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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笔下有类似的东西，你肯定记得。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一次安娜悄悄走进家里，而卡列宁此时正坐在办公室，她想办法溜进一度属于她的家，甚至想办法看看儿子，但是仆人们把她赶走了。只是托尔斯泰的描写不如我看到的那幕场景残酷，当伊里娜·马特维耶夫纳从卡西米尔仆人那里跑开时，她经过我身边，和坐在这里的你离我一样近……我们毕竟是邻居……可她没有和我打招呼，我听见她时断时续的哭号，嗅到她的呼吸，我从她的脸上看出，她已经神志不清了。从她的神态，她哭叫的样子，她走路的姿势，我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到某种死亡迹象。
过了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安东把她扔了出来，或更确切地说，安东自己去了别的村子。伊里娜回到家里，她向丈夫下跪，显然工程师斯泰来斯基可怜她，重新收留了她，但没过多久，他们把她送到医院，最后，几个男护士把她的眼睛和胳膊用绷带缚住，强行送进考维尔的一家精神病院。我能够想见她的眼睛，就连现在我对你讲话时我都可以看见她的眼睛，真是奇怪，八十年过去了，大屠杀都发生了，这里也发生了所有的战争，发生了我们自己的悲剧和疾病，除我之外大家都死了，即便如此，她的眼睛仍然像一副尖利的织针刺穿着我的心房。
伊拉一次次地回到斯泰来斯基的家里，她已经平静下来。她照顾孩子，甚至在花园里栽种玫瑰，喂鸟，喂猫，但有一天她再次逃跑，跑到了森林里，他们把她捉回后几天，她拿了一罐汽油，去了安东在牧场里为自己造的那间棚屋。棚屋顶铺着柏油纸，安东很长时间不住在那里了，她点燃一根火柴，把棚屋连同他的破衣烂衫以及她本人一同化为灰烬。在冬天，白雪覆盖了一切，烧毁了的棚屋那黑漆漆的房梁钻出白雪，像沾满煤灰的手指指向白云和森林。
过了一段时间，斯泰来斯基工程师精神失常，做了件不折不扣的大蠢事：他再次结婚，失去了所有的金钱，最后竟然把磨坊股份卖给了爸爸。你外公在这之前已经设法买下了拉夫佐娃公主的股份。试想他最初在她家里当学徒，只是个农奴，一个失去生母又被继母赶出家门的男孩，年仅十二岁半。
现在，你自己瞧瞧命运为我们勾勒出多么奇怪的圆周，你失去母亲时不也恰恰是十二岁半吗？正像你的外公。尽管他们没有把你租给某个半疯狂的地主，但你被送到了基布兹。别觉得我不知道对于一个没出生在基布兹的孩子来说来基布兹意味着什么，那里不是天堂。你外公在十五岁那年已经真正为拉夫佐娃公主掌管磨坊了，你在同一年龄里写诗。几年后整个磨坊归爸爸所有，而他在心底里一直鄙视财富。他不光鄙夷财富，也为财富感到窒息。我父亲，你外公，执着，有眼光，慷慨，甚至有一种独特的人生智慧。他只缺少运气。
23
在花园四周，索妮娅姨妈说，我们有尖桩篱栅，每年春天都要粉刷成白色。树木的根部每年也要涂上白色防虫。篱栅有一个小门可以出去，通向广场。每星期一吉卜赛女人会来。她们经常把上了油彩、轱辘巨大的大篷车停在那里，靠广场一边支起油布帐篷。漂亮的吉卜赛女人赤着脚挨家挨户走，她们到厨房用纸牌算命，清洁厕所，唱歌，为的是挣得几个戈比，也会趁你不注意，小偷小摸。她们从仆人入口朝尔尼克胡得——我跟你说过，在住宅一侧——来到我们家。
后门径直通向我们的厨房，厨房很大，比这套房子都大，厨房中央有张桌子和十六把椅子。有个带十二个大小不一搁架的厨灶，安有黄门的碗橱，以及大量的瓷器和水晶器皿。我记得我们有个长长的大盘子，你可以把一整条鱼用叶子包上放在里面，周围再放上米饭和胡萝卜。那只盘子怎么样了？天晓得！它也许正在装饰着某个胖农民的餐具柜。角落里有个看台，旁边放有带软垫的扶手椅和一张小桌子，那里总放有一杯香甜的水果茶。这是妈妈……你外祖母……的宝座，她会坐在那里，有时会手扶椅背站在那里，像站在船头的船长，向厨子、女佣以及任何走进厨房里的人发号施令。她的小看台安排得不仅能够鸟瞰厨房，还可以对左边一目了然，通过房门看到走廊，进而可以观察到通往所有房间的门，右边也可以通过小窗口看到侧面的餐厅和女佣的房间，卡西尼亚和她漂亮的女儿多拉就住在女佣的房间里。用这种方法，她可以从她的有利地形——我们都管那里叫作拿破仑山——来指挥她的整个战场。
有时，妈妈站在那里把鸡蛋打碎放进一个小盆里，让哈娅、范妮娅和我吞下生蛋黄，数量多得让我们生厌，因为那时有这样一种理论，说蛋黄可以预防各种疾病。也许是正确的。谁知道呢？实际上我们都很少生病。那时候没人听说过胆固醇。让范妮娅，你妈妈，吞下的蛋黄最多，因为她一直是最弱最苍白的孩子。
在我们三姐妹中，你妈妈受我们母亲的气最多。我们母亲是个说话尖声刺耳、有点军事化的女性，就像个军士。她从早到晚不住地啜饮水果茶，下达指示与命令。她有些吝啬的习惯令爸爸大光其火，她确实过于吝啬，但多数情况下爸爸只是提防她，不和她计较，这让我们很生气，因为我们站在他一边，因为他是正确的。妈妈经常用满是灰尘的布单把扶手椅和精制的家具盖上，这样一来，我们的客厅仿佛总是幽灵密布。妈妈连一丁点儿灰尘都非常害怕。她做过这样的噩梦：孩子们穿着脏兮兮的鞋子进来，走在她漂亮的扶手椅上。
妈妈把瓷器和水晶器皿藏起来，只有当我们邀请重要的客人或过新年、过逾越节时才全部拿出来，撤去客厅里沾满灰尘的布单。我们对此也深恶痛绝。你妈妈尤其痛恨虚伪：有时我们按照犹太教规准备食品，有时则不；有时我们去犹太会堂，有时则不；有时我们炫耀我们的财富，有时又把财富藏在白裹尸布下。范妮娅甚至比我们更支持爸爸，反抗妈妈的专横。我认为他，爸爸，也尤其喜欢范妮娅，然而我无法证明，他是个具有强烈公平意识的男人，从没有过任何偏袒。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像你外公这样如此憎恨伤害他人感情的人。即使是对恶棍，他也总是尽量不去伤害他们的感情。在犹太教里，使人苦恼甚至比令人流血更为糟糕，他是个从不伤人的人。从不。
妈妈用意第绪语和爸爸争论。多数情况下他们用俄语和意第绪语两种语言交谈，但是吵架时只用意第绪语。对我们这几个女儿，对爸爸的生意伙伴，对房客、女仆、厨子和马车夫，他们只讲俄语。他们和波兰官员讲波兰语。（在罗夫诺被波兰吞并后，新政权坚持让大家讲波兰语。）
在我们的塔勒布特学校，几乎只讲希伯来语。我们三个姐妹，在家里讲希伯来语和俄语。多数情况下讲希伯来语，于是父母听不懂我们的谈话。我们之间从来不讲意第绪语。我们不愿像妈妈那样，我们把意第绪语和她的抱怨、发号施令与争吵联系在一起。爸爸在磨坊里用额头上的汗水换来的所有利润，都被她勒索过来，花在聘请要价昂贵的裁缝为她置办奢华的服装上。但是她又非常吝啬，舍不得穿，她把衣服储存在衣橱里，多数情况下她身穿一件灰褐色的家常服在家里走来走去。每年只有两次装扮自己，如乘上皇家马车前去犹太会堂，或者参加某种慈善舞会，于是全城都会满怀羡慕地看着她；而她则冲我们咆哮，说我们正在让父亲倾家荡产。
范妮娅，你妈妈，想要在人们和自己说话时安安静静，合情合理，不要横遭呵斥。她喜欢解释，也喜欢听人解释。她无法忍受命令。即使在卧室里，她也有自己排列东西的独特方式……她是个爱整洁的姑娘……要是有人扰乱那种井然有序，她会非常心烦意乱。然而她保持沉默。有时甚至沉默得有些过分。我不记得她曾经提高嗓门，也从来不呵斥人，她总是以沉默回应，即便有些事情不该沉默。
在厨房一角，有个大烤箱，有时允许我们做件有趣的事，就是可以用长木铲把要烤的安息日麻花式面包放进烤箱。我们假装把邪恶的巫婆芭芭·雅嘎和黑鬼朝尔尼车尔特放到了火上。也有小一点的炊具，带有四个搁架和两个都克霍夫基＇1＇ ，用来烤饼干和烤肉。厨房有三扇巨大的窗户，俯视着花园和果园，它们几乎总是蒙着一层蒸汽。浴室入口开在厨房旁边。那时罗夫诺几乎没有家庭有室内浴室。富有的家庭在院里屋后有个小屋，有个烧木头的锅炉，既用于洗澡又用于洗衣。只有在我们家里有个正经的浴室，我们那所有的小朋友都非常妒忌。他们习惯于把它叫作“苏丹的乐趣”。
我们想洗澡时，经常把一些大木头和锯屑放进大锅炉口，把火点燃，等上一个或一个半小时把水烧开。水足够六七个人洗的。水是哪里来的？在邻居家的院子里有一口水井，我们想把锅炉灌满时，他们关掉自己家的流水口，菲利普或安东或瓦西亚用吱吱作响的手动水泵把水抽出来。
我记得有一次，在赎罪日那天晚上，吃过饭后，还有两分钟就要禁食了，爸爸对我说，请给我一杯直接从水井里打上来的水。我把水给他端来，他往水里放了三四块糖，用手指搅拌，把水喝了，然后他说：现在谢谢你，苏里莱，现在禁食该比较容易了。（妈妈叫我索尼奇卡。老师们叫我撒拉，但是对爸爸来说，我总是苏里莱。）
爸爸喜欢用手指搅拌，或者用手抓东西吃。我那时是个小姑娘，大概有五六岁。我无法向你解释……我甚至无法向自己解释……他向我道谢时说“禁食比较容易了”的寥寥话语带给我怎样的快乐，怎样的幸福！即便现在，八十年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