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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君也笑道：“虽然，妇人高髻云鬟，教他垂首至地，恐钗卸冠倾，不好看相。”曼师道：“这也罢了。倘有和尚、道士、女尼、女冠，系是应见的亲戚，作何行礼？怎不定个制度？怪不得帝师与我等道姑、尼姑混在一处了！”鲍师等又皆大笑。月君道：“虽出戏言，然其间到是要防闲的。”鲍师道：“还要防闲的哩！譬如奴仆、丫鬟，见主子、主母，虽然贵贱有别，到底有男女之嫌。而今世界主奸仆妇，像个理所当然；还有奴才奸主母的，其主碍于体面，竟至明知不问；或有己奸其仆之妇女，自觉内惭，不便究治，大家和同混一起来，也还成个人么？
从来刑罚治于已然，礼法治于未然，帝师何以不虑及耶？”月君点首道；“善哉！善哉！此等深意，皆补圣贤所未备。”正欲染笔起草，素英又进言道：“我最恼的是妇人搽粉涂朱，妆得似小鬼一般。亦应禁止才是！”月君道：“定的是礼，这等妆饰之事，不在礼文上的，如何说到这个地步？”曼师道：“怎说不到？只教他在礼上梳妆便了。”月君道：“我有个道理在。”
随又写出数条，云：
一、奴仆与主母，平常无事不许相见；其有叩节拜寿，并吉凶事宜，或奉使禀令应入见者，主母出中堂南向，奴仆于阶下背跪叩首，起亦背立，禀命已毕，即趋出；如非紧要之事，令小童或妇女传言，不得擅入中门。若主母孀居，则垂帘而见，奴仆仍行背叩之礼。其傍主母，若家主之嫂与弟妇，并姊妹之亲，均照此背叩，只行半礼；唯家主之母年五十以上者，见而禀对与家主同。
一、家主与仆妇，除自幼以丫鬟、婢女配合童仆，照常服役外，其余收买仆从，另居外宅者，苟无正事，妇女与家主亦不见面。其仆与妇同见家主，一体面叩；若止仆妇入见，亦行背叩之礼。有禀令事宜，但请命于主母。若仆妇寡居，止许见主母，不见家主。或奉命至亲党之家，亦止见旁主之妇，虽家主之嫡叔伯、胞弟兄，亦不见面、行礼。若系祖父传下之人，未经分析，体统宜一；若已分析，则各有各主，其仆见家主之弟兄、叔伯，仍行全礼。其余只行半礼，若仆妇，概止行半礼可也。
一、大家闺门内服役者，男系童子，女系丫鬟。若已匹配，均出中门外居祝其小户人家，既无内外之别，亦不可有奴婢之名，当称为义男义妇，其体与子孙同。
一、凡和尚、道士，已是方外，虽至戚妇女，无相见之礼。
若系妇尼、女冠，无论是亲非亲，尊卑长幼，一体平行。
曼师道：“差了！差了！倘若祖太太一辈出了家，也与子孙妇辈平行，有这理么？”鲍师道：“好胡说！现今你做尼姑，见了你外甥剎魔主，还怕得他狠哩！”月君笑道：“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我如今依着曼师，除亲姑、亲祖姑外，方照此例而行，何如？”公孙仙师道：“这个没得说。”
月君随添注在方外条下。又将汝饰事宜，另写一款，云：一、夫妇百年偕老，终日相对，须如宾客一般。所谓情欲之感，无介平仪容，燕私之意，不形，乎动静，方为君子、淑女。正不必兰麝熏肌，粉脂涂面，以为容悦之态。谚云：“丑妇良家之宝。”无盐、德耀，为千古第一丑妇，即为千古第一贤…，不闻其稍有妆饰也。丑者尚不须妆饰，况其美者乎！然而诗云“刑于寡妻”，此尤在为丈夫者，整其大纲，而使闺人不屑屑于画眉点额，如谢女之有林下风范，岂非绝代佳事？至夫侍妾、媵婢，舞女、歌姬，粉白黛绿，争妍而取怜，处其地位，理所当然，不在禁例；又若娼家乐户，献笑倚门，迎新送旧，全在乎异样新妆，作为狐媚以惑人心，尤不在此禁例。
鲍师诸师看了，大赞道：“禁得妙！禁得妙！不禁的尤妙！
从此天下闺中，皆化为淡汝真色矣！”月君遂命素英，一并封发相府，除会朝仪制与后妃、公主二则应奏覆皇帝外，其臣、庶家五条，即颁敕各郡、县一体遵行。
越数日，吕律与高咸宁各有联衔奏疏二道，不知也为朝仪大典与否。从来草野师儒，每负礼乐典章之学问；庙堂君相，宁无损益因革之权宜？且看下文。
第八十四回 吕师相奏正刑书 高少保请定赋役
却说两军师的奏疏，原因建文皇帝敕令新旧文武诸臣会议朝仪，行到各郡开府，广谘博访。吕律与高咸宁出镇在外，未便悬议，况且归于帝师裁正，更无可以赞助高深。到因本朝刑书太繁，赋役太重，二者皆属治平要务，均宜厘正以为一代制度。从来英雄之见大略相同，先经移文会商定了，于建文二十一年春三月，联名上奏。如今先说刑书怎样更正。其疏略曰：臣闻礼者，禁于未然之前；刑者，旋于已然之后。倘未然者不可禁，则已然者不可不治。故礼与刑二者，乃圣人驭世之大权也！本朝创国之始，礼仪制度、刑律典章，亦既详且备矣！
虽然，礼可过于繁，而刑不可或繁也。礼之在下者，或可繁，而礼之在上者，亦不可太繁也。兹承皇帝陛下睿鉴及此，已奉敕旨廷议因革外，臣请得以《刑书》论之。古者五刑，墨、劓、…、宫、辟；今之五刑，笞、杖、徒、流、斩。其重与轻，大相悬殊。岂古圣王不仁之甚，而必欲残刻人之肢体以快于心哉？夫刑罚重，则民畏而犯者少；刑罚轻，则民狎而犯者多。
夫断者不可复续，民未有不感激涕泣而日迁于善者。是刑一人，而使千万人惧也！所以虞、夏、商、周，皆相传而不变。刑措之风，于焉不甚。自汉至唐递加损革。肉刑遂皆废尽，而后世之犯法罹罪者，百千倍于往昔。何也？笞、杖、徒、流，无损于身，不足以惩其奸也！在良民之误犯法者，犹知自省，若奸狠之徒，则多甘心而故犯，犯而受刑之后，反若加了一道敕书，为恶滋甚。天下之民，恶者日多而良者日少，不可谓非法之使然也！其弊至此，乌可不思所以更变之哉？一、笞罪宜革也。
圣王之世，法网宽大，些微过犯，何足加罪？《虞书》鞭作官刑，朴作教刑，原在五刑之外，但施之以鞭、朴而不名为罪，以其所犯者轻也。是故定爰书者方谓之罪，罪乃重矣！今之笞罪二十者，折责止数板，杖罪至一百者，折责不过四十板。而酷吏之鞭朴人者，动辄至四十、五十，即再越而上之，亦无界限。是有罪者刑之甚轻，而无罪者刑之反重。颠倒若此，亦何所用其笞刑也哉！一、军、流二罪均宜革也。夫移于卫籍者谓之军，生子若孙，无异于民。徙于远方者谓之流，生子若孙，仍为土著。王者四海一家，军民一体。安在家于故土者谓之良民，而徙于远方者便谓之罪人乎”安在占于民籍者谓之良民，而移于军籍者便谓之罪人乎？且为恶之人，岂有于此地能为恶，而移于彼地便能为善乎？岂有于民籍则为恶，而改于军籍竟能为善乎？是诚不可解也！夫宦游与流寓之人，多随处为家，离其故上有二、三千里，甚至四、五千里者，曷常不与流罪相若哉？一、六赃内常人盗一款，所当革也。夫监守盗者，原系有职之人，监守官物，而反侵没入己，推其心为欺上，论其罪属故犯，非盗也，而名之曰“盗”，是深恶之词。所以计赃之多少，而定其罪之轻重。若常人之盗在官之物，与盗民间之物，推其心，不过鼠窃狗偷，均之盗也！今常人盗之律，与枉法赃同科，八十两便绞，窃盗之律，与不枉法赃同科，至一百二十两乃绞。所犯本无以异，而律则大有攸别。特为上者所重在货物，故并其罪而重之耳！昔汉文帝为三代以下之贤君。有人盗去太庙玉环，必欲诛之，而廷慰张释之论止罚金，且云：“若盗长陵一抔土。其罪又当何以加诸？”嗟乎！释之之论罚金，虽过于从轻，然止以盗论，而不以盗官物为重于盗民间之物。
则其义当矣！后之人君，若汉文帝之以怒动诛者，正恐不少；而欲求刑官如释之之犯颜直谏者，恐千载而不可得一二！则莫若并常人盗之名色而革之，无分官物与民物，总入于窃盗同科为善乎！一、窃盗以赃定罪之律，亦所当革也。《春秋》之法，首重诛心。彼为盗者，得赃虽有多寡之殊，而原其为盗之心则一。若必以赃数定罪，则轻者不过笞杖，重者乃至于绞。何以同一盗心，而罪之悬绝若是？夫不幸而得赃少者，犹幸而罪甚轻，其盗心固不容已；即不幸而罹重罪者，犹幸而得赃多，其盗心亦断不肯止。是则生之、杀之，皆不足以劝惩其后。要知偷儿之入人家，必尽其所取而后已，乌得有诡避夫绞罪，而兢兢焉以一百二十两之内为准则乎？故计赃定罪，但可施之于枉法不枉法，以事取人之财者，断不可加之于为盗者也。一、坐赃致罪，尤所当革也。夫所谓坐赃者，不过寮彩馈送之礼，与上下交接之仪。其间吉凶庆吊、币帛往来，虽圣贤亦不能免。
孟氏云：“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礼，斯孔子受之矣！”即“坐”之一字，顾名思义，原属非赃而坐之，又乌足以服人之心？圣王之世，法网宽大，岂宜有此？将欲举天下之臣民，皆为于陵仲子，如蚯蚓而后可哉！若其结交请托，暮夜投金，自有枉法与不枉法。二者律文，森然具在，原不可以此借口而幸免也者。
一、七杀内“故杀”之条宜革也。夫杀人者偿命，乃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今以斗殴、杀为可赦，而以故杀者为十恶不赦，岂死于故杀，乃死于斗、殴杀者，其死有以异乎？若曰临时有意，曰故为其心必欲杀之，与斗、殴之不期死而死者有异，是则舛已。夫为盗之心，显而易见，即谋杀之心，亦可推求而得，若至拳棒交加，纷纭争斗之际，而必曰此固无欲杀之心，彼固有欲杀之心也，即鬼神亦有所难明者！若谓故杀之条，亦诛心之律，则当罪有轻重之别。今同一死耳，又何必分故与不故乎？且今之杀人者，千百案之中，而律以故杀者，曾未闻有一二，至律以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