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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文引文据尚明轩等编著《宋庆龄年谱》，第44—45页。下段孙到京书面谈话引文同。
（八）一代伟人的逝世
到1925年1月，诊断结果已从肝脓肿变为肝癌，孙中山从北京饭店被移送到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办的协和医院诊治。1月26日动了手术，确知他的肝癌已到晚期。孙顽强地同病魔搏斗。各方慰问函电及来探视者络绎不绝。庆龄日夜守护在他床边。2月9日，廖仲恺夫人何香凝赶来襄助，使孙中山和宋庆龄在身体和精神上都得到很大安慰。
一星期后，镭锭放射治疗——现代医学的最后手段——显示没有效果。孙住进了他在北京的临时行辕——位于铁狮子胡同的顾维钧私宅。顾是中国外交家、前外交总长，在冯玉祥率兵进京时出逃，所以留下了这座空屋。房舍宽敞，足够孙的随从人员居住。在这里，根据孙中山自己的要求并得庆龄同意，对孙改用中药治疗。这是最后一着了。
有一段时间，孙的病似乎稍有起色，能在花园里走一走，两旁由庆龄和侍卫副官马湘和黄惠龙细心照护。身体稍好时，他就同部属一起工作并接见少数来访者，包括鲍罗廷和苏联大使加拉罕。
3月初，他虽然已不能起床，仍能同他的随从们说笑。他“指定”身材很高的李荣和矮壮的马湘在搬动他的身体时，一个扶头，一个捧脚。3月11日，他已处于濒危状态，却仍把小孙子治平唤进来，慈祥地对他说，爷爷这会儿身体不好，起不了床，等稍为好一点，再跟他玩。
宋庆龄守在孙中山的床边，不时用英语问他，“亲爱的，你要我做什么吗？”有一次，他要求把他放到地板上。她不同意，说，“地上大凉。”他对她微笑着说，“我不怕冷，放在冰上才好呢。”他指的是太平间，所以她一听就哭了。他安慰她说，“亲爱的，别难过。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她答道，“我要的、我爱的只是你。”同一天，他通过何香凝致电广州，指示北伐军切不可扰民，还对何说，“照顾我的妻子。”他又望着他的忠贞的侍卫副官，对何说，“只要革命政府存在一天，就要任用他们。”①
①同注25，第104页。
孙中山由泪流满面的庆龄托着手，在三个遗言文件上签了字——这个最后的行动是因为不愿庆龄过分伤心而被推迟了的。
他的家事遗嘱全文是：
“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他的政治遗嘱全文是：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着《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他的致苏联遗书全文是：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藉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食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孙逸仙（签字）”①
①据李荣关于孙中山逝世前情况的亲历回忆，载《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
3月11日下午已只能听到他说一些单词。四点半时，他唤“Darling”（“亲爱的”，他们夫妇们一直这样相互称呼），是叫庆龄；六点半时，他唤“精卫”，是指他当时的亲密追随者汪精卫。①
①以上孙中山遗嘱、遗书中文引文均据尚明轩着《孙中山传》，第312—315页。
孙中山关于国事的最后的话是：“和平……奋个……救中国”。①3月12日晨，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还只59岁，他同庆龄结婚还不满10年。
①据李荣回忆，见前书。
孔祥熙等人曾宣称，孙中山在病危时曾确认他对基督教的信仰并要求按基督教规行葬礼。宋庆龄对此断然否认：
“我必须告诉你①，曾经有过一种谣传，说孙中山在弥留时要求把他葬在一处基督教公墓并由基督教会主持葬礼。这完全是假的。孔祥熙和孙科听了许多朋友的话，曾坚持要在协和医院小教堂举行一次基督教追思礼拜，藉以证明孙中山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
①“你”指本书作者爱泼斯坦。——译者
“由于家庭中其他成员的坚持，确实在医院教堂里举行了一次礼拜，但其他的更大范围的悼念都是非宗教性的。”①表团转递，而只能是由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收到后提交给中共代表团的、1991年3月1日北京《人民政协报》报道了这一发现并刊登了第二封信的英文原件影印本。同年3月12日，北京《人民日报》发表了两信的全译文。承有关人士协助，本书作者得到了两信的英文原件影印本。这些信件的存在外国学者过去是知道的，如苏联学者齐赫文斯基、美国学者莉迪亚·霍罗布尼奇、艾伦·惠廷和马丁·威尔伯在他们有关孙中山和中苏早期交往的著作中都曾提及；据《张溥泉先生全集》（台北1951年版）记载，张继（溥泉）曾奉孙中山命带信到北京给越飞（经对照即12月20日一信）。但这些书籍中都只引述了片言只语，而非全文，有的连日期也难以肯定。录》，人民出版社，北京，1986年。
①关于孙中山从病危至逝世的详情在许多书仍中都有记载，绝大多数都是照抄孙中山逝世后不久发表的公报，这份公报由当时在场的孙科、孔祥熙、宋子文、邹鲁和汪精卫签署。本书所用有关这方面情况的材料，除另有注明者外，也是根据这个公报。孙中山政治遗嘱是由汪精卫及其他人（有人说是鲍罗廷）起草的，最初在2月24日读给孙中山听，并得到他的同意。他在3月11日在三个遗言文件上签字。
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七章 继承孙中山的遗志：1925—1927年
第七章 继承孙中山的遗志：1925—1927年
孙中山去世时，庆龄32岁。
在感情上，她是被摧垮了。在近十年的婚姻生活中，他们从来没有分开过——共担革命的风浪和无休止的工作，也共享家庭的温馨和幸福。现在，她失去了她的丈夫、她的领袖、她的导师以及——从某种意义上说——给她父亲般慈爱的人。从当时拍摄的照片上看，她显得那样稚嫩脆弱，像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由于过度的哀伤而憔悴，使人见了心碎。从此以后，每逢孙中山的忌辰（3月12日），她总是尽可能地避免参加任何公众的纪念活动，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默念沉思。
（一）化悲痛为力量
但是，在失去亲人后几星期之内，在一次新的民族危机中，人们心目中的她的形象就将改变。这位哀痛欲绝的年轻寡妇，在面对新的考验时，将站起来充当捍卫孙中山革命遗教的生气勃勃又富于号召力的战士。
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她将继续担当这一重任并显示出罕见的坚定性和勇气。孙中山的临终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成了经常激励她的力量。在没有他给以指点的情况下，处于逆境、冲突和危机之中，她将需要就“站在什么立场上”、“做什么”这样的重大问题自己作出决定，并在以往没有过的新情况下，把孙中山的旗帜和理想（如他晚年所加以完善的）推向前进。她将不把他的遗教看成是静止的、永远供奉起来的圣人之言，而是作为继续努力寻求革命胜利之路的挑战，这一革命的社会基础要不断扩大，并要同国内外最先进的、始终如一的革命力量进行合作。
有些领袖人物死后很快就被人遗忘，另外一些则仍然激励着未来。就孙中山而言，他是属于后一种情况的。这一点从他临终前签字的遗嘱以及人民群众因他的逝世而立即迸发出来的感情浪潮就可以看出来了（在他没有当过政的地区也是如此，更使人印象深刻）。
在北京，孙的遗体经防腐处理后入殓，移灵城内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尽管多年来他的活动限于南方的广东省并有时在上海法租界的寓所闭门家居，他在全国的声誉从群集吊唁的成千上万人中充分反映出来。当移灵香山碧云寺时，送灵的队伍超过30万人，从天安门旁的中央公园出发，其中不少人全程步行约30公里，一直送到寺内。
宋庆龄乘坐马车，紧跟在灵车之后，她的哀伤沉默引起了人们的同情和尊敬。国民党中央和地方的领导人轮流守灵（庆龄同弟弟宋子文是一班），其中有汪精卫（当时被普遍认为可能是孙中山的政治继承人）、何香凝（她的丈夫廖仲恺因公留在广州）、于右任（老革命家、来自西北、孙与冯玉祥将军之间的联络员），还有孙的儿子孙科、庆龄的姐夫孔祥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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