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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的作用
这一重新确定方向的主要后果是，需要对解释在组织意义的建构中的作用作更密切的审视。这里，我指的既是社会行为者对在他或她所介人的事件的解释活动，也指组织研究人员对这些事件的重新解释。但在这里，我想把重点主要放在后者。解释的行为根本上是一种政治行为。特别是处在如本书所确定的理论框架的背景中时更是如此。同汤普森和其他人一样，我要指出，在研究者－理论家方面的解释行为包括一种把话语和话语所维持的统治体系重新联结的努力。我很相信这一关系的存在；即是说，话语以某种方式组成一种框架，以对服务于某些利益而不是其他利益的事件进行理解和作出解释。更有问题的是试图使话语和统治之间的联系变得清晰的做法。我提出了一个理论模式，其观点是意识形态是一种媒介因素；即是说，意识形态对主体提出质询以至后者倾向于以这样的方式建立现实，即构建的统治关系有利于某些利益群体。但是，这仍然给我们留下了对话语作出合法的解释的问题；换言之，它还不足以决定统治关系的存在并显示话语怎样通过使自己的解释作出相应的适应而服务于这些关系。相反地，我们必须显示构建的解释的有效性。正是这一有问题的解释行为，我打算在这结尾的一章中想展开一些讨论。
詹姆逊（1981，17页）提出，解释过程首先是一个政治过程。对一个文学文本、历史叙述等等的政治解释不是仅仅对其他分析做补充的残余问题。相反地，它是“一切阅读和一切解释所绝对必须的视域”。从这一观点出发，解释过程被从政治角度对待，是一个对话语在我们社会中构建统治体系的方式有直接意义的行为。从政治的角度出发，解释的目标不是提供对一个文本的绝对阅读，即对文本和文本意欲描述的世界之间的关系提供明确的说明。其目标是把注意力吸引到解释过程本身，并显示某些居支配地位的阅读怎样融合到文本中去，这样，某一个世界观得以维持和再现。
卡勒（Culler，1982）对解构过程的讨论集中在阅读行为本身，显示了该过程可以被吸收，从而与某一社会结构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意义体系产生牵连关系。例如，他对“作为女人的阅读”（1982，43－64页）的分析试图揭示“男性”文学经常吸收女性的观点并吸引女性读者把自己的情感与反对男女平等的情感等同起来。因此，男女平等主义批评的主要作用并不单纯是从女性的角度解释世界，或是为支持男女平等观点的文本提供证明，而是抵制由男作家和文学批评家所提出的以男性为中心的世界观，这一观点在女性读者对文本进行“合法”的阅读时便会被暗中要求接受。因此男女平等主义者的批评通过向读者提供一种不同的出发点而采纳了一种明确的政治观点：
首先，这样做的结果是把一般的情形，即把男性的批评观点假设为在性的问题上是中性的、而把女性的阅读视为一种特别辩解的例子和把文本形成为事先决定的模式的企图这一情形倒转了过来……对男性批评的批判越有说服力，它提供的广阔和全面的视野方面就更具男女平等主义思想倾向，并对男性批评的有局限且又有偏见的解释作出分析和定位。（Culler，1982，55－56页）
这一在读者和对文本居支配地位的、公认的解释之间造成分离的抵制过程并不局限于男女平等主义的批评。对任何语境中的话语的解构一定牵涉到消除以各种形式强加于文本的虚假的现实。在此语境中对话语活动的解构要求人们显示它怎样“消除自己所坚持的哲学，或是它所依赖的等级间的对立”（1982，86页）。第五章对IBM公司的故事的分析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这一故事对组织成员在意识形态上的质询是依赖于它所建立的等级对立之上的：男人对女人，雇主对雇员，世俗的男性对天真的新娘，违规者对规则实施者，如此等等。这样的对立状况使听故事者倾向于把故事解释为公司的民主性质的表现，在这之中地位并没有对一个人应该作出合适的组织行为作出豁免。但是，一个对该故事持不同意见的、解构的阅读则显示，正是这些对立状态怎样毁灭了该故事表面宣扬的民主哲学思想。即是说，在故事的叙述结构中所体现的等级中的对立由于其所隐含的作为资本主义企业的IBM公司中的价值观对读者／听众是显而易见的。故事的意义仅仅在于其相互作用产生了对组织等级的物质现实的超越。它试图通过为他或她解决对民主价值观（在民主社会中）的拥护和公司企业内在的结构不平等之间的矛盾而吸引听众到居支配性阅读中去。
解构揭示了这一模糊矛盾的现象，并且显示阅读行为怎样在意识形态层次上的话语试图描绘的连续不断的经验产生分裂。因此解构性质的解释使得阅读／倾听的行为政治化，因为它对解释过程提出疑问，并揭示了居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意义结构引起经验封闭意识的可能程度。
因此从解构的观点进行的解释对在读者／听众和文本之间的辩证关系中一直存在的（即便只是潜伏的）经验的分裂和中断做了探索。在一种意义上，解构承认所有社会行为者都有对被阅读的文本进行文本建构的能力。解释的政治化要求这一建构／重构行为对文本的经验中固有的分裂状况进行探索，从而在个人的经验和文本向个人呈现的经验（如男女平等主义的批评一例所示）之间重新组成辩证关系。我们再回到IBM的故事，人们可能会猜测，故事对听众的质询决不是完全的，在故事传递的组织经验和听众个人的经验之间存在着一种明确的然而是潜在的隔断状况。因此出现了一种对故事作为既成事实传达的意义进行解构和重构的可能性。确实，故事可以被组织成员重新概括为对权利的维护的例子，以及使公司精英分子随心所欲的“神圣权利”的合法性丧失的努力。因此对故事的解构使得叙述结构中包含的解放的特征显现出来。
因此对话语的解释的合法性或有效性不是和可证实性（即解释客观上是否与真实的世界条件相符合）连在一起的。对解释的判断也不是以它是否反映一段话语所欲表达的内容“实质”的能力为依据的。相反地，解释的合法性是在于它产生了社会转变；换言之，社会行为者以某种方式通过对他们所处的文化进行解构而得以进行自我反思以及重新评价其生存条件。在组织环境中，组织实践的解构产生推论性的深刻洞察。这不仅包括如何对付组织中发生的紧急事态的知识，而且同时指向对框定组织现实的意识形态意义结构的深入观察。对这些结构的深入观察为替代的组织现实的生成提供了基础。因此解构的最终目的是实际运用（praxis）；即是说，理论上的洞察力以及由上述的洞察力所引发的实际行动的获得。
人们可以通过对参与性研究方法（见第六章）和组织符号体系间的关系的检验来把实际运用的发展融入一定的背景。参与性研究是以批判为方向的，因为它向组织成员提供了社会改造的实际手段。如果本书的主题是正确的话，那么社会改造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对话语发挥功能的方式的理解和批判。换言之，如果意识形态显现于日常话语中，那么对该意识形态及其伴随的权力结构的批判和改造便要求对组织话语进行批判和改造。斯默西奇在下面这段话里描述了这类以批评为方向的研究的意向：
组织文化的解释论研究人员试图解开在一个情境中使用的意义的结构，并把该群体的现实形象综合起来，供群体成员进行考虑和反思。因此我把解释论研究理解为基本上是一种诊断性的研究，通过它研究人员向一个群体反射了使用中的意义体系的多面性形象。（1981，10－11页）
我在这一描述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研究人员不是简单地把他或她对组织实践的解释“反射回去”。相反地，这是一个通过对被当然接受的意义体系的审视而鼓励批判和革新的过程。在某一意义上，其目标是使得原来对社会行为者熟悉的变得陌生——让事物以新的形象出现——并使用这一陌生感作为批判和变革的刺激因素。
对组织叙述的分析可以被视为是将参与性研究方法应用于组织中的可能使用的工具之一。讲故事是组织生活中一个很普遍的方面，通过提供使得组织实践活动有意义的适当的经验基础而使成员社会化。由于这一特点的普遍性，它成了一个使得组织成员进行反思、并在组织现实的形成过程中对推论活动的作用构成更明确的意识的有用工具。这里我们可以回到迪兹（1982；Deetz和Kersten，1983）的对组织意义的结构形成进行审视的模型。我们记得他这样提出，批判－解释研究必须把理解、批判和教育的目标结合起来。在应用于组织的故事讲述后，当组织成员开始意识到他们的组织现实是人的推理的产物，而不单单是超越其行动的客观的可触及的结构，理解便产生了。因此故事被认为不仅仅是具体的组织情境的信息载体，而且是以某种方式构建组织经验的符号手段。
批判随着这一认识而产生，即通过故事讲述的现实的社会建构不是一个中性的、不含价值观的行为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