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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朝的另类史-第5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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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嘉靖帝下诏改称明孝宗为“皇伯考”,布诏天下,还准备把他生父兴献帝的灵寝迁入北京,有官员劝说“帝魄不可轻动”,这才没有搬动死人入京。

可叹的是,杨慎当时三十出头正当年,此人浊世翩翩佳公子,是正德六年状元郎,中举时年仅二十四岁。由于带领群臣哭宫,他被杖打后,又由嘉靖帝下旨贬往云南永昌卫。偏偏倒霉的是,杨公子赶上这位嘉靖皇帝寿数长,在位四十多年,瘴山雾水凄凉地,三十六年弃置身。杨爷这一流就是几十年光景,嘉靖三十八年死于贬所。这位十一岁即能诗的大才子,一生创作诗歌二千多首,并著有诗歌评论名著《升庵诗话》。古稀之年,本来回家探亲想在四川老家多呆些时日,杨爷竟被“劳改局”官员派人强押回云南,凄怆之余,他作《六月十四日病中感怀诗》:“七十余生已白头,明明律例许归休。归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为滇海囚。”郁闷不已,病死异乡。

嘉靖四年(1525年),嘉靖帝在皇宫内为其生父“兴献帝”立“世庙”,迎其神位于观德殿。此时,群臣因高压反对意见日稀,纷纷表贺,并献《世庙乐章》。又过了三年,《明伦大典》撰成。

始作俑者张璁被封为谨身殿大学士,由太子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平时奋斗几十年才能当上首辅,由于他首议“大礼”,六七年功夫就蹿至权力的顶端。

“大礼议”之争,如果书生气地讲,实则是当时居主导地位的程朱理学正统派与王阳明“新学”之间的较量。

以杨廷和、杨慎父子所代表的旧臣集团以程朱道学为宗,强调“义理”,而王阳明学派主张“天理”,应向“人心”和“人情”倾斜,把“理”拉向“气”。但从当时实际来讲,旧臣一派虽然理论僵化并有不近人情之处,但多正人君子,非为谋己谋身;张璁一派虽近“情”,但多是见利忘义贪图官爵的小人(王阳明当时还活着,张璁一派的席书、方献夫等人均是他的学生辈,但王先生深知官场险恶,并未对“大礼议”明确表态)。

就事论事,张璁在“大礼议”问题上起了一个坏头。但这个人日后表现多有善举,刚明果敢,廉洁自律,罢休天下各地镇守的宦官,重新清理贵族豪强隐匿的土地,拒腐反贪,干过不少好事。所以说,历史上的个人,极难以“好”“坏”加以绝对性区分。

而且,张璁当时举人出身,总让人误觉得他是青年才俊,其实老哥们时年已经快五十岁了,是个七考不中的倒霉蛋。日暮途穷,潦倒的中年知识分子投机取巧,也在情理之中。而那位与他臭味相投一同钻营的桂萼,也是官场蹭蹬多年不受人待见的中年人,怨恨之火中烧,很想搏一把以出人头地。有一点要说明的是,张璁为人善钻营,日后又觉自己名字中的“璁”与皇帝名字“厚熜”犯讳,主动要求改名。嘉靖皇帝大喜,钦赐其名为“孚敬”,字茂恭,所以,读明朝史有时看到张孚敬,其实那个人就是张璁。

交待了“大礼议”,就该讲严嵩了。

“青词”圣手——严嵩的政治际遇

严嵩,字惟中,号介溪(又号勉庵),1480年(成化十六年)生人。此人家境平平,正是江西乡间好学的风气,才使得这个平民出身的苦孩子“学而优则仕”,一步一步走向权力中心。

纵观严嵩的发迹,其实他属于“为霞尚满天”类型,六十岁后才飞黄腾达。

弘治十八年(1505年),严嵩中进士举,得入翰林院,时年二十六。小严当时考试还名列前茅,二甲第二名,也就是说是乙丑科那一批进士中的第五名,成绩优异,一丁点儿不掺水。

正当他作为朝廷青年官员后备梯队准备大干一场时,正德三年(1508年),其祖父去世。转年,其母亲又因病去世。古人以孝道为先,严嵩从当时的礼制和道义上必须回家守丧三年。所以,小严许多晋升机会就凭白错过了。

福兮祸兮,明武宗正德年间的政治,笔者在前一章已经讲过,前五年有刘瑾大公公干政,后十年江彬乱政,朝廷人正人直士几被排除殆尽。严嵩正好没赶上趟浑水,实际上避免了正德一朝的政治斗争,也免遭政治迫害。

所以,严嵩借守丧之机,在老家钤山读书,一隐就是八九年,整日埋头写诗著述,颇著清誉。彼时的严嵩,可以说是极富政治智慧。特别是刘瑾在朝期间,如果他迁延不去,只有两种结果,其一是抗衡被杀,其二是同流合污,哪一种结果都是一个“惨”字。而且,刘瑾陕西人,其心腹吏部尚书兼大学士焦芳河南人,极其排挤江西人(焦芳曾因才疏学浅遭受江西籍大臣彭华的讥讽,恨和尚憎及袈裟,所以极恨江西人),所以,身为江西人的严嵩,自然在朝左右逢源也不会有好果子吃。

严嵩在老家诗酒自娱,并非真隐,一直敏锐地保持政治嗅觉,与朝野名流李梦阳、王守仁等人往来密切,诗文唱和。古代为官为吏都要有真本事,科举取士,决定了一个人想在官场混,必须是经过十年(或数十年)寒窗苦读,头悬梁,针扎腿,个个都是满腹经纶,才能进入这个圈子。没有真才实料,只凭捶腿揉腰送东西,还真不能弄来乌纱帽戴,更不能与名流递上话。

严嵩何许人也,泱泱大儒,知古详今,自然是名誉日隆,又博清誉赞诩,广为人知。因此,直到正德十一年,刘瑾、焦芳一帮人倒台几年后,他才重入朝廷。

此时的严嵩,已经深有城府,不急不躁,静待机会。当然,也有客观原因,他一直在南京以及翰林院这样清闲之地居“闲职”,想急于出头也没太多机会。

正德十六年明武宗驾崩,明世宗嘉靖时代来临。很快,就是“大礼议”而引致的纷争,杨廷和父子等旧臣纷纷被贬斥,朝臣面临全新洗牌的局面。经过数年争斗,嘉靖帝与张璁一派大获全胜。由此,还要表一下张璁、夏言等人,然后才能把严嵩接上。

张璁、桂萼二人得手后,嘉靖帝追崇其生父的事情得以阶段性成功,但也不敢马上擢拔二人入阁。他们岁数虽不小,资历太轻,声望又低,皇帝本人怕再遭阁臣封驳和言官疏论。

当时的首辅费宏是官场老油子,表面上他不似杨廷和那样锋芒毕现,内心却极鄙张、桂二人,常暗中使绊。张、桂二人挟恨,便劝嘉靖帝召前朝重臣杨一清入阁替代费宏任首辅。

杨一清就是当年和太监张永设计干掉刘瑾大公公的主谋,为人名声好,又曾经入过阁,嘉靖皇帝在当王子时就对这位杨爷仰慕已久,自然御笔照准,由此老杨重入内阁。

但依明朝政府内不成文的律例,首辅一般都要是中举时三甲的中选人士,费宏是状元出身,又是现任首辅,杨一清把他即时顶下去,从情从理说不过去。正好,费宏儿子在老家犯法被关,张璁等人抓住这个“软肋”,联合几个言官劾奏费宏。费宏只得自己上章求辞,嘉靖皇帝反正不待见他,很快御批准辞,费宏只好灰溜溜走人。

杨一清任首辅,虽然感激张璁、桂萼推举,但他和嘉靖帝都知道,依照“廷推”的办法使张、桂二人一同入阁是不可能的事,这两位名声确实很差。但此时首辅是“自己人”,事就好办多了。嘉靖帝先后以“中旨”自任二人入阁,命张璁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身份入内阁机务,命桂萼以吏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这样一来,二位“大礼议”功臣终于成为核心“阁臣”。

凡是入了官场的人们,皆似冬天挤在一起取暖的刺猬,不久就会相互刺痛对方。杨一清与张、桂二人相处日久,因处理锦衣卫指挥聂能迁一事意见不同结下梁子,最终发展到在皇帝面前互相攻击。

相比之下,杨一清在嘉靖帝眼中“道德”形象的分量更重一些,一怒之中,他下诏把张、桂二人削职。但毕竟是自己“心头肉”,没过多久,嘉靖帝把二人先后召还入朝。

郁郁之下,杨老头愤然退休,老姜终于不敌新葱。

经过一次忽然打击,张璁“乖”了许多,对嘉靖皇帝更加谨慎小心,并取代杨一清当上了“首辅”。屁股决定脑袋。首辅的位子坐好,先前属于“激进派”的张璁,一改昔时面目,凡事以因循为准则,不想也不必要再搞什么哗众取宠之事。

后来,嘉靖皇帝日益沉迷道教,又要搞“天地分祀”,张璁不愿多事,非常“持重”地劝皇帝没必要弄“分祀”。

殊不料,长江后浪推前浪,在朝内任给事中(七品言官)的夏言上疏皇帝,大力赞同进行“天地分祀”。

张璁闻之大怒,如今角色互换,他变成了昔日杨廷和一般的保守派,便示意心腹霍韬等人拟文肆意辱骂、驳斥夏言。一伙人宣泄畅意,很是痛快。可他们忘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嘉靖皇帝与夏言二人意见相同,骂夏言,实际上就是不给皇帝面子。

果然,嘉靖帝览文震怒,在把霍韬投入大狱的同时,对夏言升官晋爵,以示殊宠,并破格把他擢为侍读学士。此官虽不是太高,但得以时常面见皇上,属于高级秘书那种人。

夏言为人仪表堂堂,口齿伶俐,进讲之时琅琅而言,一派道骨仙风,很让嘉靖帝欢喜。

从朝野两方面讲,张璁先前兴“大礼议”搞事,得罪人无数,独霸朝局,与桂萼联手整治异己,又结下无数梁子,在许多人眼中的形象就是气势熏炎的“黑老大”。

夏言扬眉剑出鞘,无知者无畏,敢于与当朝首辅叫板,大家都倾心于他独行侠般智斗张璁的勇气,根本没人去想这位夏爷要皇帝进行“天地分祀”其实也是拍马屁。

“群众”的力量是巨大的。待张璁知晓了什么叫做“小不忍则乱大谋”,朝议清议已势如潮水,老哥们感觉到自己失去皇上眷顾,只得悻悻然辞去,退休回家。这是嘉靖十四年的事情。

张璁虽去职,并未惹嘉靖帝深恨,毕竟他是这位皇帝初入皇宫时最得力的依托者。嘉靖十四年,张璁患重病,皇帝还不时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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