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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哥摇摇头，说：“我只是军人，不想太过问政治。国共分分合合那档子事，我辈本也管不着，但黄显声将军应该是投了共党，唉！蒋委员长到底想些啥，咱真的不能理解，国难当头，始终还要分出国共两家来。就说杨虎城将军吧，和黄显声将军一样，就是想好好地打日本，可就是因为和共党走得近，现在全家被关在重庆一个秘密机构里。这辈子看来都没机会出来了。”
海波哥低下头来：“唉！咱这东三省啊……如果张大帅不死，绝不会落到小日本手里。少帅……少帅也是个窝囊废。当时‘九·一八’之前，黄显声长官专程去找过少帅，说鬼子可能有动静。可少帅每天抱着那杆大烟枪，根本就不当回事。”
我来了兴趣：“海波哥，这会儿也没啥事，要不你给咱说说你们沈阳警察当年打鬼子的事听听呗。”
海波哥叹了口气，慢慢地说起他当年在沈阳的故事来。
1930年，东北讲武堂炮科出身、已经担任旅长的黄显声，却被任命为辽宁省警务处处长，变成了警察。当时东北军上下已充分感到东三省和日方冲突的危险，但是又缺乏和日军正面对抗的勇气。一旦发生危机，希望避免正规军之间的冲突。这时，作为非正规军的警察力量就可能成为两军之间的缓冲。委任黄显声担任这个职务，是因为张学良希望他的精明干练可以在中日发生冲突时最大限度地控制一线局面。其实张大帅没有被小鬼子炸死时对张学良讲过对付日本的办法：召集各县的警察局长开个会，动员人力，一夜之间就把南满铁路的铁轨都埋到了地底下。然后二十万东北军主动攻打驻在大连的一万五千日本兵。“咱干吗要怕小日本呢？”张大帅这样说过。
九·一八事变，东北的军人都说整个东三省就只有两个明白人，就是辽宁省长臧式毅和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九·一八事变前，臧省长曾多次苦苦警告张学良日军即将动手，并派黄显声专门跑到北平去见少帅报告危险，张少帅那时吸毒又加上染了伤寒，在北平协和医院住院，思维和精力都不充足。回复依然是要求镇定！万一打起来不抵抗，等待《九国公约》签字国的调停等等。
臧省长自知无力回天，在九·一八事件发生时悲愤地让东北军参谋长荣臻“赶快出去调兵遣将收复沈阳吧”，自己则以地方官必须死守地方为理由不肯离去，后绝食未死，被日军拉入伪政府，未保晚节。
黄显声却始终有着自己的主张，九·一八事变前的八月底，他已经通过当时的警务督察长熊飞弄到日军情报，知道事变即将发生，黄显声不肯坐以待毙，回沈阳后当即下令将下属五十八个县的警察队扩充成十二个总队，并发放枪支弹药。这批枪支成了之后东北各路义勇军中的主要武器来源之一。
后来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中，原东北的警察人员占了相当高的比例，而且多位著名的义勇军指挥官都是原东北警察出身。而黄显声对沈阳的警察也进行了充分的部署，将两千名警察组织起来，编成一个总队并发枪，自己从九月初即昼夜不离办公室，随时准备应变。所以九·一八事变刚刚发生，他率领的警察总队已经离开机关，投入抗击之中。
海波哥当时是沈阳市区的一个警察小队长，也是因为黄显声提前一个多月的正确估计。所以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一时间，小鬼子川田中队袭击北营的同时，海波哥就带着下面的几十个弟兄冲到了沈阳城门口，整装待发地恭候着小鬼子对沈阳的袭击。
前线的战事不时地反馈过来，北大营一万多人的东北军，却被只有五百人的鬼子打得撤退了。警察部队的东北汉子们着急地骂起娘来，海波哥的一个部下骂道：“难道又是少帅的命令，不准大伙抵抗？难道少帅真要把咱东三省送给小日本？”
与此同时，南营传来噩耗，鬼子的第二师步兵第二旅第二十九团也顺利地击退了南营守军。面对黑压压地拥向沈阳城门的日军，沈阳警察们咬着牙，对小鬼子扣动了扳机。无奈的是毕竟不是正规军队，很快城门就被日军攻破。沈阳警察在黄显声的带领下，和小鬼子进行了激烈的巷战。海波哥和他那群老兄弟当时只有一个想法：沈阳丢了，从此都要做亡国奴了。宁愿死，也不能把老祖宗的黑土地让给日本人。
和沈阳警察们一起顽强抵抗的还有沈阳讲武堂的学生兵。那些孩子，嘴上的绒毛都没长齐，很多人连枪都没有，就抱着一把大刀，神色肃穆地站在海波哥他们这群平日里作威作福的警察身边。而在这国家危难时刻，平日里如混世魔王一般的沈阳警察们，也都没有一个犯怂，始终肩并肩地守着沈阳城。尽管狼狈不堪且战且退，但就正如海波哥一个手下说的那样：“咱沈阳的百姓放纵了我们这么多年，现在总也轮到我们回报沈阳百姓的时候了。”
一个个地倒下，一次次地后退。到9月19日凌晨，传来了黄显声处长要求全部警察队和讲武堂学生兵撤退锦州的命令。当时很多老警察和学生兵都哭了，不管以前认识还是不认识的，都互相抱着“嗷嗷”地大哭。那一晚肩并肩地流着血，可坚持的结果等到的却是要放弃抵抗，撤退的命令。
很多人没有服从命令，选择了留在沈阳城里继续抵抗，而大部分的警察和学生兵都离开了沈阳，这些本来不是军人的士兵，便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前身，其中就包括邓铁梅、王凤阁、高玉山。选择留下的警察和学生兵，惨烈地用血肉之躯开始了对战日军开进城的坦克。
海波哥是这样说的：“当时我们很多人都没见过坦克，只见那夜色中黑压压的一个大家伙开了过来，弟兄们都举起枪对着那大家伙扣动扳机。甚至那些讲武堂的娃娃，背着刀冲上去，对着那大家伙用大刀砍着……全死了……全部死光了。那坦克一开炮，我身边十几个兄弟，被炸得到处乱飞。我摔到了沙包上，再睁开眼睛时，小鬼子的枪已经对着我的额头。我就是这么稀里糊涂地被小鬼子逮住的。”
说完这些，海波哥重重地低下头去，神色黯淡。我和四哥、郑大兵心里也都一股股地泛着酸楚。东三省沦陷，拉开了日军侵略中华的帷幕，也拉开了一干中华儿郎浴血抵抗的英雄诗篇。东北沦陷十年了，义勇军就在丛林里耗了十年。人一辈子又能有几个十年呢？
我们沉默地围着火堆，等待着离奇失踪的弟兄，但我们的思想却已飞到了被战火焚烧的中华大地。
郑大兵沙哑的嗓音打断了我们的思绪：“海波，你的意思是你在1931年9月就被俘送到了远山战俘营吗？”
海波哥点点头，说：“先是在沈阳日军宪兵队关了一个月，然后就送到了这里。当时第一批送过来的战俘只有一百来个，都是东北军的弟兄。那时候我们私底下还聊，说小日本居然还遵守《日内瓦公约》，还算把我们当人对待。后来几年陆陆续续关进来的弟兄说起，被俘的中国士兵一般都是被集中屠杀，或者送去挂着战俘营的工地折磨死。我才知道，小日本就只有远山这一个战俘营是按照公约来执行的。”
郑大兵又问道：“那你们第一批关进来的弟兄们现在在远山战俘营的还多吗？”
海波哥摇摇头：“很少了，小鬼子到1933年年初开始从远山战俘营往外拉人，也挺奇怪的，完全没有规律，有时候关进来才一两个月的就带走了，但大部分都和我们四号房的一样，都有个三五年。像我这种关了十年都没带走的，也还有十几个吧。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郑大兵点点头，没再吱声。四哥却冷不丁地问道：“海波哥，你是沈阳人吧？”
海波哥点头，说：“是啊！全家老小都在沈阳城。怎么了？老四，你突然问我这话什么意思？”
四哥微微笑笑，说：“没啥！我只是问问罢了。”
海波哥叹口气：“唉！也不知道她们现在怎么样了？听说小孩子现在都上日语学堂了，我都害怕我那两个孩子跟了鬼子姓，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了。”
四哥小声地说道：“只要你没忘记就可以了。”
我听得很清楚，海波哥似乎没听到，郑大兵也应该听见了，快速地开口了，似乎是想故意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我看也等了这么久了，咱还是出去找找吧？”
我们几个都点点头，站了起来。海波哥问道：“万一他们三个又回来了怎么办？找不到我们他们可又开始急了。”
四哥迟疑了一下：“那要不要留人下来。”
郑大兵摇摇头：“一起吧！海波哥说得很对，就剩下咱四个人了，再走散几个，那就真麻烦了。”
我和四哥、海波哥都点了点头。我找了个白色的石头，在水潭边的地上歪歪斜斜地写上“我们出去找你们了！见字留下”。
海波哥站在郑大兵身边，却突然冲着四哥和郑大兵问道：“刚才忘了问你们俩了，你们真的只是在洞里看到了蜡烛和火柴，没有其他东西吗？”
四哥点点头，说：“就只有蜡烛和火柴。”
海波哥“嗯”了一声，说：“可别到这关头了，你们还瞒着我们啥啊？”
四哥脸色变了变，郑大兵上前拍拍海波哥的肩膀，说：“这洞里的事确实没瞒你们了。”
海波哥似乎还要说些什么，我主动打断了他：“海波哥，他们不想说的就别再问了，先出去找找振振他们三个吧！”
海波哥迟疑了一下，点了点头。四哥可能也是故意想要让这有点儿尴尬的场景早早结束吧，自个儿先下了水，说：“赶紧出去吧，看他们仨在外面有没有啥痕迹留下。”
我和海波哥、郑大兵便都下了水，朝洞外游去。
出了洞，外面又是个艳阳的日头照着。九月的清晨虽有点儿凉，但那阳光晒到我们湿漉漉的衣裤上，有种舒服的感觉。我们跨过那条小溪，海波哥便问道：“咱去哪里找呢？这洞口到处是水，还真看不出有脚印。”
四个人还真没方向了，互相看着，最后我和海波哥都望着四哥，等着四哥下命令。四哥有主见，并且也是见过大世面、上过大战场的。谁知道四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