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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面前：“吃吧，孩子，这两年苦坏了你！”老人说这话的时候眼泪都掉下来了，其实我爱人的浮肿病早已消退。只有小女儿兴高采烈，到处宣扬：“我们家今天吃了一只鸡！”好象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
高价菜又把朱自治吸引到我们的店里来了，而且是和孔碧霞一起来的。两个人虽然没有套着膀子，却是合拎着一只大草包，一人抓住一个拎襻，相视而笑，十分亲热。那包里装满了高级糖，高级饼，两人刚刚剃过高级头，容光焕发，喜气洋溢，一股子高级香水味。金钱又发生作用了，那垂老的爱情当然是可以弥合的。二十元一盆的冰糖蹄膀，朱自治一下子变买了两只，分装在两个饭盒子里。我和朱自治自从拉了那趟南瓜之后，见了面都要点头，说两句天气，以纪念那一段共同的经历。困难终于过去了，店里有了东西卖，我也觉得增添了几分光彩。看见朱自治来买蹄膀摆弄和他搭话：“好呀，老顾客又回来啦！”
朱自治也高兴，笑着，拉拉我的手，可那话却是不好听的：“没有办法呀，蹄膀和冰糖自由市场上没有，只好到你们店里来买老虎肉！”
“奥……那你为什么不乘热吃，带回去给孩子？”
“不不，你们的蹄膀没烧透，不入味。我们带回家去再烧一下，再用半斤鸡毛菜垫底，鲜红碧绿，装在雪白的磁盘里，那才具备了色香味。你们的菜呀，还差得远呢！”
我听了有点懊丧，当时不该把南瓜分给他三分之一。可我也接受了教训，决不把这股气扩散到别人的头上去。六三、六肆年的供应情况又和大跃进前差不多了，我要致力于炒虾仁，使人对这美好的日子留下更深刻的记忆，人总不能老是后悔。可这恢复工作比我当初的改革要困难百倍，从精细到粗放，从严格到马虎，从紧张到懒散，从谦逊到无理都是比较容易的，要它逆转可得费点劲儿哩！
包坤年早就不当“店小二”了，这是在我的启发下改变的。他的行政职务虽然还是服务员（对此他很有意见），服务的时候却象个会议的主持人，高坐在那会场似的店堂里。吃客拥进店堂时他便高声大喊：“喂喂，不要乱坐，先把前面的桌子坐满！听见没有，你为什么一个人溜到窗子口？”
“同志，请你来一下。”
“要点菜吗？看黑板，都写着咧。”
“同志，我想要两只苏州名菜。”
“名菜？每一只菜都有名字，写得清清楚楚的。”
几乎每天都有吃客吵到我的面前：“我们是来吃饭的，不是来受气的！”我忙着给人家赔不是，同时抓紧时间开会，做思想工作，订服务公约，批评别人，检查自己。还得感谢我们苏州的滑稽艺术家张幻尔——祝他安息。他那时编演了一个滑稽戏，名叫《满意不满意》。这戏还真帮了我不少忙，我还请他到店里来做了一次报告，他的报告比的报告有效，所以便招待了他一顿，没有收钱，是在宣传费用中报销的。
以上种种，到了文化000中自然就成了罪孽，说我是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伤天害理地强迫革命群众去服侍城市里的老爷！张幻尔的那一顿饭也不是好吃的，陪着我狠狠地被斗了一整天！
包坤年成了头头了，对准着我造反。他那时有一种错觉，认为打倒了局长便可以当局长，打倒了经理便可以当经理。局长已经被人家抢先打倒了，他也只好屈就点。他确实也具备了各种对我造反的条件：历史清白，一贯拥护革命路线，最最难得的是在一九六三年便抵制过伟大复辟行为，遭到过我的残酷打击！这话也并非完全捏造，一九六三年我是批评过他，虽然没有点名，总会有点压力。所以他在控诉我的罪行时总是义愤填膺，热泪盈眶：“那时候黑云压城城欲催，我势单力薄，孤军奋斗，只好暂时屈服在他的淫威下面，我盼啊，盼啊……”包坤年经常在店堂里看小说，词儿是不少的，也不空洞，他对我的情况十分熟悉，重磅炸弹都捏在他手里。那时候他老是跟着我转，我也他当作左右手，可算是无话不谈的。诸如我小时候曾经帮朱自治买过小吃，住了他家的房子不给钱等等。有些话是为了说明旧社会的不平，有些话纯属闲聊，并无目的。包坤年把这些事儿都串起来了，批道：
“这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从小便被资本家收买，眼看蒋家王朝的末日已到，便带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混如我解放区。解放初期伪装积极向上爬，攫取了权力；一有机会摆弄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为他的主子效力！”这些话虽然不合事实，却也很有逻辑性。我是在蒋家皇朝末日已到时到解放区去的，解放初期我是很努力，当了经理当然也有了权力，一有机会是改变过经营管理！任何事情只要先把它的性质肯定下来，怎么说都有理，而且是不需要什么学问的。“白马非马”，如果我首先肯定了你是只马，那就不管你是白的还是黑的，你怎么玄也休想滑得过去！要不然的话，世界上的黑白为什么会那样容易就被颠倒了呢？
也有人是处于一种好奇心理：“是呀，哪有房屋资本家是不收房钱的？不是一天两天啊，一住几十年，这里面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些人并无恶意，只是想知道人与人之间的秘密关系。
包坤年可要抓住这些关系做文章了，立刻通过居民委员会去外调。
这个朱自治呀，没说头。他除掉好吃之外还有个致命的弱点——怕打。当包坤年把袖管一捋，桌子一拍，他就语无伦次，浑身发抖。
“说，你有没有收买过高小庭？”
“收……收买过的。”
“怎么收买的？”
“经常给他钱。？
“在什么地方给的？“
“在酒店里。“
“总共给了多少？”
“大……大约有几十万。”
“啊！这么多的钱你是怎么从银行里取出来的？”
“用，用不着取，是零钱，对对，是伪币。”
幸亏包坤年要比我的老祖母明白得多，如果他也只知道铜板和银圆的话，很可能要闹笑话。
“伪币？……伪币也是钱！快说，解放以后你们是怎么勾结的？”
“没有。解放以后他对我不大客气。”
“胡说，把他带走！”
“啊啊，我该死，我忘了，困难年他还给了我一车南瓜哩！”该死的朱自治呀，他忘了说三分之一，为了这个数字，还害得我多挨了几拳头！
这下子不得了啦，证据确凿，罪行累累！更不得了的还在后面呢，三转两绕把个孔碧霞也牵出来了。她的前夫解放前夕逃在香港，困难年还从香港给她寄过关头，秘密指令就藏在罐头里！她是潜伏特务，我和特务内外勾结，窃取国家机密……包坤年看的都是反特小说，看多了自己也会编。你看：天亮前的三点五十五分，朱自治穿着一尖美制的雨衣（那件破雨衣确实是每个货），歪戴着一顶鸭舌帽（没有戴），站在电灯柱下徘徊，连续不断地抽了五支香烟。准四点，高小庭拉着板车从巷子里出来，作用这么一看，轻轻地说了一声：“走……”故事的开头很有吸引力，因而十分畅销，到处请他去做批判发言。他没完没了地讲着，我弯成45度角站在那里，还要不时地回答问题：
“你有没有罪？”
“有罪，我有罪！”我确实承认自己有罪。当年包坤年听说杨中宝到孔碧霞家吃饭，便编造出杨中宝开地下饭店，而且还有个妖里妖气的女人收钱。我不但没有批评他，却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对他重用，加以鼓励。如果编造谎言能得到好处的话，那他为什么不编呢？好处越大，他就会编得更加离奇！
“回答，你是不是罪该万死！”
我拒不回答。我不想死，我要活。我有错误要纠正，还有那愿意为之牺牲的共产主义事业……
拳头又落到我的身上来了，打得并不重，却象刀尖刺在心头，我总觉得包坤年握着的刀柄，有一半儿是我作成的！
居民委员会也不能没有表示，可那批斗的事儿都给包坤年包了，他们捞不着，只好勒令我和朱自治、孔碧霞早晨到居委会的门口请罪。我和朱自治终于站到了一起！
挂着牌子站在居委会的门口请罪，那滋味比“押上台来！”更难受。押上台去向下一看，黑压压的一大片，也不知道有几个人是我认识的。站在居委会的门口就不同了，巷子里早晨进出的都是熟人。那拎着菜篮的老太是看着我长大的，那阿嫂结婚的时候曾经请我坐过席，那孩子嘛……前几天见了我还喊叔叔哩！我低着头不敢看人，人们也不忍看我。好端端的一个人，又不偷又不抢，怎么突然之间象个吊死鬼似的，一动不动地竖在那里！有人绕道走了，绕不掉的人摆弄匆匆奔过去，装着没看见。偏偏我又能从他们的脚步和鞋袜上看得出是谁。看得最准确的当然是我的妈妈了，她小时候缠过足，后来才放开，那双半大的脚围着儿子转过多少回啊，如今是那么沉重而零乱，歪斜而迟疑。
只有阿二满不在乎，他走到我身边便高声咳嗽，轻轻地说：“别着急，先熬着点。”
孔碧霞可熬不住呀，她是个爱打扮而又讲风度的人，如今剃了个阴阳头，挂着个女特务的牌子站在那里。特务而加女字，更容易引起人们的注目和非议，因为谁都不会想到女特务会做菜，总是想到女特务会搞一些乱七八糟的男女关系。再加上那个该死的朱自治，居然交代他曾经看到孔碧霞从外国罐头上剥下标纸，一直压在玻璃台板里，破四旧的时候才烧毁。使得包坤年的故事里又多了一个情节。这密码就在商标纸的背后！孔碧霞又羞、又恨、又急，站了不到半个小时便砰然一声倒地，满脸鲜血，不省人事。亏得居委会主任并不存心要和谁作对，摆弄叫人把她搀了回去。
我对朱自治更加反感了，请罪的时候都离他远低那，表示我和他并非同类。你朱自治好吃倒也罢了，在那样的情况下，好吃根本就算里边了一回事体。可你为什么那么怕打，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