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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三年钢琴课，她跟老师和其他学生学了一点点希伯来语。希伯来语，那是一门优美的语言，热哈维亚区很美，井然有序，很安静。
塔里比耶也井然有序，还安静，我忙不迭地回答，报之以一个又一个的赞美。也许她同意和我说说话？
我们不是已经说话了吗？（她的嘴角迅速闪过一丝微笑。她用双手拉直裙摆，放下交叉着的双腿，接着又把腿交叉在一起。有一刻她的膝盖又露了出来，那是已经成熟了的女人的膝盖，接着她的裙子又拉平了。她的目光现在有点向我的左侧转移，花园墙透过树木在窥视我们。）
我于是采用一种具有代表性的神情，亮明自己的观点：以色列的土地足以供两个民族居住，要是他们能够明智一些，和平共处相互尊敬就好了。不知是出于不好意思，还是出于妄自尊大，我不是用自己的希伯来语和她说话，而是用父亲和他客人们的希伯来语，正式，优雅，就像一头驴穿上礼服，脚踏高跟鞋。出于某种原因，我确信这是向阿拉伯人和女孩子说话的唯一合适方式。（我以前几乎没有任何机会和一个女孩或者和阿拉伯人说过话，但是我想象，在这两种情况下，需要一种特别的斯文，就像踮着脚尖说话。）
很明显她的希伯来语知识不甚宽泛，不然就是因为她的观点和我的相左。面对我的挑战，她没有做出回应，而是选择了岔开话题。她对我说她哥哥在伦敦，将来要做“事务律师和出庭律师”。
我有些趾高气扬，分明是在代表着什么，问她长大之后想学什么，比如说在什么领域，从事什么职业。
她直视我的眼睛，在那一刻我没有脸红，而是脸色煞白。我立刻转移了自己的视线，看着地上，她那个勤奋的小弟弟已经在桑树下用树叶圈起了四个标准的圆圈。
你呢？
嗯，你知道，我说，依旧站在那里，面对着她，两只湿乎乎的冷手在短裤上来回揉搓，嗯，你知道，是这样——
也许你也要做一个律师。从你说话的方式上看。
你为什么这么想？
她没有回答，说，我要写一本书。
你？你要写什么书？
诗歌？
诗歌？
用法文和英文。
她也用阿拉伯语写诗，但是她从来没给任何人看过。希伯来语也是一门优美的语言。有人用希伯来语写过诗吗？
她的话让我大吃一惊，义愤填膺，一种使命感油然而生，我在那里带感情地给她朗诵一些诗歌片断：车尔尼霍夫斯基、拉海尔、弗拉基米尔·杰伯廷斯基，还有我自己的一首诗。想起什么背什么，双手狂暴地在空中挥动，扯开嗓子，拿腔捏调，声情并茂，以姿势助说话，甚至闭上双眼，甚至她的小弟弟阿瓦德也抬起鬈发脑袋，用那双羔羊般无辜的褐色眼睛盯着我，充满了好奇，似乎还表现出一丝理解，他突然用清晰的希伯来语朗诵道：“等也等啊！歇也歇啊！”与此同时，阿爱莎什么话也没说。她突然问我会不会爬树。
我激动万分，也许有点喜欢她，而且有点为做民族代言人而兴奋颤抖，渴望去做她要我做的一切，我立即把自己从杰伯廷斯基变成人猿泰山。脱下斯塔施克叔叔那天早晨为我擦得像喷气式飞机一样亮晶晶的皮凉鞋，不管不顾我那套熨得平平整整的最好行头，我纵身一跃攀上一根矮树枝，光着的两只脚丫在节节疤疤的树桩上乱爬，毫不犹豫地爬到了树上，从一棵树杈攀到高处的树杈，直奔最高处的树枝，不顾树枝划了皮肉，也不管擦伤青肿，以及桑树留下的污渍，爬得比墙还高，比别的树的树梢还高，穿过树影，爬到树的最高处，直至肚子倚在一棵歪仄的树枝上，在我身体的重压下那树枝像弹簧一样弯了下去，我的手摸索着，突然发现一根头上挂着个沉重铁疙瘩的锈铁链，铁疙瘩也是锈的，只有魔王知道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的，怎么跑到了桑树尖上。小阿瓦德若有所思地看着我，疑惑不解，又叫了起来：“停也停啊！歇也歇啊！”
显然他只懂这一点点希伯来语。
我一只手抓住那棵叹息着的树枝，另一只手挥动铁链，铁球开始飞转，我口中发出狂暴的呐喊，仿佛在向下面的小女孩炫耀某种稀世真果。我们是这么学的，六十代了，他们把我们视为一个可怜巴巴的民族，挤成一团诵读经书的民族，一看见阴影就恐慌不已的脆弱飞蛾，死亡之子，而现在具有男子汉气概的犹太民族终于登上舞台，灿烂夺目的新希伯来青年的力量不可一世，任何人都要在他的怒吼前发抖，像群狮中的一头雄狮。
但是，我欣喜若狂，在阿爱莎和她小弟弟面前扮演的这头令人生畏的树上雄狮没有意识到厄运正在降临。他是一头又聋又瞎又蠢的狮子。他长着眼睛，但是看不见，他长着耳朵，可是听不着。他只是挥动着铁链，叉开双腿站在摇摆的树枝上，用他的铁苹果进行越来越强的旋转，划破长空，像在电影里看见的那些英勇无畏的牛仔用套索在空中绘出一道道圆弧。
他没有看见，没有听见，没有料想到，也没有注意到，这个热情的兄弟看管人，这头正在飞翔的雄狮，纵然复仇女神已经上路，一切准备就绪，等待恐惧降临。锈铁链终端的锈铁疙瘩在空中舞动，威胁着把他的胳膊扭得脱臼。他的妄自尊大，他的愚蠢，正在上扬的男子汉气概对他产生的毒害，陶醉于自负的沙文主义之中。那棵支撑他进行示威的树枝已在重压下呻吟。还有，那个眉毛浓密、清秀而沉于思考的阿拉伯女孩、女诗人，正露出遗憾的微笑抬头看着他，那微笑并非出于羡慕，或是出于对新希伯来人的敬畏，是微微带有几分蔑视、顽皮而宽容的微笑，仿佛在说，这算不了什么，你所有那些努力，丝毫不算什么，我们见得比这多得多，你别想打动我们，要是你真的想让我刮目相看，你还得加倍努力。
（他在某种黑漆漆的水井深处，也许刹那间隐约想起女人服装店里的浓密森林，他穿过这座原始森林，追寻一个小姑娘，当他最终追上她时，她化作了恐惧。）
她的小弟弟依旧在桑树下，已经用落叶圈起了标准而神秘的圆圈，现在蓬头垢面，认真，显得有责任感，非常可爱，他穿着短裤和一双红鞋在蹒跚追逐一只白蝴蝶，突然桑树梢上传来可怕的咆哮，阿瓦德，阿瓦德，快跑，他也许刚好来得及抬起头，两只圆圆的眼睛盯着树上，他也许刚好来得及看到生锈的铁苹果已经摆脱铁链，正像一颗炮弹越来越大越来越黑朝他冲了过来，径直飞到孩子的眼前，它肯定会砸烂他的颅骨，倘若不是险些避开孩子的头，飕飕闪过孩子的鼻子，砰的一声沉闷地落到了地上，隔着那双红色的小鞋砸伤了他那只小脚，玩偶般的鞋子突然染上一层鲜血，鲜血开始从鞋带孔汩汩涌出，又从布缝和鞋头喷出。接着树上传来一声撕心裂肺的痛苦的厉声长叫，之后你的整个身体像霜凌一样瑟瑟发抖，周围的一切立刻陷入了沉寂，你好像被关进了一座冰川。
我不记得孩子姐姐把昏厥的他抱走时他脸上的模样，我不记得她是否也发出尖叫，她是否喊人帮忙，她是否和我说话，我不记得我什么时候怎样从树上下来，还是同脚下折断的树枝一起摔下来，我不记得是谁为我包扎了下巴上的伤口，鲜血滴落在我最好的衬衣上（直到现在我的下巴上还有一块疤痕），不记得在受伤孩子发出一声惨叫和雪白的床单之间发生了什么，那天晚上我依然周身发抖，下巴上缝了几针，在斯塔施克叔叔和玛拉阿姨家的双人床上像个胎儿缩成一团。
但直到今天，我确实记得，两道浓密的黑眉连在一起，高耸眉峰下的那双眼睛，如同熊熊燃烧的两块燃煤，眼神里露出厌恶、绝望、恐惧和仇恨，在厌恶和仇恨之下，还有来自头脑的某种失望的首肯，好像同意自己的看法，好像在说我立刻就了如指掌，甚至在你还没开口时，我就应该注意到，我就应该严加防范，从远处当然就可以觉察得到。像股臭气。
我模模糊糊地记得，一个毛茸茸的矮个子男人，留着撮浓密的小胡子，宽大的手镯上镶了块金表，他或许是一位客人，要么就是主人的一个儿子，粗暴地把我从那里拉开，抓住我撕破了的衬衣，几乎是在奔跑。路上，我看见一个愤怒的男人，站在铺过地面的平台中央，在水井旁边，殴打阿爱莎，没有用拳头捶，没有扇耳光，而是用手掌重重地殴打她，一下接一下，速度很慢，出手凶狠，打她的头上、后背、肩膀，还有整个脸庞，不像是在惩罚孩子，而是像在朝马身上撒气，或是朝一头不听话的骆驼撒气。
当然，我父母，还有斯塔施克和玛拉，打算和那家人联系询问阿瓦德的情况，询问他的伤势。当然，他们打算找到某种方式表达他们的难过与羞愧。他们也可能考虑做某种适当补偿。也许，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让主人们亲眼看看我们这边也不是没受损伤，他的下巴划破了，缝了两三针。我父母和鲁德尼基夫妇甚至计划二访希尔瓦尼庄园，给受伤的孩子带些礼品，而我的任务则是匍匐在门槛，或者痛心疾首，表达一份谦恭的悔恨，向希尔瓦尼一家和整个阿拉伯民族证明，我们多么抱歉，多么惭愧，多么不好意思，但与此同时，过于宽宏大量地寻找借口，或者为具体情况进行辩解，足能承受所有的难堪、悔恨与愧疚。
但是，正当他们相互之间仍然在协商、争论具体的时间和方式时，或许建议斯塔施克先生去找老板诺克斯——吉多福德先生让他代表我们前去进行非正式试探，弄清希尔瓦尼家族是否仍然义愤填膺，能否减轻他们的怒气，个人道歉是否有用，究竟采取何种态度才能使之接受我们提出的消除误会的建议，正当他们仍然制订计划探讨措施时，犹太人的重要节日到了。甚至此前，在1947年9月1日，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提出了两个方案。＇1＇
在耶路撒冷，即使尚未发生暴力，也让人感到，好像一块看不见的肌肉突然收缩，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