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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个人从不参加会议——我们的行政主管：四肢娇小，腹部平坦，理着娃娃头，却已是一个孩子的母亲。她能干，电脑、复印机、打印机坏了，都找她；她富有创意。
创意会上有太多让我分散注意力的人，轮到我发言，总是忘了该说什么。只有很少时候，在空调老出毛病的小会议室里，跟冲冲单独进行创意。他和我说话有个开场白：
“先看看你能到什么程度。”
这次先向我给出几道题，考察想像能力。
“13的一半是什么？”
“星期2。5。”
“为什么？”
“13在西方是个不吉利的数字，耶稣受难日，那天也恰是星期五。”
“还有呢？”
“电梯。”
“为什么？”
“要上13楼，上到一半，停在电梯里了。”
“你的想像力太贫乏了，只把13当成数字。”
其实我说到电梯，又开了一个小差，想起了橙子的《巴黎最后的探戈》，里面写到他与陌生女人在电梯停电的几分钟，用巴黎探戈的方式做了一次爱。我曾问橙子那是怎样一种方式，他不说，让我自己去看《巴黎最后的探戈》这部电影，我说那是部旧电影，看不着，他便让我去问看过的人，问了许多人，都不肯说。
“好，继续。有个楼盘，它的其中一个特点是大，大门、大窗、大阳台、大厅、大卧室，比普通的要大上一半。”
“特大码的衣服，XXXL，画面上出现三张擦皮鞋人坐的X型小板凳，加上一张独脚瘦高的木椅，推出一张超大超长的豪华沙发，四个休闲的老板坐在上面。”
“四个人坐一张沙发，怎么也称不上舒适。画面也太复杂。再想。”
“比普通长一半以上的豪华轿车，有五个车窗，上面分别映现门、窗、阳台、厅、卧室。”
“再长的轿车，窗也大不到哪里去。算了，楼盘还有个特点，就是绿色设计概念，你现在想想这个怎么表现。”
“把窗、阳台画在一棵绿葱葱大树的树干上。”
“差不多是个鸟巢。”
冲冲有些不耐烦，他觉得我没用。我也就自认为是了。
从此只安排些不需想像力的事给我做。比如他们需要为一个楼盘提出S生活主张，让我去查英文字典，抠出所有以S开头的与生活概念有关的单词，我在图书室，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拿笔和薄，老学究一般的一页页地抠。
再后来，他们让我去顺德送货，坐地铁去体育西取支票。我在体育西迷了路。可我喜欢去顺德，六个车座的车，只有我和司机两人。司机不需要闲聊，我静静端着本小说读，或者长时间发呆，往往在这时，会想起旧情人汉森来。
他觉得自己特有才华，什么事都能干好。事实好像也是那样。离开大半年了，他的名字还时常挂在那些员工口上，他的作品也一直挂在墙上。新来的员工仿佛对他也很熟悉，哪怕就是冲冲，一次问他有否一举成名的广告人，他肯定地说是汉森，语气里带着钦佩。
坐在车上时，我会想像汉森怎么过洛溪大桥，有没有塞车，是否跟我一样碰见过载满食品猪或者不锈钢管的车，是否也留意奥林匹克花园、碧桂园。我想像他在顺德做项目时通宵达旦疯狂加班的日子。我还能想起他家贴在墙上的作品，跟我在公司见到的一模一样。他不会像冲冲那样不耐烦，他把创意草图给我看，让我一起想像，还夸过我聪明。我们一起抽烟、喝酒，分吃半条罐头鱼，偶尔也分享一张床。我还能想起他说我是一只白雀。我还能想起他为我擦拭二十岁生日那天流下的眼泪，他说我把一年的眼泪都流光了，我却在那年流了最多眼泪。我还能想起，和他一起坐14路夜班车，他拉着我在陌生的街道狂跑，抱着我在滴雨的屋檐下唱歌。我还能想起，和他一起在地下通道，坐在弹吉他卖唱的流浪歌手旁边哼哼，伤害了歌手的自尊。我还能想起很多，在他离开广州的最后几天，还带着哭腔问他能记住些什么。可，我居然记不清他的脸了。
后来，我重新记起他的模样。我在公司的旧文挡里找到他的名字，进入他的网恋记录，在他们的对话中找到了熟悉的描述：
“我一直是，累了，又没有人安慰。有时想哭，但哭不出来。我初入行时有过连续六十个钟头干活，接着去客户那儿拿提案的记录，客户说：‘你该休息了。’我就哭了。”
……
“我，坚强、倔强，爱幻想，满脑子歪主意。口花花，心专一。多数女孩认为我英俊，是黑马王子。男人味十足，但不爱修边幅，我认为不值得。”
就是这样，他重新清晰了。
网恋记录的时间显示他们从18：50聊到次晨两点以后。看完漫长的对话，已是傍晚七点。正是中秋节，公司冷冷清清。我毫无表情地离开。感到冷。在附近一家咖啡厅吃一份黑椒牛扒。然后打上一辆出租车，来到每个周日下午看电影的Take Five，要了一份血腥玛丽，坐在靠窗第二个位置。坐了很久，眼泪都流不出来。我掏出日记本，写我在酒吧看到窗外一个光着上身走来走去，不像失忆，也不像找寻什么的男人；写血腥玛丽不好喝，像番茄沙律拌了威士忌。
容器 六
居住在同一座城市时，我总努力忘掉一个人；等他到了另一座城市，再把记忆碎片重新拼贴。因为离开是终止，就像有时“好”是一个结束语。
这种拼贴是场体面的葬礼。我穿上最庄重肃穆的黑衣，领口别一朵小白菊，哀悼、恸哭、诉说衷肠，像大多数人那样，不再对死去的人抱怨什么，而是在葬礼上温情脉脉把一切包装。
参加完葬礼的人们，照常吃饭、喝酒、读报、通奸、欺诈。总可以有一个时间、地点、事件，继续生活。
我坐在Take Five那么久，包括写完日记，喝完血腥玛丽之后，眼泪始终流不出来。决定中断悲伤方面的想像，开始联想电影。比如《重庆森林》里阿武一失恋，就会去跑步，让体内的水分蒸掉，这样眼泪就不会流出来。仿佛很有道理：跑步这么私人的事情。
不管怎样，明天又是新的一天，今天也是。坐在了Take Five，就该忘记葬礼，而想与它无关的事，比如电影、容器、爵士、威士忌。在合适的时间、地点，做合适的事。
“电影的发明实在是基于一个天大的错误，你自以为可以记录一个人影像，并通过重新制作，然后一劳永逸地将它进行投射。换句话讲，就是相信一段胶片比一块石头或者记忆更能够金刚不坏。这个奇怪的信念意味着，从格里菲斯到布烈松，整个电影史都在犯一个错误：那就是试图使电影比音乐更能表达概念，比小说更能描绘图景，比绘画更能展现情感。一言蔽之：是电影就不可能不犯错。”
这是法国“新浪潮”著名导演戈达尔在影片《女人就是女人》中的旁白。我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从容器对它的译文中得知。容器喜欢音乐、电影与喝酒，没有稳定的工作，从不写作，只翻译。
电影接近我的时候，是不知不觉的。
刚开始，我把电影当声像小说阅读。因为，我可能更喜欢小说。只不过，介绍电影的人比介绍小说的人要多。看电影是群体行为，是流感，富有传染性，感冒的感觉无人不知，还可以商量服用白加黑或康泰克；读小说则更像肝炎，它传染，但速度很慢，许多人带抗体，不可交流。
我并不喜欢影院，尤其通宵影院。学校附近有几个小影院，任何时候都有股臊臭味，夏天蚊子多，看陈冲导演的《天浴》，我被叮了整整三十三个包。再加上有人在影院猥琐地偷情；看《泰坦尼克号》那样的大片，周围的人都捏着包纸巾，我却哭不出来。对影院的印象简直糟透了。
真正看电影是从Blues Republic开始的。从法国片《碧海云天》、《理发师的男人》、《奠边府战役》、《情人》、《爱丽莎》，到日本片《燕尾蝶》、《东京日和》、《写乐的感官世界》、《梦旅人》、《盗信情缘》，以至香港导演杜其风系列。每周一、三放新片，二、四重放。
从不喜欢做大多数人，在品味高雅的酒吧里看收藏多年的经典电影的优越感，已像一枚钻戒戴在我的中指。它一旦死亡，我会像寡妇那样郁郁而终。
并且开始鄙视好莱坞商业大片，尤其最新卖座的那些。许多出租影碟的小店，外面挂一张黄的或蓝的卡纸，对《不可能的任务》、《透明人》、《纽约的秋天》、《U…571》进行排列，跟港台流行歌曲排行榜一样；还有许多“走鬼”，抱着一纸箱影碟兜售，抽出其中一张可能就是《美国丽人》，它诱人的花瓣肚脐封套也出现在所有报纸娱乐版。铺天盖地的盗版，无穷无尽的庸俗。
当然这些经典电影在当年也是万人空巷的庸俗。惟一不同的是，没有盗版。弥久愈珍。
布鲁斯最后一支曲子自然消失，投影在屏幕上拉开，缓慢成为真实的图像。
那一次看的是岩井俊二的《梦旅人》，我要了罐苏打水，点燃一支据说在80年代象征前卫的摩尔烟，刚从西藏回来的女孩千菩就坐在我的身旁。
“这是疗养院还是戒毒所？”
“疯人院。”
第一个镜头是一个女孩从轿车出来，死活不愿进一所围墙长长的白色大院。
“镜头感很好。”
当屏幕上出现女孩往身上倒墨水时，千菩赞叹一声。女孩叫可可，兴奋地往身上一直倒，一直倒，她要把自己变成乌鸦一般。
“每天在墙垛上行走是什么感觉？”
“不属于墙内外的世界。”
“朴素的黑白色彩。”
“精神病人诉说的真实。”
成片成片的白布晾在大院里，穿白衣的病人在白布间穿行，争执他们的梦境。穿黑裙子，黑皮靴，打着黑伞的可可每天和两个穿白衣的朋友爬上围墙，在长长的墙垛上行走，捡到许多宝贝，见到撒腿就跑的孩子和传播音信得救的神父。一直走，一直走。其中一个捡到肢解的手，吓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