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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唱给姥姥听，她笑得直揉肚子。我想，别的地方过八月十五一定很热闹吧！杀猪、宰羊，搞得多隆重。我马上想到了老奶奶，谁陪她供月呢？
趁姥姥不注意，我摸块月饼，偷偷跑出去。
月亮全升起来了。它圆圆的大盘上，像是涂满了鸡蛋黄。我踩着零乱凋落的叶子，穿过苞米地，撞进院子，打开屋门。
老奶奶正用胳膊拄着脑门，坐在桌子旁。她见了我，又像疯了一样把我抱起来，抢了一个圈，亲得我透不过气来。
她从厨房里给我端来了月饼。那月饼是她自己做的。小小的，圆圆的，馅是青萝卜丝和白糖。月饼印着鱼和花的花纹。
我知道，奶奶只能自己做月饼。至于为什么，我好像明白，又好像不明白。我把自己的月饼给她，因为买的月饼馅里有花生和芝麻。她捏了一小块，尝了好久。
我们吃完月饼，就手拉手，唱起奶奶编的歌来：“月亮升上来哟，宝宝他睡着了。奶奶拿起绣花针，缝啊、缝啊，缝出个小鹿活鲜鲜蹦。太阳出来哟嗨，宝宝他醒来了。奶奶打着阿欠哪，给宝宝穿上带小鹿的新衣裳哟！”
我唱着，晃着脑袋，觉得自己就是那歌中的宝宝。“出去看月亮吧。”唱累了，也跳累了，我想出去玩。她答应着，戴上三角巾，扯着我的手，来到院里。
月亮升高了。它的左右飘着几朵灰蓝色的云。月亮里面绰绰约约的，好像有雾，有烟。
她给我讲嫦娥奔月的故事。说是嫦娥偷吃了长生不老药，带着玉兔上月宫了。
我恨嫦娥。我想，她要是不偷吃那药，地上的人将会有许多长生不老的，包括奶奶。她的头发全白了，牙齿也脱落了。她老了。有一天她会死的。
我伤心得直想哭。
“听着大江的水声了么？”
“听到了。”
“跟奶奶去江边玩玩吧。”
“晚间去，不害怕？”
“怕啥，大月亮呢。”
我顺从地把她的胳膊拽在肩膀上，向大江走去。
哗哗的水声，又轻又急。晚秋的江面，冷清清的一片。月光泻在江面上，像播撒了许多金子，一跳一跳的。
她给我讲白夜。说是夏至时，在漠河，可以看到北极光。拿一片小玻璃碴，把它浸入水中，可以看到好多色彩。
她告诉我，她的家在江那边很远很远的地方，有绿草地，有很好看很好看的木刻楞房子。她说，她年轻时糊涂，跟着她爹糊里糊涂就走了，说着一个劲儿叹气。她还告诉我，她年轻时是一个很好看的人。还说，她有一个傻儿子，现在在山东，是她男人带走的。运动一到，那人胆小，扔下她一人，跑了。
她又唱歌了：又苦又涩的。唱得我听不懂。她说是他们家乡的歌。在这晚秋的江面上，回荡着这样的声音，我打了个寒战。
她拾了好多石子，用裙子兜着。她说，她真的要给我做个漂亮的项圈。
望着大江，我忍不住淌泪了。我悄悄地淌，再偷偷地抹掉。我不愿意让奶奶看见。
供月的桌子已经撤了。院子里没了水，潮乎乎，湿润润的，看来，姥姥已经洗完了脚。我登着木墩闩好大门，定定神才进屋去。
姥姥并没睡。她盘着腿坐在炕上，好像跟谁生气了。
“野够了？她还放你回来了？怪不得呢，昨天观景（做梦）观到结婚唱戏的，可有热闹事了呢。
“也怪不得你妈嫌你淘气，怕惹事，可不就是个让人操心的孩子！
“愣站着干什么？抱屈呀？你小舅亲眼见你去的。还不上炕！”
我狠狠地瞪了舅舅一眼，脱了衣服，把它们扔在板凳上，跳上炕，扯过被子。
“睡、睡，应不应承错了？”
姥姥和我争扯着被，泪花花在眼里打转。
“供你吃，供你穿，可不供出了个小冤家！”
说着说着，声音变抽噎了，好像水流得很平稳，突然受到了阻碍似的。
我的心很难受。我光着脊梁躺到炕角贴墙的地方。想月亮。想星星。想大江。想菜园中的蚂蚱、蝴蝶、蜻蜒和蜜蜂。想牵牛花、蚕豆、梦中的项圈。想清淡淡的月牙。我真想变成其中的一种。
挂钟“嘀嗒嘀嗒”地响着，外面的月色多美。要是奶奶、姥爷、姥姥、小舅、猴姥和我一起围在桌子边，边讲故事边赏月，那该多甜人。可是，我知道，在我没有去奶奶家之前，通向她家的窄窄的小道，就是一具僵尸。现在，这具僵尸只有我一个人敢踩。
嗡嗡地叫，是蚊子。秋天的蚊子叮人可真凶。准是姥姥又先打灯、后关窗的。姥姥可真是的，连这么简单的先后次序都记不住。她好可怜，她的柱儿死了，可她不知道。
月亮是圆的。我想，在姥爷眼里，它不是圆的。它确确实实缺一块。姥爷在干什么呢？他一定在想柱儿。因为每逢年节，爸爸都要念叨死去的爷爷。也许姥爷正站在月下，手里捧着几粒西瓜子吧？应该刮一阵小风，吹落姥爷眼角的泪，吹起他的一头白发。那白头发向上一绺，拂动着，一定像团烟。让烟上天吧，化成袅袅的云。没了白发，姥爷会年轻的。
这样想着，我爬起来，去翻装瓜子的盒子。
盒子空空的，像一个饿急了眼的大肚罗汉，空着肚子，等待吞噬一切能吃的东西。
我小心地合上它，悄悄缩在姥姥身旁。
她哭倦了，她不舍得接我，她一声不吭地躺下了。我把头伸在她胳肢窝下，抱着她的腰。
她的皮肤这么松，这么粗，一摸就触着骨头。她也老了。这么些人都老了，我更加相信自己在长大。
我老了会是什么样呢？
后记
后记
有一年我过了三个春天。三月去南方，那里已是熏风拂面、草长驾飞。几日后回到哈尔滨还是白雪飘飘。四月到北京，只见满树桃红迤逦在街面上，如一道道妖娆的云霞在飞舞。逗留一周后再回哈尔滨，这里的春天才隐隐咧开了调皮的小嘴。草芽悄悄发了，嫩黄的迎春露出了舌尖，丁香的蓓蕾也熟得要绽放了。哈尔滨的春天在四月下旬初见端倪，五月才如火如荼。
一年过三个春天何其幸运。然而在前两个春天我只是匆匆过客，领略和浏览，而不是享受。只有哈尔滨的春天才让我倍觉亲切，不是因为它姗姗来迟而格外被珍惜，而是由于这里的春天与我息息相关，它的每一片绿叶和每一朵花蕾在我眼里都有非同寻常的诗意。因为它是我栖居的城市，虽然说比起故乡，它只能退居次席，但是在城市之间，哈尔滨在我心中无疑占据首席位置。
写作的十几年来，我记忆着这样几个地方，加格达奇、塔河、西安、北京、哈尔滨。在加格达奇，我开始了处女作《那丢失的……》的写作，那是1984年，我刚满二十岁。同年我还写了第一部中篇《北极村童话》，发表在《人民文学》的这篇小说给我带来了成功和运气。我在故乡塔河当了半年山村教师，写作了《沉睡的大固其固》。我记忆着深冬时节午后三时就会出现的猩红的落霞，记忆着那条蜿蜒的多雪的归乡的路。在西安的一年我印象中只写了《原始风景》（且只限于上半部）。而在北京求学的三年，最大的收获是完成了长篇处女作《树下》（出版时更名为《茫茫前程》）。我的主要作品都是在1991年回到哈尔滨后完成的，如长篇《晨钟响彻黄昏》，中篇《秧歌》、《香坊》、《音乐与画册里的生活》、《向着白夜旅行》、《白银那》、《日落碗窑》、《逆行精灵》、《观彗记》以及近作《青草如歌的正午》和短篇《逝川》、《雾月牛栏》、《亲亲土豆》、《朋友们来看雪吧》等等。我逐渐习惯了哈尔滨的写作环境，习惯了坐在洒满阳光的书房把窗户紧闭听着音乐自如地进入写作的那种状态。
十几年写下来，竟不知不觉已有了三百万字。如今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绝对不是自己篇篇满意的作品，但它们却是各个创作时期的代表性作品。
既然春天能在不同的时段渐次呈现，我想创作的春天也未必只属于某个年龄段。你以为它过去了，可是当你历尽沧桑、厚积薄发时它也许又会掉头回来。一年之中能看到三个春天不算福气，若是一生的创作中能拥有几个春天，才是最值得自豪和欣慰的事。
1999年4月18日·哈尔滨
秧歌
秧歌第一节
银口巷和猪栏巷的名字，那是后来才起的。当时它们没有名字并不是说它们不成其为巷子，而是因为那一带太热闹了，人人知晓，当然就不需要名字了。相反，有了名字的灯盏路那时却是寂寞的。
正月十五一到，从南天阁就来了扭秧歌的人。他们里面穿着棉衣棉裤，外面却罩着色彩鲜艳的绸缎，脸上涂满了白粉和胭脂。女人们的嘴唇就像是被辣椒熏着了似的通红通红。他们从南天阁一路扭来，踩着高跷，由灯盏路进入到银口巷和猪栏巷。两个巷子扭下来，他们就会把烧饼铺里的烧饼吃得一个不剩，把卖羊血汤的店铺的荤腥味席卷一空。
“南天阁的人呃，男人都是秀腿，女人都有水蛇腰。”
人们看罢了秧歌，当然就要仨一伙、俩一串地把老话题搬出来了。老话题就仿佛是一块磨刀石，而人的嘴就跟刀子一样，轻轻地荡几下，那股锋利劲就跟银蛇一样舞起来了：
“小梳妆那脸上的胭脂涂得太厚了，好像哪个屠夫拍了她似的！”
“可是小梳妆的腰还是那么细，天！她怕是有三十六七了吧？”
“她就是五十了也还是小梳妆！”
无论是赶车的马夫，还是牵驴的磨倌，抑或是卖豆腐的中年妇女，只要听说南天阁来了秧歌队，而那里面又有小梳妆，就不管他们手里正忙着什么，赶紧撇下朝银口巷和猪栏巷里跑。常常是他们赶到那里时，秧歌已经扭到高潮，他们踮起脚抄着袖子站在水泄不通的人群外，看得脖子都要长了。
那年女萝跟在大人们身后去看秧歌，把一只红色的虎头鞋挤丢了，她的一只脚踩在雪地上，冻得哇哇直哭。她用手去扯她爹的手，她爹却毫无知觉，而她娘凭着一身的力气已经挤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