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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还活着的俘虏，才开始部分遣送回日本，直到一九七○年，最后一批九死一生的关东军战俘才归国。
虽然关东军决定停战投降，盟国总部也下令整个战区就地停战，但是苏联的红军却没有片刻的停留，大军依然按照作战命令而兼程疾进，以攻占所有的战略目标。特别是红军右翼兵团，一路猛攻日军在内蒙的阵地，打通张北而与中共共军会师。苏俄红军并且在攻占张家口的日军内蒙补给中心后，让共军林彪、聂荣臻以及贺龙的部队，得到了大量的补给与装备。而苏军中央兵团击破承德之后，也接应李运昌与林彪的共军部队进入东北。
本来红军还想攻过长城，直下北平与天津的，但是这时魏德迈已经感到局势失控，苏联根本不是来打日本人，而是来抢战利品的。因此立刻与蒋介石达成协议，一方面命令投降的日军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下令投降日军必要时与苏联红军不惜一战，以确保长城防线；一方面则由美国的陆战队，在渤海湾登陆，控制平津到山海关的战略要点，然后立刻空运国民政府的部队到平津接收，才阻止了苏联红军席卷整个华北的企图。
中国从关东军侵略东北，与日军作战了十四年，打得民穷财尽，耗竭了一切的国力，最后还要落得被盟国出卖的命运。而苏联只对日本 “作战“七天，就恢复帝俄时代所有在中国东北的帝国主义特权、夺走外蒙古，以及劫掠日本在中国东北二十亿美元以上的投资。当然苏联也抢夺东北中国人民的财产。六十万的关东军，只在象征性的抵抗下，就向苏联投降，斯大林的赌注可是下得快、狠、准，免费得到了巨大的战利品，而到今天还由中共与西方政府的主流历史，以各种荒谬的谎言为它的暴行粉刷、掩饰。对于攻占中国东北的苏军而言，丝毫没有把东北当成是盟邦的领土，也无视于中苏“友好“条约的约定，而是把东北当成战利品，苏联有计划的把东北所有的工厂与设备，以及所有有价值的对象，完全的劫掠一空，不能拆除带走的，也加以破坏烧毁。苏联红军在军纪的放纵之下，部队有如犯罪土匪集团，东北人民普遍觉得，苏联“盟军“ 比日本敌军还要可怕得太多了。
照理说苏联红军应该在日军缴械投降之后，依照中苏的相关协定，在三个月内撤出在东北的部队，但是事实上，苏联部队根本就没打算在抢光东北所有东西之前离开。中苏双方几经交涉，根本毫无结果，苏联红军自恃军力强大，华军拿它无可奈何，因此就能拖就拖。从一九四五年八月，一直赖到一九四六年的二月二十四日，最后连美国都加入施压，苏军才宣布撤军，大摇大摆的将所有劫掠的物资带走。苏联军队直到三月二十五日，才撤出哈尔滨，留下了满目疮痍、劫后的东北大地。（原本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唯一没有遭到战争严重破坏之处，只有富饶的东北地区了，同时日本人也有不少的投资建设，这是中国战后重建最关键、重要的工业基地。但是被苏联劫掠之后，不但赤地千里，中国战后复原的机会也付之一炬了。）
至于外蒙古独立问题，苏联迫不及待的立刻炮制了一个公民投票的 “活动“，结果当然是百分之九十九的蒙古人（这是非常 “正常“的结果，苏联政权七十五年，所有在苏联政府安排下的投票结果，都是百分之九十九支持莫斯科的立场），都赞成外蒙古独立。国民政府只有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此时国民政府还抱有一丝丝的希望，希望 “盟邦“苏联，能够因为得到抢劫战利品的饱足，能够暂时放过中国。雅尔达密约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可耻的一个条约，因为这个不公义的阴谋秘密协定，完全违背了参与反法西斯作战的二十六国所支持之大西洋宪章的精神，就是“没有经过参战国家人民的同意，不得变更国家固有的疆界“ 的明确主张。雅尔达密约清楚地表明，在国际社会中，强权的力量仍然大于正义，中国虽然为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极重要的贡献，但是由于本身的国力耗损最大，于是以弱国的身份，因而遭到盟国无情的践踏。
37。8 悲剧的发生与历史的代价
由于中国东北的资源丰富，以及战略地位重要，特别是旅顺是天然的不冻港，所以，蒋介石早就担心国际强权，会对中国东北采取不利的行动，而造成新危机的可能发生，所以在开罗会议中，两次向罗斯福总统提到有关渤海的战略地位，及中国愿意开放旅顺军港给美军使用，以免再有强权打这个港口的主意。可惜美国没有这种远略。丘吉尔虽然也看出斯大林的野心，但是由于罗斯福要把苏联当成平等伙伴来交往，因此不愿与英国一同合作，防止赤色法西斯的强权兴起。对缺乏历史深度的罗斯福而言，美国最高的战略方针，只是寻求眼前的解决方案，能够最快与最少损失的情况下，结束二次世界大战。他眼见苏联军力强大，因此就千方百计拉拢苏联参加对日战争。而英国也有其私心，希望能够设法破坏中国的统一与复兴，同时扩张苏联的权力，来压制美国的势力。当然还有要让苏联强占旅顺，英国才有理由继续强占香港。美国在欧战结束之时，也发现苏联在德国与东欧的扩张野心，美苏军方几度几乎要在欧洲发生冲突，造成美国总统杜鲁门对于苏联极大的不满。东欧各国沦为苏联的势力范围，是木已成舟难以挽回，但是美国应该可以及时在东亚，协助中国，来化解雅尔达密约所带来的东亚危机。假如美国政府当时能够及时醒悟，优先、迅速地加强对中国的军力与经济的援助，延后甚至不要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攻击（只要继续空中封锁日本就足够了），让日本能够将最后的力量，往北方收缩，也同步地将中国的力量往北方扩张。假如杜鲁门真的是一位有胆识与远见（当然他都不是）的总统，决心要扭转苏联势力的扩张，应该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下令美军停止进攻琉球群岛，而将太平洋美军主力部队，改在越南与华南之间登陆，与中国的反攻西南的部队会师。这样中美两军很轻易地就可以打通河内、湛江甚至广州、九龙的港口，建立中国华南直接的联络线，这个联络线的海运能量是驼峰空运的百倍以上，中国立刻就由海运得到大量的军事装备与补给，而让华军的战力迅速的增强。同时让重庆与日军的中国派遣军司令部联络（从一九四五年二月开始，南京与重庆之间的中国与日军，就有直接联络的电台），清楚告知日军，苏联的大军即将攻击关东军，假如中国东北与朝鲜半岛被苏联攻占，那么在中国境内的日军，根本就连困兽之斗都无法进行了。因此给他们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立刻将日本在中国战区的大军全部北调，与关东军联手，进行对苏联红军作战的准备，同时盟军飞机停止攻击在中国战区北调的日军。这样苏联的部队当然就要面对日军主力部队的抵抗，说不定苏联就会延后对日军的作战时间。
在肃清华南与华中后撤的日军阵地之后，中、美大军可以继续北上，直接攻到长城一带，这时苏联军队可能还没有参加对日作战，或是日苏才刚刚开始在进行苦战。这时美国可以公布准备要动用原子弹的最后通牒，日本在这种危机状况下，早已失去作战意志，投降是已经是必然的结果。这样中国有了强大的部队，直接可以越过长城，进入东北与内蒙古，那么赤色法西斯也就不可能强迫中国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更不会有日后中国内战、韩战与越战的重大牺牲了。在猛烈打击敌军、迅速结束日本抵抗、减少盟军伤亡的战略前提下，使用原子弹轰炸日本，应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作战决定。但若是从当时历史的全局眼光来衡量，杜鲁门决定使用核子武器轰炸日本，则是犯下政略的大错误。因为日本投降在即（杜鲁门等美国决策阶层已经知道这个事实），苏联准备大军掠夺中国，中国本身尚未完成胜利与接收的准备，美国投掷原子弹，只给苏联增加机会，与给中国产生混乱而已。并不是如通俗历史所说，原子弹是迫使日本决定投降的主要原因（日本已经决定投降，但是找到最糟糕的中间人，斯大林来传话）。
因为早在一九四四年八月，小矶国昭奉命组阁，日本已经有意以和谈方式解决二次世界大战。当时小矶集中力量，企图解决中国事变，但失败而下台。一九四五年四月，由铃木贯太郎出任日本首相，日本更是愿意以投降来结束战争。但是日本政府当时最大的错误，就是私下委托苏联来进行和谈斡旋，而给苏联获得内线消息。因此苏联以“参战“ 为名，进行掠夺东北亚的大计划。其实日本政府应该公开表达和谈立场，或是与瑞士、瑞典等国进行直接明确的投降接洽。而到了一九四五年六月，美国海空军开始接近日本本土，对它进行猛烈的攻击，已经使日军失去了有效抵抗的能力。所以当时美军的参谋首长李海上将，就反对美国使用核子武器，因为他认为，日本已经崩溃与就要投降了，没有理由要对日本投掷原子弹，而让美国留下历史的争议；李海也强烈反对把苏联引进远东战场，更不赞成美国应许苏联任何利益，徒然让苏联来中国与亚洲制造更大的问题。
何况，此时中国已将在缅甸作战的部队，全数调回中国战区，其它中国的部队也开始获得美军的大量援助与训练，作战能力正在快速的提升之中。因此美国政府应该能够记取欧洲赤色法西斯兴起的危机教训，而设法更为直接的告知日本政府原子弹实验成功的威力，同时加速在华南港口登陆，将巨量的作战物资，经由海港运送来支持中国的军队。只要中国能够得到大量的援助，不但会增加中国军队的战力，更为鼓舞中国全体军民的抗日士气，只要中国军队全力对日军发动攻击，美军继续轰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