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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实如形影。无实之名，造物所忌，而矫伪者贪之，暗修者避之。
“遗葛牛羊，亳众往耕”，似无此事。圣人虽委曲教人，未尝不以诚心直道交邻国。桀在则葛非汤之属国也，奚问其不招，即知其无牺牲矣。亳之牛羊，岂可以常遗葛伯耶？葛岂真无牛羊耶？有亳之众，自耕不暇，而又使为葛耕，无乃后世市恩好名、沾沾煦煦者之所为乎？不然，葛虽小，亦先王之建国也，宁至无牛羊粢盛哉？即可以供而不祭，当劝谕之矣。或告之天子，以明正其罪矣。何至遗牛羊往为之耕哉？可以不告天子而灭其国，顾可以不教之，自供祭事而代之劳且费乎？不然，是多彼之罪，而我得以借口也。是伯者，假仁义济贪欲之所为也。孟子此言，其亦刘太王好货好色之类与？
汉以来儒者一件大病痛，只是是古非今。今人见识作为不如古人，此其大都。至于风会所宜，势极所变，礼义所起，自有今人精于古人处。二帝者，夏之古也。夏者，殷之古也。殷者，周之古也。其实制度文为三代不相祖述，而达者皆以为是。
宋儒泥古，更不考古昔真伪，今世是非。只如祭祀一节，古人席地不便于饮食，故尚簠簋笾豆，其器皆高。今祭古人用之，从其时也。子孙祭祖考，只宜用祖考常用所宜，而簠簋笾豆是设可乎？古者墓而不坟，不可识也，故不墓祭。后世父母体魄所藏，巍然丘…，今欲舍人子所睹记者而敬数寸之木可乎？则墓祭似不可已也。诸如此类甚多，皆古人所笑者也。使古人生于今，举动必不如此。
儒者惟有建业立功是难事。自古儒者成名多是讲学著述，人未尝尽试所言，恐试后纵不邪气，其实成个事功不狼狈以败者定不多人。
而今讲学不为明道，只为角胜，字面词语间拿住一点半点错，便要连篇累牍辨个足。这是甚么心肠？讲甚学问？
得人不敢不然之情易，得人自然之情难。秦、汉而后皆得人不敢不然之情者也。
众人但于义中寻个利字，再没于利中寻个义字。
性分、名分不是两项，尽性分底不傲名分。召之见，不肯见之；召之役，往执役之事。今之讲学者，陵犯名分，自谓高洁。孔子乘田委吏何尝不折腰屈膝于大夫之庭乎？噫！道不明久矣。
中高第，做美官，欲得愿足，这不是了却一生事。只是作人不端，或无过可称，而分毫无补于世，则高第美官反以益吾之者也。而世顾以此自多，予不知其何心。
隐逸之士只优于贪荣恋势人，毕竟在行道济时者之下。君子重之，所以羞富贵利达之流也。若高自标榜，尘视朝绅而自谓清流，傲然独得，则圣世之罪人也。夫不仕无义，宇宙内皆儒者事，奈之何洁身娱己弃天下理乱于不闻，而又非笑尧舜稷契之俦哉？使天下而皆我也，我且不得有其身，况有此乐乎？予无用世具，行将老桑麻间，故敢云。
古之论贤不肖者，不曰幽明则曰枉直，则知光明洞达者为贤，隐伏深险者为不肖。真率爽快者为贤，斡旋转折者为不肖。故贤者如白日青天，一见即知其心事。不肖者如深谷晦夜，穷年莫测其浅深。贤者如疾矢急弦，更无一些回顾。枉者如曲盘绳，不知多少机关。故虞廷曰“黜陟幽明”，孔子曰“举直错枉”。观人者之用明，舍是无所取矣。
品第大臣率有六等，上焉者宽厚深沉，远识兼照，造福于无形，消祸于未然，无智名勇功，而天下阴受其赐。其次刚明任事，慷慨敢言，爱国如家，忧时如病，而不免太露锋芒，得失相半。其次恬静逐时，动循故事，利不能兴，害不能除。其次持禄养望，保身固宠，国家安危，略不介怀。其次贪功启，怙宠张威，愎是任情，扰乱国政。其次奸险凶淫，煽虐肆毒，贼伤善类，蛊惑君心，断国家命脉，失四海人望。
极宽过厚足恭曲谨之人，乱世可以保身，治世可以敦俗。若草昧经纶，仓卒筹划，荷天下之重，襄四海之难，永百世之休，旋乾转坤，安民阜物，自有一等英雄豪杰，渠辈当束之高阁。
弃此身操执之常而以圆软沽俗誉，忘国家远大之患而以宽厚巿私恩，巧趋人所未见之利，善避人所未识之害，立身于百祸不侵之地，事成而我有功，事败而我无咎，此智巧士也，国家奚赖焉！
委罪掠功，此小人事。掩罪夸功，此众人事。让美归功，此君子事。分怨共过，此盛德事。
士君子立身难，是不苟；识见难，是不俗。
十分识见人与九分者说，便不能了悟，况愚智相去不翅倍蓗。而一不当意辄怒而弃之，则皋、夔、稷、契、伊、傅、周、召弃人多矣。所贵乎有识而居人上者，正以其能就无识之人，因其微长而善用之也。
大凡与人情不近，即行能卓越，道之贼也。圣人之道，人情而已。
以林皋安乐懒散心做官，未有不荒怠者。以在家治生营产心做官，未有不贪鄙者。
守先王之大防，不为苟且人开蹊窦，此儒者之操尚也。敷先王之道而布之宇宙，此儒者之事功也。
士君子须有三代以前一副见识，然后可以进退今，权衡道法，可以成济世之业，可以建不世之功。
矫激之人加卑庸一等，其害道均也。吴季札、陈仲子、时苗、郭巨之类是已。君子矫世俗只到恰好处便止，矫枉只是求直，若过直则彼左枉而我右枉也。故圣贤之如衡，处事与事低昂，分毫不得高下，使天下晓然知大中至正之所在，然后为不诡于道。
曲如炼铁钩，直似脱弓弦，不觅封侯贵，何为死道边。雅士无奇名，幽人绝隐慝。
题汤阴庙末联：千古形销骨已朽，丹心犹自血鲜鲜。
寄所知云：道高毁自来，名重身难隐。
治道
庙堂之上，以养正气为先；海字之内，以养元气为本。能使贤人君子无郁心之言，则正气培矣；能使群黎百姓无腹诽之语，则元气固矣。此万世帝王保天下之要道也。
六合之内，有一事一物相凌夺假借，而不各居其正位，不成清世界；有匹夫匹妇冤抑愤…，而不得其分愿，不成平世界。
天下万事万物皆要求个实用。实用者，与吾身心关损益者也。凡一切不急之物，供耳目之玩好，皆非实用也，愚者甚至丧其实用以求无用。悲夫！是故明君治天下，必先尽革靡文，而严诛淫巧。
当事者若执一簿书，寻故事，循弊规，只用积年书手也得。
兴利无太急，要左视右盼；革弊无太骤，要长虑却顾。
苟可以柔道理，不必悻直也；苟可以无为理，不必多事也。
经济之士，一居言官便一建白，此是上等人，去缄默保位者远，只是治不古。若非前人议论不精，乃今人推行不力。试稽旧读，今日我所言，昔人曾道否？若只一篇文章了事，虽牍如山，只为纸笔作孽障，架阁上添鼠食耳。夫土君子建白，岂欲文章奕世哉？冀谏行而民受其福也。今诏令刊布遏中外，而民间疾苦自若，当求其故。故在实政不行而虚文搪塞耳。综核不力，罪将谁归？
为政之道，以不扰为安，以不取为与，以不害为利，以行所无事为兴废起敝。
从政自有个大体。大体既立，则小节虽抵〔…吾〕，当别作张弛，以辅吾大体之所未备，不可便改弦易辙。譬如待民贵有恩，此大体也，即有顽暴不化者，重刑之，而待民之大体不变。待士有礼，此大体也，即有淫肆不检者，严治之，而待士之大严不变。彼始之宽也，既养士民之恶，终之猛也，概及士民之善，非政也，不立大体故也。
为政先以扶持世教为主。在上者一举措间，而世教之隆污、风俗之美恶系焉。若不管大体何如，而执一时之偏见，虽一事未为不得，而风化所伤甚大，是谓乱常之政。先王慎之。
人情之所易忽，莫如渐；天下之大可畏，莫如渐。渐之始也，虽君子不以为意。有谓其当防者，虽君子亦以为迂。不知其极重不反之势，天地圣人亦无如之奈何，其所由来者渐也。
周、郑交质，若出于骤然，天子虽孱懦甚，亦必有恚心，诸侯虽豪横极，岂敢生此念？迨积渐所成，其流不觉，至是故步视千里为远，前步视后步为近。千里者，步步之积也。是以骤者举世所惊，渐者圣人独惧。明以烛之，坚以守之，毫发不以假借，此慎渐之道也。
君子之于风俗也，守先王之礼而俭约是崇，不妄开事端以贻可长之渐。是故漆器不至金玉，而刻镂之不止；黼黻不至庶人，锦绣被墙屋不止。民贫盗起不顾也，严刑峻法莫禁也。是故君子谨其事端，不开人情窦而恣小人无厌之欲。
着令甲者，凡以示天下万世，最不可草率，草率则行时必有滞碍；最不可含糊，含糊则行者得以舞文；最不可疏漏，疏漏则出于吾令之外者无以凭借，而行者得以专辄。
筑基树臬者，千年之计也；改弦易辙者，百年之计也；兴废补敝者，十年之计也；垩白黝青者，一时之计也。因仍苟且，势必积衰。助波覆倾，反以裕蛊。先天下之忧者，可以审矣。
气运怕盈，故天下之势不可使之盈。既盈之势，便当使之损。是故不测之祸，一朝之忿，非目前之积也，成于势盈。势盈者，不可不自损。捧盈卮者，徐行不如少挹。
微者正之，甚者从之。从微则甚，正甚愈甚，天地万物、气化人事，莫不皆然。是故正微从甚，皆所以禁之也。此二帝三王之所以治也。
圣人治天下，常今天下之人精神奋发，意念敛束。奋发则万民无弃业，而兵食足，义气充，平居可以勤国，有事可以捐躯。敛束则万民无邪行，而身家重名检修。世治则礼法易行，国衰则奸盗不起。后世之民怠惰放肆甚矣。臣民而怠惰放肆，明主之忧也。
能使天下之人者，惟神、惟德、惟惠、惟威。神则无言无为，而妙应如响。德则共尊共亲，而归附自同。惠则民利其利，威则民畏其法。非是则动众无术矣。
只有不容己之真心，自有不可易之良法。其处之未必当者，必其思之不精者也。其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