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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来教育模式也在倡导培养新人和土地的联系，对通过在田野里劳作而取得的成就予以奖励与表彰，那么令中国读者熟知的基布兹则成为新人与土地之间的桥梁之一。早在20世纪60到80年代，奥兹的基布兹小说（《胡狼嗥叫的地方》、《何去何从》、《沙海无澜》等）中的许多人物，尤其是老一代拓荒者就是坚定不移，往往把给大地带来生命当作信仰，甚至反对年轻人追求学术，不鼓励他们读大学。但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欧洲犹太人具有较高的精神追求，对以色列建国前后恶劣的生存环境和贫瘠的文化生活感到不适。奥兹的父亲虽然不反对基布兹理念，认为它在国家建设中很重要，然而，他坚决反对儿子到那里生活：“基布兹是给那些头脑简单身强体壮的人建的，你既不简单，也不强壮，你是一个天资聪颖的孩子，一个个人主义者。你当然最好长大后用你的才华来建设我们亲爱的国家，而不是用你的肌肉。”而父亲的一个朋友，虽然对基布兹及新型农场坚信不移，主张政府把新移民统统送到那里，彻底治愈大流散与受迫害情结，通过在田间劳作，铸造新希伯来人，然而却因自己“对阳光过敏”、妻子“对野生植物过敏”，永远地离去。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不仅困扰着旧式犹太人，也在考验着新希伯来人。
作品中的小主人公后来违背父命，到基布兹生活，并把姓氏从克劳斯纳改为奥兹（希伯来语意为“力量”），表明与旧式家庭、耶路撒冷及其所代表的旧式犹太文化割断联系的决心，但是却难以像基布兹出生的孩子那样成为真正的新希伯来人：“因为我知道，摆脱耶路撒冷，并痛苦地渴望再生，这一进程本身理应承担苦痛。我认为这些日常活动中的恶作剧和屈辱是正义的，这并非因为我受到自卑情结的困扰，而是因为我本来就低人一等。他们，这些经历尘土与烈日洗礼、身强体壮的男孩，还有那些昂首挺胸的女孩，是大地之盐，大地的主人。宛如半人半神一样美丽，宛如迦南之夜一样美丽。”而我，“即使我的皮肤最后晒成了深褐色，但内心依然苍白”。从这个意义上说，主人公始终在旧式犹太人与新型希伯来人之间徘徊，也许正是这种强烈的心灵冲突，令他柔肠百转，不断反省自身，如饥似渴地读书，进而促使他成为一名伟大的作家。
钟志清
【注释】
＇1＇ 基布兹，其希伯来语词根有“聚集”、“团体”之意，指以色列所特有的一种集体合作社区，人们在那里一起劳动，财产共有。基布兹建立于20世纪初期，在以色列国家建设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今逐渐衰微。
正文
1
我在楼房最底层一间狭小低矮的房子里出生，长大。父母睡沙发床，晚上拉开的床从墙这头摊到墙那头，几乎占满了他们的整个房间。早上起来，他们总是把床上用品藏进下面床屉里，把床垫翻过来，折拢，用浅灰色的床罩罩得严严实实，上面放几只绣花靠垫，于是夜间睡觉的所有痕迹荡然无存。他们就是这样把自己的房间用作卧室、书房、阅读间、餐厅和客厅。
对面是我的小绿屋，一个大肚子的衣橱占去了房间的一半。过道昏暗、狭仄而低矮，有点弯曲，像监狱里的逃跑地道，将两个小房间之间的简易厨房和厕所连接起来。一只囚禁在铁笼里的光线暗淡的灯泡，即使白天也向走廊投射出阴郁的微光。两个房间的前部都只有一扇窗子，窗子由金属遮帘护卫着，眯起眼睛使劲要看看东边的风景，然而看到的只是一棵布满尘埃的柏树，还有粗石垒就的矮墙。透过厨房和厕所后墙上的小窗口，可窥见一座小型监狱的院落，院子为高墙环绕，铺着水泥地面。一棵栽在锈迹斑斑的橄榄罐中的没有神采的天竺葵，见不到一丝阳光，正渐渐死去。小天窗的窗台上，长年累月放着密封的腌黄瓜罐，还有一只有裂缝的花盆被用作花瓶，里面是棵顽强的仙人掌。
实际上，这是一间地下室，是从小石山坡上挖出来的，是楼房的第一层。小山是紧挨着我们的邻居，一个沉重、内向、安静的邻居，苍老、忧郁的小山，具有单身男子的习性，总是一言不发，昏昏欲睡、孤高冷漠的小山，从来不吱吱拖动家具，不招待客人，不发出响声，不打扰我们，但这阴郁的邻居总通过它和我们的共用墙渗透过来阴冷暗淡的沉寂和潮湿，如一股轻微而执拗的霉味。
这样一来，即使在盛夏，我们家也会领略到一丝冬意。
客人们会说，在热浪中，你们这里向来蛮舒服的，这么凉爽、清新，凉飕飕的，但你们冬天怎么受得了呢？潮气不会从墙上渗进来吗？冬天在这里不会觉得有点沮丧吗？
家里到处是书。父亲能读十六七种文字，能说十一种语言（都带有俄语口音）。母亲讲四五种语言，能看懂七八种。不想让我听懂他们的谈话时，他们便用俄语或波兰语交谈。（这样的情况居多。母亲偶尔当着我的面用希伯来语提到大种马时，爸爸便会愤怒地用俄语冲她咆哮：你这是怎么啦？没看见孩子就在那里吗？）出于文化方面的考虑，他们大多读德语和希伯来语书，大概用意第绪语做梦。但是他们只教我希伯来语。也许他们害怕懂多种语言会使我受到奇妙而富有杀伤力的欧洲大陆的诱惑。
按照父母的价值标准，越西方的东西越被视为有文化。虽然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贴近他们的俄国人心灵，但我认为，德国人——尽管有了希特勒——在他们看来比俄国人和波兰人更文明；法国人——比德国人文明。英国人在他们眼中占据了比法国人更高的位置。至于美国人——他们还拿不准，毕竟那里在屠杀印第安人、抢劫邮政列车、淘金、骚扰女孩。
欧洲对他们来说是一片禁止入内的应许之地，是人们所向往的地方，有钟楼，有用古石板铺设的广场，有电车轨道，有桥梁、教堂尖顶、遥远的村庄、矿泉疗养地、一片片的森林、皑皑白雪和牧场。
在我整个童年时代，“农舍”、“牧场”、“养鹅女”等词语一直对我有着诱惑力，让我兴奋不已。它们具有真正舒适世界里的感官韵味，远离布满灰尘的白铁皮屋顶，远离满是废铁、蓟草的城市荒地，远离承受炎炎夏日重压的耶路撒冷那焦渴的山坡。我无数次喃喃自语“牧场”——我就能听到脖子上挂着小铃铛的母牛们的哞哞叫声，听到小溪的汩汩流水；我闭上双眼，就能看到赤脚的牧鹅女，在我什么都还不懂时，她的性感就让我落泪。
一年年过去，我逐渐意识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人统治下的耶路撒冷是一座迷人的文化城市，有着伟大的商人、音乐家、学者和作家，例如马丁·布伯＇1＇ 、格肖姆·肖勒姆＇2＇ 和阿格农＇3＇ ，以及许许多多杰出的研究者和艺术家。有时，当我们经过本——耶胡达街或者本——梅蒙大道时，爸爸会悄声对我说：“瞧，那是国际知名的大学者。”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我认为国际知名与两条瘦腿有关，因为被谈及的人大多上了年纪，用拐杖探路，两只脚跌跌撞撞，甚至在夏天也穿着厚毛衣毛裤。
我父母所景仰的耶路撒冷离我们的居住区十分遥远，是在绿荫葱茏的热哈维亚，那里花团锦簇，琴声悠扬；是在雅法或者本——耶胡达街上的三四家咖啡馆，那里悬挂着镀金枝形吊灯；是在基督教青年会＇4＇ 或大卫王酒店里的大厅。在那里，追求文化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与富有教养的英国人举止得体；在那里，梦幻一般、脖颈颀长的女子身穿晚礼服，在着藏青色笔挺西装的绅士怀中翩翩起舞；在那里，宽宏大度的英国人和犹太文化人或受过教育的阿拉伯人共进晚餐；在那里，举行独奏会、舞会、文学晚会、茶话会，以及赏心悦目的艺术座谈会。也许这样的耶路撒冷，和枝形吊灯与茶话会一道，只能出现在凯里姆亚伯拉罕居民——图书管理员、教师、职员和装订工人——的梦中。无论如何，它没有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居住的凯里姆亚伯拉罕区，属于契诃夫。
多年后，我阅读契诃夫时，确信他就是我们当中的一员：万尼亚舅舅就住在我们楼上，萨莫连科医生在我发烧或得白喉时弯下腰，用宽大有力的双手为我做检查，患有习惯性偏头疼的拉耶夫斯基是妈妈的二表哥，我们在星期六晚上一起到民族宫礼堂听特里格林。
的确，我们周围有着各式各样的俄国人，有许多托尔斯泰式人物。有些人甚至长得就和托尔斯泰一模一样。在某本书的封底看到一幅棕色的托尔斯泰画像时，我确信自己已经在我们当中看见他很多次了：他沿着马拉哈伊大街闲逛，要么就是顺着俄巴底亚大街走去，头上没戴帽子，微风吹乱了他银白的胡须，如同先祖亚伯拉罕那样令人敬畏，他目光炯炯，用手里的树枝做拐杖，一件俄式衬衫罩在灯笼裤外，用根长绳系住腰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