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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在完全康复前能和我们住在一起。科伦在地下室里为他收拾了一个房间。在比利到来前的那个晚上，我发现她把孩子们画的画挂在了墙上。我问她是否敢肯定这么做是明智的。“你上面有一个疯子，下面是另一个。”
她不予理睬，告诉我说女孩们已经到了该从帮助照顾比利之中学习点什么的年龄了。“她们可以为他朗诵，”她说。“他可以和她们一起步行到公共汽车站。真的，我正担心爱琳。她变得越来越自我中心了。我不希望我的孩子们成为那种把自己的生活看得比别人的生活更重要的人。”
“像我。”我说。
“我没那么说。”
比利带着他的两个黄纸包来了，一个里面装着衣服，另一个里面装着书和药。他每天要服300毫克的锂，425毫克的去郁敏和一片镇静剂，在开始的几个星期，他和我们谈论的只有他的药物治疗和精神疾病，只有在他上来拿苹果汁冷却他那被药片烧灼的喉咙或者到波特兰与缅因州医疗中心的一位精神病医生进行一周两次的会面时，他才离开地下室。科伦不让他驾车；她自己开车送他。然后，渐渐地，她开的处方开始起作用了；孩子们日复一日地把他们的玩具和书拖到地下室里，直到一个下雨的午后，他们终于把他拖上了楼和他们在一起。他开始被他们忙碌的生活所吸引，变得强壮起来，然后，过了还算不是惊人地长的一段时间，比利又变回到那个还是大学生时的比利了。他开始在图书馆里渡过大量的时光，并报名参加了无家可归的人的避难所里的义务工作。就在复活节前，他在学期中被南康涅狄塔州的一所私立学校招聘为教员，给那些有学习障碍的学生讲英文。他离开前告诉我，他已经给避难所的居民阅读了雷蒙德·卡弗的短篇小说，那儿的人都非常感激。“我知道你想教书，”他对我说，“而我知道那儿的人渴望学习。”
“我能教他们什么，比利？”我问。
“对你重要的一切，”他说。“你要记住的唯一一件事是他们要的是真相。他们已听了太多的大话空话，再也无法忍受那样的东西了。”
我大笑起来。“不过，比利，”我对他说，“大话空话是我的专长。你记得吗？”
他微笑着对我说，“你是我最好的老师。”
夏天结束时，我仍然在做着算帐的事，从我教完科尔格特的最后一个班后，我没有工作过一天或挣过一分钱。在九月中旬，当职业杂志上又开始做广告时，我惧怕着另一轮的工作申请。虽然我已放弃了像几个月前的想法，但我还是在收支簿上做着记录，告诉自己说当用完最后一分钱时，我会走出去找到一份工作的。劳动节①前，我们只剩下两千多一点的钱了。在过去的十一个月里，我在床上打发时日，是科伦维持着我们的生计，她还独自在她最喜欢的海滨为过冬而租了一套房子，那儿离我们十年前初次相遇的地方只有半英里远。
①美国的劳动节是在九月的第一个星期一。——译者注
那海滨是缅因州的喉舌，是从反对美国商人到墨西哥去的罗斯·伯瑞特战役中得来的，在劳动节那天正午，当夏季游客离去时，两州间的投币电话亭旁就空无一人。
劳动节的正午时分，我们到达了普鲁兹隘口的海滨别墅，那房子就像流浪者和吉普赛人的大篷车一样，科伦驾驶着我们那辆装满了东西的锈迹斑斑的货车在前面开路，我驾驶着一辆小型面包车紧随其后，后面是科伦的姐姐、姐夫以及他们的三个孩子，最后是她的父亲和母亲，她的父母在离普鲁兹隘口只有7英里地的地方居住了四十年，却从未跨出电动安全门半步。我们的房东已告诉我们这儿有私人警察，所以我们向站立在警戒道尽头的警察挥手致意。他没有回礼，当我的卡车经过他身边时，一幅画面闪现在我的脑海里，吓得我胆战心惊——在冬天的某个漆黑的夜晚，这警察穿着制服走进我们租来的别墅里，拍掉他靴子上的积雪，往起居室里张望，科伦正和孩子们在起居室里哭泣，他自言自语地说他从见到我们的第一眼起就确切地知道劳动节时像难民一样到来的我们必定会有麻烦出现。
我从一开始就知道我们相遇的这个海滨的别墅是科伦送给我和孩子们的礼物，她独自做了所有的安排，我强烈地感到我只是尾随她和孩子们而已。穿过大道，在我们通道的一头是一个漂亮的高尔夫球场，它伸向海岸边，两旁是隐藏在高高的万年青树下的十二个网球场，在拐角处是一个快艇俱乐部和一些码头。通道的另一头是五英里长的沙滩和沙丘，悬崖和峭壁几乎绵延到伊丽莎白海角的灯塔处。
正如事实证明的那样，我们是在夏日租客们离开前到的。科伦通过我们的汽车道时感觉很好，汽车道上一个穿着红色长裤的男人正在抽烟，他身旁是一辆双门豪华汽车。我们通过一处高大的篱笆后，全都驶进通道上。此刻，孩子们兴奋得难以控制，当爱琳打开车们时，一个平底煎锅和两把炊壶滚到了地上。我看见那个男人懒洋洋地转过身怒目而视。我恍惚中好像听到他对他妻子说，“好啦，芭妮，你可以到车里来化妆。在这些庸俗的家伙开始自我介绍前，让我们离开这里！”
科伦来到我身旁。她拉着我的手。“这儿多美呀，”她说。“让我们开心点。”
在双门汽车的转弯灯消失前，孩子们和他们的表亲们已从前门扑进了房间里。我在外面徘徊着，高兴地看到我们隔壁那座漂亮的别墅已经因冬天而关闭了。我在后院里拉了一条晒衣绳，这件事奇迹般地振奋了我的精神。
我们在庭院的栅栏上做饭，进行了一次盛大的家庭野餐，直到蚊子把我们赶到房子里。我在起居室里生了盆火炉，和科伦的父亲玩纸牌。孩子们不断地跑进来汇报他们在房子周围激动人心的发现，我听见科伦的母亲在问：“那个门是通向哪儿的呢？”
“这房子好极了，”科伦的父亲对我说，“想一想吧，在这么漂亮的厨房里做的大餐。”
“感恩节，”我说，“我们在这儿过。”他同意了。我看见他洗牌的大手，有一会儿我想象着他是在数100元的钞票来借给我们。他是一个长相英俊而粗犷的爱尔兰男人，16岁时就失去了他的父亲，为了供养弟妹们，他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从那时候起，他一直都在工作。过去的30年，他夜间都行走在德克斯克码头上，那里停靠着游船。这是一项极其凄清而孤独的工作。在他供养他的全家时，为了拿到加班工资，他在所有的节假日都做两个班，科伦记得她和母亲及五个兄弟把圣诞节晚餐送到她父亲工作的码头上。他是一个严守自己的想法的男人，即使对于最了解他的人来说，他的生活都是一个谜，但他却是一个完美无缺的邻居，用不着叫，他会主动为寡妇清扫车道上的积雪或者为因流感而病得无法出门的单身妈妈上街购买东西，而且他总是羞于接受别人的道谢。作为一个心地极其纯洁的男人，约翰·麦克奎恩对美国文化中的狂热和粗俗不以为然。他平淡地在世间行走，只寻求他需要的东西。他成年累月地住在同样的房子里，做着同样的工作，和同一个女人生活在一起，对此，他心满意足。
从我返回缅因州以来，关于我的状况，他对我说的唯一的话是，在他过去的生活中，听到一个男人没有工作是很稀少的事，而现在，他可以说出去年失业的25或30个男人的名字。对于他如何看待我供养他的外孙和他的女儿以及我自己的方式，他秘而不宣。
“这个冬天，你估计我们要烧掉多少油？”我问他。
他到处望了望。我告诉他墙上或房顶上都没有隔热设备。他脸上现出痛苦的表情。“一天8或9加仑，”他说，“无论如何都得这个数。假如炉子太冷的话，还得多。你应该算一算。”
一加仑1美元40美分，一星期就将近90美元。
“如果你买二或者三考得①的木炭，”他继续说，“你就可以关掉所有房门，只让这个房间里用壁炉来保持暖和。”在他的生活中，这也许是他告诉别人如何生存的最直接的话了，当他从纸牌上抬眼看着我时，我敢肯定他是希望我采纳他的建议的。
①考得是木材积层单位，1考得为128立方英尺。——译者注
他穿过房间去检查烟囱管道，我看着他。突然，我真想知道对于我终日呆在家中无所事事这件事，他都想了些什么。我想知道，当我第一次出现在他的家里时，一个30多岁的男人要带走他20岁的女儿时，他是不是已对我做出了预测。但我根本读不懂他，我也无法知道今晚他想的是什么。
“姥爷！”杰克朝他喊，“我们有有线电视！”
“哇！”他对杰克欢呼道。当他重新坐到纸牌前拿起他的纸牌时，他微笑着。“孩子们在这里会很开心，”他说，“这很值得。”
他还得上班，所以必须早走回家睡觉，但他不愿破坏聚会，便把汽车留给了南尼，让她晚一点回家，由我开车送他到南波特兰。在那儿，他在起居室里堆满了东西的红椅子上休息一会儿，在他每次午夜去上班前，他都如此，他妻子会在早晨三点为他准备好饭菜。
他下了车，谢谢我送他，然后在车道上站了一会儿，看着两旁有着一排一排的小巧的工作房的街道。在美国，一定随处可见这样的街道，肩并肩地矗立着火柴盒似的房子，它们是为了从二次世界大战中归来的士兵而建造的。“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听到约翰在说，“但这儿充满了生活。现在，我早晨下班后回家，它就像一座幽灵小镇。父母双方都在上班，孩子们在幼稚园里……巨大的、忙碌的生活，你明白吗？银行里有大笔债务。过去，这些房子里的每个人都有六七个孩子，两三个孩子合用一个房间。而现在，你看看四周——每家只有一两个孩子，却几乎没有一座房子没有加盖新房、加宽厨房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