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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他又出版了同样色彩的《勒内》与宗教著作《基督教真谛》。这些著作无一不搀杂了浓郁的个人情感，不可遏制的激情通行无阻地畅行其中。对于笼罩在血腥的革命阴影下的战战兢兢的法国与欧洲人民来讲，伏尔泰式的理性显然无法抚慰脆弱的情感。而他们却可以躲人夏多布里昂营造的神秘空间之中，那里有葱郁的森林与美丽的姑娘，而宗教情感亦弥漫其间，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让他们的心灵得到休息的呢？
“夜晚真是美妙。精灵抖动着它们的蓝法，那上面浸染了松树的芳香……”今天看来，这些语句矫揉造作。但在当时，它的确煽起了人们心中压抑了太久的温柔。但从开始，这种情感就表现出炽热而不稳定的特征，这隐藏于作者本人软弱易变的性格中。
勃兰兑斯看出了这种煽情主义的虚伪，他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不无刻薄地写道：“他出生得太晚，接受教育的环境又那样奇特，以致他对革命和对革命起了部分诱发作用的十八世纪哲学思想都不能信赖。他又没能出生得晚一点来熟悉十九世纪的科学，从中取得新的信仰和新的观点……”尽管，夏多布里昂注定成为新旧时代过渡时尴尬的旁观者，或者说是一个永远无法坚定与成熟的孩子。但这个从来不安于寂寞的人对于名声、爱情、异性的肉体实在过于饥渴，当他偶然间发泄可以通过抒情来获得这一切时，他开始获得某种虚弱的信心。他通过《基督教真谛》来取悦教皇，通过写作来帮助拿破仑。当这一切收到回馈时，这个孩子开始自我膨胀起来，以致于希望人们将之与拿破仑并列，比如他会这样写道：“未来，人们将这样提及，执政官，诗人。”而当回馈消失时，他立刻陷入了无边的忧伤与痛苦。他厚颜无耻地追逐女人，毫不吝惜地挥撒用文字与情感制作的春药与魔法。就像他自己说的“我爱所有的女人”，也像莫洛亚在其传记中写道的，“在虔诚的正经的大作家下面，生活着一个嬉皮笑脸的、谈吐随便、神态放荡的夏多布里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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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义毒素的酿造者（2）
1809年，夏多布里昂开始了《墓畔回忆录》的写作。这本不断中断、又不断开始、绵延了40年的回忆录成为了他最杰出的著作。做过了旅行者、士兵、文学家与活动家的夏多布里昂在回忆再次舒展开他的浪漫，他在1831年的一封信中这样评价老年生活：“坟墓那边的未来是白发老人的青年时代，我要比利用第一个青年时代稍好一点利用这第二个青年时代。”所以，他一面写作回忆录，一面致信给一位英国姑娘：“你所见到的是一个年迈的老好人，满头白发，只是还有一颗骑士的心。”回忆与爱情，成了他苍老却永不安分的心的庇护所。1848年，在巴黎公社的革命声中，夏多布里昂说完“我要去”，就再也不说话了。
莫洛亚在《夏多布里昂传》中，将之描述为一位情感上的浪漫主义与理智上的现实主义者的矛盾结合。然而，对于通过《墓畔回忆录》来认识夏多布里昂的后来者来讲，他的政治立场或是经历已经不再重要，他已经被浓缩成浪漫主义开创者的代名词。他的软弱、激情或是滥情、幻想、好名、不合时宜的性格特征，成了浪漫主义这个词语背后的真正注解。也因此，在接下来的时代中，浪漫主义在不断被一些追逐的同时，也饱受诟病。就像我因为幻想416年前的老妓女，而目光呆滞地走在中关村的街头上时。喜欢我的姑娘会说，这个孩子好喜欢幻想，他的内心世界一定很丰富，他是个充满趣味与思想的人；而讨厌我的姑娘却会得出相反的结论，这个家伙呆头呆脑的，走路也不看着点，有时间不好好背背GRE单词，发什么愣……
好了就到这里吧，我的倾向性已经相当明显了，借着叙述夏多布里昂，我逐渐将自己暴露无遗了。最后，我希望再次引用勃兰兑斯对于19世纪初浪漫主义的描述，这段话一针挑明了浪漫主义的根源：“（在新旧秩序交替时，所有人都参与到争夺新秩序王冠的斗争中。）有些人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感到自己和旧秩序联系在一起，有些性格比较细腻、脸皮比较薄，有些人爱梦想而不善于实干，这些人发现自己被排除在外。他们不是靠边站就是流亡国外，他们变得孤独起来，而且越是陷入冥想就越发变得以个人为中心，因而越发变得容易苦恼。最苦闷的人是那些脑子最发达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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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萨诺瓦——浪荡的精髓（1）
由于不受羁绊，没有固定的目标，不必瞻前顾后，因而（卡萨诺瓦）可以特立独行，其步调不必与凡夫俗子保持一致。凡夫俗子身负道德包袱，带有伦理目标，要受到社会责任的束缚……
——斯蒂芬·茨威格（卡萨诺瓦）
我热爱夜晚的北京三里屯，我让自己淹没于绰约的灯光，喧嚣的人群，还有那些浓妆艳抹的姑娘。这时候，我陷入了一种放松与焦虑交替的矛盾情感中。我的欲望被这暧昧的光线与晃动的吊带裙引诱了出来，然而我缺乏付诸行动的勇气。我的心灵上已经承载了太多的谨慎与对未知的惧怕。即使，我暂时性放肆地想像了，我与擦肩而过的某条让人迷离的吊带裙发生了某种令人又惊又喜的关联。很快的，一种隐隐的恐惧就会驱走那暂时的快乐，我担心自己会进入吊带裙所设置的圈套，担心明天是否可以正常起床工作，担心我充满鲜花与光环的未来……我再一次面对诱惑退缩了。
我用理性与成熟来安慰自己。可是，这没有效果。我再次怯懦地躲入卡萨诺瓦（Cassanova）的世界，我要和这个18世纪的浪荡子一起闯荡欧洲，踏平那些姑娘与妇人的心。在同样的夜晚，卡萨诺瓦出现在豪华的歌剧院之中，恬不知耻地宣称自己是XX勋爵，然后厚颜无耻地开始以流利的法语与意大利语炫耀自己的一知半解的哲学与所虚构的贵族王宫。无疑他赢得了周围贵族的好奇与尊敬，然后，将顺利地进入社交圈，并易如反掌地选择一位贵妇与他共度良宵。
后来的历史学家与作家把这个出生于1725年，死于1798年的花花公子视作充斥于18世纪后半世纪的冒险精神的典型代表。在其流传于世的14卷的《我的生命史》中，我们看到一个试图抓住生命中稍纵即逝的快乐的人，如何周旋于赌场、醇酒、美妇，怎样被决斗、监狱与梅毒困顿，而最终又如何藐视这些成功与失败，而不断让自己再次投人生命的欢乐之中……青年茨威格曾经被卡萨诺瓦的著作激动。他以一种矛盾情感将之描述为一位冒险家，因为的他的野心是把世界当作轮盘赌；一位勇气可嘉的人，他的一切决定，都像是任意射出的枪弹，一时心血来潮，就想逃避单调的生活；一位雅致的二流哲学家，他时常把贺拉斯挂在嘴边，并与伏尔泰与孟德斯鸠通信；一位杰出的肉体情人，他尽一切可能取悦每一个不管美丑的女人，并宣称自己的快乐五分之四源于对方的快乐；一位彻底的人本主义者，“人的一生，幸福与否，走运与否，都只能享有一次，谁不热爱生活，谁就不配生活”。
茨威格将卡萨诺瓦的纯粹享乐主义趋向归结于其缺乏任何规范与道德束缚，讲得再彻底一些，这是一个毫无灵魂的家伙。在他神经丰富而发达的大脑中，没有任何神圣的精神之地。卡萨诺瓦就像一片漂浮于世俗海洋的叶子，随着波浪时上时下，却永远可以准确地把握住漂浮的快乐。
轻逸的力量，在阅读了卡尔维诺的《未来文学千年备忘录》之后，我终于理解了卡萨诺瓦的迷人所在。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认为，轻逸是我们认知世界的最有效的途径，因为只有一个小说家具有轻逸的能力，他才可能把任何日常世俗之物视作不可企及的探索。那么对于卡尔维诺来讲，不管是在歌剧院中的趾高气扬，牌局上的惊人狂热，还有不论是宫廷贵妇还是街头卖花女郎一视同仁式的投入，都变成了一种生命快乐的极致追求。在卡萨诺瓦眼中，快乐是没有高雅与粗俗之分的，女人是没有漂亮与丑陋区别的，而生命本身是没有逆境与顺利的不同的，他可以在一切情境中忘情地攫取到欢乐。
在此，我顺便谈及“浪荡”一词的最初含义。在西班牙语中，浪荡子（1ibertino）最初的意思为“一个自由人的儿子”；而在法语里，17世纪时，这个词的意义与“慷慨的（1iberal）”和“大方的（1iberality）”相近，即慷慨和利他主义。卡萨诺瓦无疑体现了这种浪荡精神。茨威格说，卡萨诺瓦与唐璜的区别在于，前者永远将女人的快乐视作自己最大的快乐。不管对方美丑与否，卡萨诺瓦都毫无怨言地投入，让其获得快乐。而为了获得这种暂时的快乐，卡萨诺瓦可以藐视一切可能的风险。其回忆录中记述了太多这样的故事，他常常为了一声没有露面的女人的哀怨叹息，就放弃了去往伦敦的船票，然后毫不犹豫地进入一场冒险之中。而据茨威格推测，所有进入卡萨诺瓦世界的女人，都极度感激这位情人，因为他慷慨地付出了其获取欢乐的能力。
卡萨诺瓦——浪荡的精髓（2）
我们已经让自己陷入了不可自拔的沉重与自私之中，每次我在三里屯陷入冥想时都有这种不祥之感。我们的头脑中已有了太多的人为划分的区域，哪里是不可触及的，哪里是应该回避的—…·而这种划分的前提是，我们将生命本身功能化了。我们作茧自缚地设计了生命之路，预先规定了快乐的含义，成功的指标，还有生命的目标。在这样的束缚之下，我们会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