城堡之间的门关上呢？
他们在布拉格小巷的那套小型住房是这样的：有一个俄式风格非常突出的客厅，塞满了笨重的家具，各式各样的物件和箱子；散发着浓烈的煮鱼、煮胡萝卜和馅饼味，与杀虫剂和来苏尔水的味道混杂在一起；墙壁四周挤满了箱子，凳子，一个黑色大衣柜，粗腿桌子，一个装满装饰品和礼品的餐具柜；白色平纹衬垫、网眼纱帘、绣花垫子、礼品充斥着整个房间。在每个可利用的表面，甚至在窗台上，都是一堆堆的小玩意儿，比如说有条银制鳄鱼，你扬起它的尾巴，它就会张开嘴巴，咬碎一颗坚果；如同真狗般大小的白色卷毛狗，一个黑鼻子、圆眼圈、温和安静的动物，总是卧在施罗密特奶奶的床下，从不叫唤或者要人放它出去，到黎凡特人那里去，从那里没准儿会带来昆虫、臭虫、跳蚤、虱蝇、蠕虫、虱子、湿疹、杆菌，还有其他致命的瘟疫。
这个和蔼可亲的动物名叫斯达克或斯达谢克或斯达申卡，是最为温和、最为顺从的狗，因为它是羊毛做的，体内塞满了碎布片，忠实地追随克劳斯纳一家从敖德萨移居维尔纳，又从维尔纳移居到耶路撒冷。考虑它的健康，这条可怜的狗每隔几个星期得就吞下几个樟脑丸。每天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