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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那是个隔离区！”阿布拉姆斯基大叫，声音可怕，“一个犹太人居住辖区！一座监狱！孤独的监禁！”
古斯塔夫·克洛赫玛尔则面带微笑，愉快作答：“最好是美国人自己把要给我们的特拉维夫和哈德拉之间的这个小人国拿走，只给我们两艘航空母舰，我们在那里就会比较舒服比较安全了。也就不那么拥挤了。”
玛拉·鲁德尼基恳求、哀求那个警察，就像为我们祈求生命：“加利利怎么办呢？加利利呢，亲爱的杜戴克？还有河谷呢？我们连河谷也不要吗？他们至少也应该把河谷留给我们，为什么不呢？他们怎么连穷人最后一只幼牡羊都要呢？”
父亲忧心忡忡地评论说：
“没有穷人最后一只幼牡羊这种东西，玛拉，穷人只有一只幼牡羊，它也被夺走了。”
沉默片刻后，亚历山大爷爷怒不可遏，他脸憋得通红，气呼呼的，仿佛失去了控制：“非常正确，雅法清真寺的那个恶棍！他非常正确。我们确实不过是一堆排泄物！咳，怎么了，这就到头了！那好！够了！世界上所有的反犹主义者都非常正确。咳，怎么啦。确实有人诅咒我们。上帝确实憎恨我们！而我，”爷爷呻吟着，脸色通红，唾沫星子飞溅，不住地捶打桌子，弄得杯子里的茶勺叮当作响，“咳，怎么啦，你说的，上帝怎么恨我们，我们就用怎样的恨来回敬他。我恨上帝。他已经死了！柏林的反犹主义者已经死了，但是另一个希特勒仍然坐在那里！更为糟糕！咳，怎么啦！他正坐在那里嘲笑我们呢，流氓！”
施罗密特奶奶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命令道：
“兹希亚！够了！你在说什么呀。够了。真的够了。”
他们想办法让他平静下来。给他倒了一小杯白兰地，在他面前放了一些饼干。
可杜戴克伯伯，维勒克中校，显然认为爷爷不该当着警察的面如此歇斯底里咆哮狂言，他站起身，戴上他那顶气派的大檐警帽，正了正左臀部的手枪套，从门口主动赐给我们一个暂缓之机，一线光明，仿佛在怜悯我们，俯就对我们的呼吁做出反应，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但是，还有一个官员，一个爱尔兰人，确实是个人物，再三重申，犹太人比世界上所有的人加在一起都要聪明，他们始终幸免于难。他是这么说的。问题是，他们要免除的是何种灾难？大家，晚上好。我只是要求你们不要重复我跟你们说过的话，因为那什么这是内部消息。”（杜戴克伯伯这辈子在耶路撒冷住了六十年，甚至在年老之际也总是要说“因为那什么”，忠心耿耿拘泥于语言模式的三代人没能把他教好。即使他身为高级警官，最后做了耶路撒冷警察局局长，后来又荣任旅游部副部长，也无济于事。他一如既往：“由于那什么我是个犹太人！”）
44
父亲有天吃晚饭时解释说，11月29日即将在纽约附近成功湖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要求至少达到三分之二的多数投票，才有可能采纳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在报告中的提议，在英国托管区的土地上建立两个国家，一个犹太国家和一个阿拉伯国家。穆斯林同盟以及英国人会千方百计设法阻挠出现这样一个大多数。他们想把整个领土变成英国统治下的一个阿拉伯国家，就像埃及、外约旦和伊拉克等其他阿拉伯国家一样，实际上处于英国的保护之下。另一方面，杜鲁门总统与自己的国务院大相径庭，为使人们接受分治协议而努力。
斯大林的苏维埃共和国联盟出人意料，与美国一道支持建立与阿拉伯国家共存的犹太国家。他也许预见到，同意分治的表决将导致这个地区多年处在流血冲突中，使得苏联能够在英国控制的中东地区，在靠近石油产地和苏伊士运河的地方赢得一个立足点。强权国家一肚子花花肠子，显然穿插着宗教野心，罗马教廷希望在耶路撒冷拥有决定性的影响力，按照分治计划，耶路撒冷既不属于犹太人，也不属于穆斯林，而是由国际管辖。出于良知而做的考虑和同情与自私自利和犬儒主义想法相互交织，几个欧洲政府正在寻求某种方式，为三分之一犹太人死于德国刽子手的魔爪，为犹太人世世代代遭受迫害而做出补偿。然而，又是同样的政府，不愿反对把成千上万贫困潦倒无家可归的东欧犹太人，那些自德国战败后一直在难民营里备受煎熬的犹太人，输送到远离他们自己的领土，实际上远离欧洲的地方。
在真正投票那一刻之前，结果难以预见。压力和诱惑、威胁与阴谋甚至行贿等手段，使三四个拉美和远东小国关键性的几票摇摆不定。智利政府，一向拥护分治，但屈从于阿拉伯世界的压力，通知其在联合国的代表投反对票。海地宣布准备投反对票。希腊代表团打算弃权，而且在最后一刻决定支持阿拉伯的地位。菲律宾代表拒绝表态。巴拉圭犹豫不决，巴拉圭驻联合国代表塞萨尔·阿科斯塔博士抱怨未从自己的政府得到明确指令。泰国发生了军事政变，新政府召回其代表团，新代表团尚未派出。利比亚答应支持提议。海地在美国的压力下，改变初衷，决定投弃权票。与此同时，在阿摩司大街，在奥斯特的杂货店，或者在报刊经售人和文具商卡里克的店里，他们说，一个相貌英俊的阿拉伯外交官对某小国的女代表施美人计，设法让她投反对分治计划的票，尽管她的政府已经向犹太人做出支持的承诺。“但是立刻，”克洛德尼印刷厂的户主克洛德尼先生咯咯笑了起来，“他们派一个机智的犹太人向神魂颠倒的女外交官的丈夫披露实情，又派一个机智的犹太姑娘向那位外交官唐璜的太太告发，万一没有达到目的，他们还安排了……”（这时谈话转为意第绪语，因此我不会听懂。）
据说，星期六早晨会在一个叫成功湖的地方举行联合国大会，决定我们的命运。“生存还是毁灭。”阿布拉姆斯基先生说。托西雅·克洛赫玛尔太太从丈夫的娃娃医院里拿来了缝纫机的接线板，使伦伯格夫妇能把他们家那台笨重的黑收音机搬出来放在阳台上。（那是阿摩司大街上唯一一台收音机，如果不是整个凯里姆亚伯拉罕地区唯一一台的话。）他们把音量调到最高，我们都聚集在伦伯格家里，院子里，大街上，楼上的阳台上，阳台对面，因此整个大街都会亲耳听到真正的广播，得知裁定，得知我们未来的命运（“倘若这个星期六之后仍有未来的话”）。
“成功湖的名字，”父亲说，“在比阿里克诗歌中象征着我们民族的命运，是泪海的反义词。殿下，”他接着说，“准许你参加此次活动，因为它符合你的身份：既是一个虔诚的看报人，又是我们的政治和军事评论家。”
妈妈说：
“是啊，但是加件毛衣，外面冷。”
但是，星期六早晨我们才知道那次至关重要的会议下午在成功湖召开，由于纽约和耶路撒冷存在时差，所以这里要等到晚上才开始，或许因为耶路撒冷也是如此一个偏僻的地方，离大世界这么遥远，相隔万水千山，那天晚上发生在那里的一切，只是隐约传到我们这里，一向在经历了延宕之后。投票结果传到耶路撒冷，要等到很晚，可能将近半夜，这时孩子已经在被窝里躺了一个小时，因为第二天早晨要去上学。
妈妈爸爸迅速说了几句话，用波兰语和俄语进行简短交流，最后妈妈说：“你今天晚上最好像平时一样睡觉，但是我们坐在外面篱笆墙边，听伦伯格先生家阳台上放的广播，倘若结果是肯定的，即便已经半夜，我们也会把你叫醒，让你知道。我们保证。”
后半夜，投票即将结束，我从睡眠中醒来。我的床就在窗下，窗外便是大街，于是我跪起身，透过百叶板向外窥探，周身颤抖。
就像一场可怕的梦，人影绰绰，大家站在一起，站在昏黄的街灯旁，阳台上，路上，犹如众多的幽灵。数百人一声不吭，邻居，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有的穿着睡衣，有的穿着西装外套打着领带，还有几个人头戴帽子，有些女人头上什么也没戴，有些女人身穿晨衣，头上包着头巾，有些人的肩膀上驮着睡眼惺忪的小孩，我注意到，在人群边上，偶尔有个老太太坐在凳子上，或是有个被人连同椅子搬到大街上的老头。
在那个可怕的宁静夜晚，整个人群仿佛化作石头，他们仿佛不是真人，而是映在闪烁不定的黑暗幕布上的黑色剪影，宛如死者站在那里，听不到一个字，听不到一声咳嗽，听不到一声脚步，听不到蚊虫嗡嗡的叫声，只有音量开到最大嘟嘟作响的收音机里传来美国播音员那深沉粗犷的声音，令夜晚的空气颤抖。也许那是联合国大会主席、巴西外长奥斯瓦尔多·阿拉尼亚先生的声音。他按照英语字母表顺序一个接一个读出名单上的最后几个国家名，这些国家的代表立刻作答。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弃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同意。乌拉圭：同意。委内瑞拉：同意。也门：反对。南斯拉夫：弃权。
声音戛然而止，一阵幽冥之中的宁静突然降临，令整个场面凝固，一阵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