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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过外环线，朝着直接通向五角大楼的公园大道并拢。这是我每天上下班的必经之路，怎么能走错？吉姆斯今天可休想找我的茬儿了。我松了口气，忽然想起来昨天带团时说过的话，怎么会这么巧，当时怎么就没注意呢，九月十一日，9·11，第六感官哪儿去了，昨天要给FBI打个电话，没准儿今天的劫机事件都能避免，我越想越后悔，一念之差，历史就被改变了。可又转念一想，昨天打电话，人家FBI能信我吗，单凭一个9·11就断定要出事，非笑话我草木皆兵不可。
前面是一段蛇形弯路，在警校受训时，我们都经过严格的特殊驾驶训练，高速行车时，不能随弯路的角度蛇形驾驶，那样会因重心左右转移使车辆失去平衡而失控。走这样的路，得按照内外内的原则，在弯路中沿一条假想的直线行驶，防止了重心转移，才能保持高速而不失去平衡。在我的带领下，五辆警车保持等量车距，沿弯路以尽可能笔直的路线高速前进。
再有一个左转弯就并到公园大道了，我瞄准公路最左边的边线冲过去，然后向左猛拧方向盘，高速急转弯时产生的离心力推动警车在前进的同时向右方做横向运动，车胎发出吱吱的尖叫，不时冒出缕缕青烟，那是车胎与路面摩擦时所引起的燃烧。
痛快！我一拍方向盘，好久没这么过瘾啦。
第12章 紧急出警预言家“BRUCE LEE”（2）
闪到路旁的车辆纷纷摇下车窗朝我们张望，简直是特技表演。一个秃顶老头边摇车窗边自言自语：疯狂，真疯狂！
上了公园大道，正赶上一段路施工，我急忙减速拐上路肩。美国人开车真规矩，尽管两条车道挤得满满的，可路肩上一辆车也没有，路肩就是为紧急情况下为紧急车辆使用的。
沿路肩前进，右边是钢铁护栏，左边是一字长龙的车队，我们小心翼翼地前进。再有半英里就通过施工路段了，前面一辆卡车突然堵住了去路。卡车车身宽，占了部分路肩，警报还在叫，可前面车不动，根本无法避让。是等还是冲？转眼已到了跟前。凭我的经验，如果让警车紧贴着右边的护栏，警车左边还能有一英寸的空隙通过，只有走一回钢丝绳了。我连忙将左边的后视镜折叠，尽量缩减车身宽度，由于用力过猛，就听“啪”的一声。我把紧方向盘，使出了钻窄路的看家本领，从一边一英寸的空间硬顶了出来。
紧跟其后的托尼是我警校的同学，来自中美洲的波多黎各。在吉姆斯眼里，我跟托尼都是外来人，我俩在美国从警的生涯中有过共同的遭遇，因此成了好朋友。托尼也不含糊，折叠了后视镜，从空隙中钻了过去。第三辆照方吃药，也过去了。第四辆车有点紧张，忘了折后视镜，“啪”的一声，后视镜挂上卡车最宽处的角钢，被撞得折叠上了。轮到吉姆斯，他当过教官，当然能过得去，可他看到前面警车跟大卡车擦枪走火，一着急就分了神，开的稍稍靠右了一点，蹭上了路边的钢铁护栏，把警车车身刮了一大片。
“BRUCELEE，减速，你想害死我吗？！”步话机传出吉姆斯的怒吼。
过了嗓子眼儿，我又把车速提高了，听到带班儿的指责，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好放慢速度，过了施工区也不敢再撒欢儿。
“BRUCELEE，你在干什么，观光吗？”
刚才嫌快，这会又嫌慢，真难伺候。我心里不服，嘴里可没说，人家是头儿，肩膀上多扛了两道杠，要快就快吧。
东华正和组委会以及各代表团的团长紧急磋商如何应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纽约、华盛顿以及附近的机场都关闭了，最近也要开六个小时车才能把代表团送到南卡的一个机场登机。也不知事态如何发展，万一机场统统关闭，代表团被困在美国不就麻烦了吗？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讨论，到会的十四个代表团有十二个同意组委会的撤离方案。还有两个团，死活不同意走，他们都是第一次来美国，报着没到纽约就等于没来美国的坚定信念，非要组委会派车送他们北上，哪怕从世贸中心的废墟边上过一下，也算到纽约了。他们哪知道，出事后曼哈顿立即被封锁了，许出不许进，曼哈顿周边的道路一片混乱，如同经历了一场战争。更主要的是，说不定还有新一轮攻击，这不是去送死吗？
东华使出了与中国人谈判的浑身解数，当年在银行工作时，就曾因外汇额度问题，与外贸公司主管舌枪唇剑，给银行解决了不少难题。这两个团都是专管人事和财务的主管，在国内都是说一不二的。东华掰开揉碎地帮他们权衡利弊，软硬兼施，又私下退给每人几百美元算是补偿费，好歹把这两团人马哄上了开往南卡机场的巴士。
在美国生活了这么多年，每逢东华念叨生活苦闷，不想终老在美国，我就埋怨她当初没下功夫学英文，在美国自立。她只好流着眼泪跟女儿石姗诉苦，说妈妈这辈子就让这混账英文给绊住了。记得我毕业时东华就提出要回国，银行还为她保留着职位。我不想回去，又不想让这个家散了，求她留下来。她哭了一个晚上，最后做出了妥协。我总以为，在美国多住几年她就会习惯的，国内多少人打破脑袋往美国钻，哪有到了美国反倒回去的呢。
事后，组委会的侨领们见了我都说，你太太真能干，十四个代表团，一百多个处以上领导，分期分批平安顺利地返回了祖国，当时那个乱劲儿，没有她可就麻烦了。
我们出色地完成了支援任务。五角大楼上空的浓烟还没有散尽，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在“星条旗永不落”的歌声中高高悬挂起来。当年入籍，发警官证，出席法庭，不知多少次面对星条旗举起右手宣誓，我也自豪，我也激动，但我还不曾有面对五星红旗和高亢的“义勇军进行曲”时的那般热血沸腾。金黄的五星，镰刀斧头，八一字样，面面红旗上都凝聚了我的青春和鲜血！
星条旗由红白蓝三色组成，红色代表勇敢，白色代表忠诚，蓝色代表正义。那代表勇敢的红色，是否也代表了捍卫星条旗的勇士们为她所付出的鲜血呢？如果是，那在五角大楼的硝烟中，在世贸废墟上迎风飘扬的星条旗上，也有我的鲜血，我的血不仅染在了星条旗上，而且还染在了那象征正义的蓝色警服上。
第13章 雪夜擒贼法庭作证
法庭上坐满了因交通违章而被开了罚单的人，不服警察处罚，可以上法庭申辩。不少人抱着法官有可能网开一面的侥幸心理，一张罚单相当于普通人一天的工资，那怕落个减半也行啊。
元旦一过，我从早班倒成了中班。警察工作每天24小时，每周七天不能间断，班次也不固定，早中夜三班定期轮换，连歇班的日子也要轮换，不能有人光歇周末。
三班各有利弊，早班得玩，中班得睡，夜班受罪。我最喜欢中班，我的生物钟越到晚上越兴奋，属夜猫子型的，起早了脑子老犯迷糊。
雪停了，被净化了的空气格外新鲜。电视台正播放高速公路堵车的画面，我暗自庆幸今天不用起大早到高速公路挤车。我从车库里拎出一把雪锹，把家门口便道上的雪铲了个干干净净，美国的邻居也是各扫门前雪。
主要街道的积雪已被铲雪车清除，但仍然汪着冰水，车一过便四处溅起，看来例行跑步只好暂停了。我走进地下室，当初装修时，东华想把它弄成一个独立的单元，用于出租。我不同意，自己的房子跟别人同住，那多别扭。我执意把它弄成了健身房，为此东华与我陷入了一个多星期的冷战。
我按训练计划做完该做的事，又把自己像折尺似的横平竖直都抻到位，折腾了一身汗才算完事。冲完淋浴，我从冰箱里拿出牛奶，冲了一碗麦片算是早餐。中班虽然两点才上，可今天是我出庭的日子，九点半前赶到法庭。
法庭上坐满了因交通违章而被开了罚单的人，不服警察处罚，可以上法庭申辩。不少人抱着法官有可能网开一面的侥幸心理，一张罚单相当于普通人一天的工资，那怕落个减半也行啊。
我今天有二十几个案子，闯红灯、超速、无照驾驶，五花八门。一个三十多岁的黑人妇女被法官唤了上来。
“你对石警官所控事实有何异议？”法官直截了当地问道。
“我没闯红灯，我通过白线时是黄灯。”
法官透过架在鼻梁上的眼镜框上方把目光转向我，示意我给予解释。
看罢罚单存根，当时发生的情形一下子从记忆中被唤起。那天我正朝北停在一个十字路口的红灯跟前，变成绿灯后，我刚要驱车前进，那个黑女人驾着一辆黑色卡迪拉克高级轿车，呼的一声由东向西从我跟前窜了过去。根据交通信号设置，她面对的信号现变成红色，我面对的信号才变成绿色，也就是说，我见到绿灯时，她的信号已经是红灯了。我一字一板地跟法官解释。
“有目击者吗？”法官问道。
“有，她通过白线时，一辆同方向行驶雪佛莱已经停在白线外，司机史密斯先生看到卡迪拉克闯红灯，还扭头看了看我，双手一摊，来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我用手指了指坐在后面的史密斯，示意法官证人可随时听候传唤。
“石警官，请你把当时的情形再叙述一遍。”
我解释道，我拦截卡迪拉克后第一句话就问：“女士，你看到路口的红灯了吗？”
这是一句令对方进退两难的问话，说看见了吧，成了故意闯红灯，说没看见吧，等于默认了闯红灯。那黑女人当时只好如实回答：“我没看见，我只顾寻找去亚力山大市的路，实在对不起。”我一五一十地向法官做了陈述。
法官又把目光转回到黑女人脸上，给她最后一次申辩的机会。
“我，我；”她支吾了两声也没说出个所以然，她原以为一口咬定没闯红灯我就拿她没办法，现在只好摊开双手，耸了耸肩，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120美元罚款到法庭外左侧窗口缴纳，驾驶记录记两个点。”法官眼皮都没抬便做出了裁决。每个法官心里都有一把尺，知道每个警官的办案水平和信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