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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台省既未发生严重人口问题，何以肯尼博士在台中伙同我国一二不肖之徒，迅速推行亡国灭种之节育运动？此则大可研究之问题也。依本席之意，仍应请行政院转饬外交部向美国政府交涉，请其令饬肯尼博士返国，以维邦交，否则只有驱逐出境也。所有在台湾省内节育灭种措施，应请行政院严令取缔，以维民族生存。其一二丧失民族观念，助桀为虐之徒，岂受外国药商推销“乐普”使用银弹政策，或有外国援助之诱惑，而利令智昏乎？并请行政院严查究办，以维风纪，而挽民族气节。至所谓妇幼卫故事协会，亦可助桀之机构，应迅予解散，以绝祸根。事机迫切，特向行政院提出紧急质询，请予明白答复。
以上是廖维藩先生在立法院质询的原文。明天再介绍王梦云先生和汤如炎先生各篇，其叫座之处，同样教你拍巴掌。
奇文如牛毛
王梦云先生是第二个出场，以继廖维藩先生的后劲。他阁下也是立法委员，于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立法院第三十四会期第九次会议上，擂鼓而攻。
他阁下质询的大字标题如下：
为行政院对廖委员维藩，以‘纽约肯尼博士伙同我国一二不肖之徒，在台湾省境内，推行全省生育年龄之妇女少女，皆装置乐普节育器具，以断绝其生育，不啻亡人国，灭人种，殊属危害中华民族，应迅予抢救，事机迫切’之质询，所为之答复，乃就鄙见所及，提出质询。”
下面是他阁下的正文——
（按，凡是帮腔的，总比主角要唱得少，故字数不多，务请你阁下一看到底。）
窃查乐普乃物品之一种，据已经装置之妇女之丈夫（姑隐其名）报告，装在子宫内二月后，白带其多，秽臭之状，难甚睹闻。且过三月之后，其妇常患腹痛、头晕、食欲不振，性情暴躁，就此情形而论，已足证明“乐普”之装置，有妨害卫生之情事，依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制造、贩卖妨害卫生之物品者，处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交一千元以下罚金”之规定，故制造、贩卖乐普者，已触犯刑章，而推行装置之中华妇幼卫生协会负责人，应以共同累犯论。况使用乐普而仍受孕者，大有人在，故中华妇幼卫生会为乐普之推销装置，可见其使无知妇女误信为千真万确避孕之物品，借此敛财，依法应予诈欺罪论科，纵或无偿供应，亦属背于公共秩序善良风俗之行为，不在法律保障之列，应予取缔，毫无疑义。恭查国父及总统反对节育运动之训示，详载于国父《民族主义》第一讲，及总统于《民生主义》、《育乐》两篇之补述，曾由廖委员摘录质询书中，恕不再赘。故违背国父及总统训示反对节育之行为，与夫政府未制订人口政策法令之前，而在报纸上为文制图，广为提倡或转载此类报道者，未得政府许可，而制造或贩卖乐普或代为装置，致人口顿减，皆属邪说异术，违反国策。举国上下，可鸣鼓而攻之。若属外国人士，应驱逐出境。设系国人，应绳之以法，方足以保国家之元气。何期严院长不此之为，反之中华妇幼卫生协会，为民间组织，且其主要任务在于推行孕前卫生教育，政府似不宜干涉等词而处之，令人莫解。
一个实例
柏杨先生右臂风湿，害了数年，去年（一九六四）一度发得很是厉害，读者先生也有介绍药方的，后来还是贴膏药暂时止住，但痼未根除也。而自去岁腊月，又害肚胀。肚胀在小伙子身上，不过小病，用手揉揉，放两个响屁，也就豁然而愈，不过该被胀之肚如果属于老头，而又一连四月不消，腹大如鼓，下垂如石，恐怕是有点玄妙。二月间便去台湾疗养院检查，迄今为上，好像有癌的现象哀哉。我哀哉当然是怕死，其实即令不怕死也照样哀哉，盖生殖率增高，死亡率降低，正是促使人口问题日益严重的因素之一，如果各位同胞不到二十岁就一律伸腿啦，则何至劳动立法委员乱撒绊马索乎？
我是没有“公保”的（“公保”真是政府的无量功德，成为一种安定社会的强大力量，不知道是哪一位官员当初有此构想，并努力推广的，大家真应为他立长生牌位），所以每次看病，心里都七跳八跳，怕洋医生开药开得太贵。有一天早上，看病的人很多，走廊上一片愁云，对面坐着一位中年妇人，看她年纪，大约三十，却脸黄肌瘦，蓬头垢面。我穿着棉袄还抵挡不住过道上的凉风，而她只不过一件单衣，下面赤着双脚，索索发抖，怀中抱着一个干柴般的孩子，孩子的身上长满了红斑。她一面哭泣，一面向过往的护士小姐哀告曰：“我没有钱给孩子看病怎么办？我没有钱给孩子看病怎么办？”大家一齐看着她，默默无语，大概不知道应如何插嘴才好。柏杨先生听她河南省口音，忍不住问她怎么回事。呜呼，她的丈夫在大同中学堂当工友，一月只三百元，而她却有八个孩子，第八个孩子生的时候动了手术，连生产费都疗养院副院长特准免收的。而如今那位好心肠的副院长走啦，她的肠子竟和输卵管粘在一声，发炎不止。医生要她开刀，不开刀只有死，但开刀要两千元，她哪有两千元哉？偏偏最小的孩子身上又长出可怕的斑点，每次看病，她都一路哭来，再一路哭去，盼望能像做梦一样再遇到那位副院长。所以已陷于歇斯底里状态，半疯半傻，眼前一片苍茫，只有绝望、痛苦，没有前途，没有远景。
我老人家当时记下她的地址，想去她家看看，可是因尊肚胀痛不止，没有去成，就把此事告诉记者朋友张震先生。他第二天便按址前往，回来后写了一篇专访，刊于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八日《自立晚报》，我想读者先生都看到了矣，为了也许有人没看到，原文抄录于后——
题标曰：“多子非为福，生活逼坏人。结离十载，八子临门，食指浩繁，不堪其苦。”
文曰——
（本报专访）在大同中学操场的一角，有一座用竹子和成矮矮的房子，里面蜷曲着一位三十四岁的河南籍妇人，一位四十七岁的山东汉子，和五个十岁以下的孩子——那是由爸爸、妈妈、儿女们组成的一大家人家。然而，这个家庭，却因为吃饭的人多，赚钱的人少，生活失去了平衡，整天笼罩在一团穷困的烟雾中，一天、一月、一年，夜以继日地在跟贫困和疾病相斗，一直悲苦地挣扎残喘在饥饿的领域里。不过，他们却渴望着有一天，能够爬出那种坎坷的漩涡！
这个喘息在逆境中的家，男主人叫李桂林，在大同中学当校役，每月薪金三百一十元新台币，另外还有五十四斤大米；女主人名胡乃英，在家里长病和生孩子。说她长病，一点不过分，因为十年以来，没有一天，她不在病魔的缠绕下活着；说她生孩子，那她可真会生呢！平均不足一年零四个月，便生下一个，称得上是一位多产的妈妈。且看她的生产记录——
一九五四年，生下了长女玉凤。
一九五六年，生下了长子玉山。
一九五八年，生下了次女玉华。
一九五九年，生下了三女玉琴。
一九六一年，生下了次子玉水。
一九六二年，生下了四女玉莲。
一九六三年，生下了三子玉海。
一九六四年，生下了五女玉某。
说也奇怪，这些小宝贝，一个长得比一个乖，看起来聪慧、伶俐、活泼、美丽得像一群从天国里来的小天使。然而他们却由于爸妈的穷困，因而享受不到家庭的甜美和爸妈的慈爱。像三女玉琴，次子玉水，以及还没有取名便被人抱走了的五女，均先后为了家庭的贫困，送给别人，使那三个小宝宝，在懵懵懂懂的时候，便饱尝着失去亲情的痛苦了。
那三个无辜的孩子，和这个被穷困所威胁的家庭，便是由于中国‘多子，多孙，多福寿’的观念，造成的惨淡局面。
“多子多孙”的观念，也许在某一时代的农业社会中是适合的，但在台湾，这样人口密集的地区，又是在一个半工业化的社会里，一个经济薄弱的小家庭，如无止境地添人进口，确是生活上的一大威胁。
“你们怎么不节育呢？”记者问。
“……”那时被生孩子、养孩子和教育孩子折磨得枯萎干枯的夫妇，茫然不知所对。
然而，他们终于从痛苦中摸索到解脱的办法了。女主人胡乃英微喟着说：“在我们生最后一个孩子时，请医生给‘扎’了。”（扎住输卵管）“可是，”这位多产的妈妈又解释说：“虽然我们不会再有孩子了，但目前我们五个孩子，还是没法过活呀！”
她的丈夫李桂林也有气无力地说：“我每月领的五十四斤大米，根本填不满一家七口的肚子；为了怕孩子们饿肚子，在冬天大家胃口好的时候，要每月添四十斤，夏天大家胃口较差，也需要补充三十斤才能活下去。”
这位被生活鞭子抽打得一脸茫然之情的爸爸，沉痛地回味着说，过去二十多年的黄金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