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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什么庄严的事件使三人身着盛装，并订了一辆特别的轿车？不得而知。通过相册同页的其他照片判断，时间是1934年，他们当时已经到了这个国家，仍然住在阿摩司大街扎黑家的小房子里。我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便弄清楚车牌号码，M1651。我父亲才二十四岁，在照片里却装扮成一位令人尊敬的中年绅士，样子有五十岁。
最初从维尔纳到达这里时，三位克劳斯纳在阿摩司大街一套两间半的公寓里住了约莫一年之久。后来，奶奶和爷爷找了个小屋租下来，一个普通房间，外加用作爷爷“书斋”的小房间，爷爷在那里躲避夫人震怒，躲避大搞灭菌战役时的保健鞭挞。新房子就在以赛亚街和钱塞勒街（现命名为斯特劳斯街）之间的布拉格小巷里。
阿摩司大街那套旧住房的前屋，现在变成了我爸爸的卧室兼起居室。他在这里安放了第一个书架，装他随身带来的维尔纳学生时代的书籍，一张陈旧、桌脚细长的胶合板桌子立在那里做书桌，他在这里把衣服挂在帘后用作衣橱的包装箱上。在这里，他邀请朋友高谈阔论，谈论人生、文学、世界和当地政治。在一张照片里，我爸爸舒适地坐在书桌后面，他身材纤细，人年轻而且严肃，头发向后梳着，戴着那副威严的黑框眼镜，身穿白色长袖衬衫。他坐在桌子一角，姿势随意，双腿交叉，身后是双层窗户，半个窗子朝里开着，但百叶窗依然关着，于是，只有微弱的光线透过了百叶窗。照片中的父亲全神贯注，读放在面前的一本大书，书桌上另一本书敞开着，还有一件东西背对着相机，那是一个圆形的铁皮闹钟，腿是斜的。爸爸左边放着一个装满图书的小书架，在厚厚图书的重压下，躬下身子，显然，这些外国图书是从维尔纳运来的，在这里明显地感到更加拥挤、浮躁和不舒服。
书架上方挂着一张相框，相框中的约瑟夫伯伯显得专断而威严，稀疏的头发和雪白的山羊胡使他看上去更似先知，仿佛他正居高临下窥视着我的父亲，用富有洞察力的眼睛凝视他，以便确定他在专心读书，大概没有因学生生活中那无把握的快乐而分散注意力，大概没有忘记犹太民族的历史状况，不忘记几代人的希望，大概——但愿不会这样！——不要低估那些细微之处，毕竟是这些微小的细部组合成一幅伟大的作品。
约瑟夫伯伯照片下面的钉子上，挂着犹太民族基金会的募捐箱，上面画着一个醒目的大卫之星。我父亲显得轻松随意，对自己感到满意，但是像个僧侣一样严肃而坚定：他左手正拿着一本打开的书，而右手放在了他已经读过的页码上，从中可以推断出他正在读一本希伯来文书，从右到左阅读。从袖口处可看见自手肘到指关节覆盖着浓密的黑毛。
我父亲看上去像个小伙子，知道自己的责任是什么，打算承担要赋予他的责任。他决定追随著名伯伯和大哥的足迹。就在那里，在紧紧关闭着的百叶窗之外，工友们在灰尘弥漫的公路上挖沟铺设水管。在沙里黑塞德和纳哈拉特施伊瓦那弯弯曲曲的小巷里，某栋旧犹太建筑的地下室，耶路撒冷哈加纳组织里的青年正在秘密集训，拆卸并重新组装一支非法的旧式手枪。在形势险峻的阿拉伯村庄里面绕来绕去的山路上，爱格德和塔努瓦汽车公司的司机们正在驾驶车辆，他们放在方向盘上的双手强健有力，被太阳晒得黝黑。在通往朱迪亚沙漠的干河床上，年轻的希伯来侦察员一身卡其布短打装束，卡其布袜，身系军用皮带，头戴阿拉伯人的白头巾，学着用双脚识别故乡的秘密通道。在加利利和平原上，在贝特施爱安山谷和耶兹里尔峡谷，在沙龙和海非尔山谷，在朱迪亚洼地，在内盖夫沙漠和死海附近的荒野，拓荒者正在耕耘着土地，他们体格强壮，沉默寡言，英勇顽强，皮肤呈古铜色。与此同时，从维尔纳来的如饥似渴的学生，在这里耕出自己的犁沟。
有朝一日，他自己也会成为守望山上的一位教授，他会帮助扩展智慧与知识，排除人们心目中的流亡沼泽。如同加利利和山谷里的拓荒者使沙漠绽开花蕾一样，他也会全力以赴地劳作，带着热情与献身精神，耕出民族精神的犁沟，让希伯来文化开花。这一切都在照片之中。
【注释】
＇1＇ 住棚节，犹太人主要节日之一，时间在犹太新年之后，公历约9月或10月。既是农业节日，也具有宗教含义。因为上帝“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
＇2＇ 扎尔曼·夏扎尔（1889——1974），学者，作家，以色列第一任教育部长，第三任总统。
19
每天早晨，耶胡达·阿里耶·克劳斯纳在盖乌拉大街乘坐9路公共汽车，经过布哈拉人居住区、先知撒母耳大街、义人西蒙街、美国人居住区和甲拉酋长区，到守望山上的大学楼，他在那里勤奋地攻读学位。他去听从未很好掌握希伯来语的库夫纳教授开设的历史课程，汉斯·雅考夫·泊洛斯基教授开设的闪语语言学，乌巴托·摩西·大卫·卡苏陀开设的《圣经》研究课，以及约瑟夫伯伯，即约瑟夫·克劳斯纳博士、教授、《犹太教和人文主义》的作者开设的希伯来文学课。
约瑟夫伯伯肯定鼓励我的父亲，他最好的学生之一，然而有机会时，他从来没有选他做助教，故而没有给那些恶语嚼舌根的人以任何口实。对克劳斯纳教授来说，避免其令名遭受诽谤尤为重要，于是乎可能对弟弟的儿子，自己的血亲，表现出不公。
在某本书的扉页上，无子嗣的伯伯写下这样的献词：“献给我的爱侄，与我情同父子。爱他犹如爱自己灵魂的约瑟夫伯伯。”爸爸曾经苦涩地调侃说：“倘若我们没有关系，倘若他少爱我一些，天晓得，我现在可能会是文学系的一个讲师，而不是一名图书管理员了。”
那些年，这件事就像我爸爸灵魂深处的一个脓疮，因为他确实应该像他的伯伯，像在维尔纳教文学并死在那里的哥哥大卫。父亲拥有令人惊叹的渊博知识，是记忆力超群的优等生，世界文学和希伯来文学专家，自由运用多种语言，彻底精通《托塞夫塔》＇1＇ 、《密德拉希》＇2＇ 文献、西班牙犹太人的宗教诗歌，以及荷马、奥维德、巴比伦诗歌、莎士比亚、歌德和亚当·密茨凯维奇，像蜜蜂一样辛勤劳作，绝对诚实，一位才华横溢的教师，可以言简意赅地讲解蛮族入侵、《罪与罚》、潜水艇的工作原理，或者是太阳系。然而从来没有得到机会站在一班学生面前，或者拥有自己的弟子，而以图书管理员和编目员的身份终其一生，他写了三四部学术著作，主要在比较文学和波兰文学领域，为《希伯来百科全书》撰写了几个辞条。
1936年，他在国家图书馆报刊部谋到了一个小职位，在守望山工作了约有二十年，1948年后转到塔拉桑塔楼，先做单纯的图书管理员，最后给部门主管普费弗曼的副手。当时的耶路撒冷到处是波兰和俄国移民，以及从希特勒魔爪下逃脱出来的难民，其中不乏著名大学的杰出泰斗，教师和学者的数量比学生还要多。
在50年代末期，爸爸从伦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也未能在希伯来大学文学系谋得特聘教师的职位。克劳斯纳教授执掌时期，若是聘用了自己的侄子，恐怕别人会说三道四。克劳斯纳的继任、诗人西蒙·赫尔金教授试图通过根除克劳斯纳的文学遗产、教学方法乃至其风气的方式另起炉灶，当然不想任用克劳斯纳的侄子。在60年代早期，父亲到新设的特拉维夫大学碰运气，但在那里也不受欢迎。
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他在当时比尔谢巴正在兴建的学院即后来的本——古里安大学成功谋到一份文学教职。父亲去世十六年后，我自己成了外聘文学教授，一两年后成为全职教授，最后被任命为阿格农研究中心主任。在这当中，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大学均向我发出聘我做全职文学教授的慷慨邀请。我，既不是专家，也不是学者，也不是移山者，未曾有过做研究的天赋，一看到脚注脑子里就一头雾水。＇3＇ 爸爸的一根小手指头就比我这样的空头教授专业十几倍。
扎黑家的那套住房有两间半小屋，位于三层小楼的一层。那套房子的后屋由以色列·扎黑、他的夫人埃斯特和扎黑年迈的父母居住。我爸爸住在那套房子的前屋里，开始是和父母住，后来单独住，最后和我妈妈一起住。房门单开，通往游廊，接着下几级台阶，走进窄小的前花园，出去便是阿摩司街。那时的阿摩司大街不过是条泥泞小道，没有车道，没有人行横道，仍然是这一堆那一堆的建筑材料和拆得七零八落的脚手架，饿得无精打采的猫在里面游荡，几只鸽子在那里啄食。这条路每天会来三四趟驴车或骡车，拉建筑用的金属杆，要么就是卖煤油人的车，卖冰人的车，卖牛奶人的车，收破烂人的车，他们沙哑的叫卖声总是令我血液凝固。整个童年我都在想象中遭受警告，不要生病、衰老和死亡，尽管死亡离我还很遥远，但逐渐会不可阻挡地来临，如同蝰蛇秘密爬过黑油油乱糟糟的草木，准备从背后袭击我。意第绪语中的呐喊“各种药物”在我听来像希伯来语词汇“不要衰老”。直至今日，这叫声仍让我脊梁骨冒凉气。
燕子在花园里的果树上栖居，而蜥蜴、壁虎和蝎子在岩石的缝隙间穿来穿去。偶尔我们甚至可以看见乌龟。孩子们在篱笆下面打洞，开辟出一张遍布邻居后院的捷径网络，或者是爬上房顶观察施内勒兵营里的英国士兵，或是遥望周围山坡上的阿拉伯村庄：以萨维亚、淑阿法特、贝特伊克萨、利夫塔、尼比萨姆维尔。
今天，以色列·扎黑的名字几乎已为人们遗忘，可那时，他是一位多产的年轻作家，作品畅销。他和我父亲年龄相仿，但是在1937年，二十八岁左右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