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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多数的中国人民，对于国民政府一再的忍辱负重，对日本的侵略退让，已经失去了耐心，对于中国共产党明确的抗日立场，也给与奇特的反应，因为他们需要有人领导抗日，但是他们不懂为什么共产党的抗日，不是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而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老实说，早期投入积极抗日运动的人士，多数是中产阶级与学生，并不是无产阶级的“工农大”，多数的中国人，对于所谓苏维埃政府，更是摸不清真正的意义，所以真正响应中共抗日号召的，人数相当的有限，但是让一般人对于共产党的激进抗日立场，有着较为深刻的印象。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华苏维埃政府的抗日大政方针，在于“先反蒋，才能抗日”，目标在于保卫无产阶级与苏联的利益。中共非常善于利用日本侵略中国北方的各个机会，只要蒋介石必须抽兵北调，红军绝对尾随攻击中央军与扩大地盘，根本不给国民政府任何机会，可以无后顾之忧地动员兵力，与日军作战。红军这种利用蒋介石抗日来打击蒋介石的做法，当然使得国民政府认为，中共的红军是中国抗日最大的内忧，于是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政府的抗日政策，要求“先安内，才能攘外”。安内最大的目标就是要肃清红军的力量，如此国民政府才能完成统一与推动建设，以培植中国的国力与日本作战。
中共在一九三三年的一月十七日，由毛泽东与朱德联名发表抗日宣言，开始有了立场的转变，中共要求中国所有的政治与人民的力量（除了国民党之外）与中共联合，对日本的侵略，进行坚决的抵抗，抗日不再是为了全球无产阶级以及苏联的利益为前提。
一九三四年四月十日，当时中国正遭到日军攻占热河，以及威胁平津的危机之时，中共更进一步的发表宣言，清楚地强调，中共希望中国所有不同的政治力量，都应团结起来（这时共产党要求的抗日力量，不再限于工农与无产阶级了，也包括了国民党一部分的力量，但是要求国民党停止对苏区的进攻），对抗日本的侵略。不过中共仍然没有放弃抗日反蒋的基本立场。蒋介石也没有松动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方针，在日军侵略的压力下，国共之间的战争，一直在激烈地进行着，除了政权与意识形态之争外，对于如何抗日，双方的立场也是完全对立的。
15。6 中共的长征
对于日本政府而言，最为担心的，正是中国的全面赤化，因为中国的土广民众，一旦接受共产党的统治，并与苏联联合成为共同反日的力量，那么日本绝对是无力招架，所以日本政府说什么也不能允许共产党的势力，在中国发展成功。蒋介石若是积极剿共，日本政府还可以给国民政府一些喘息的时间，假如蒋介石采取联苏容共的政策，那么日本政府只有对中国提前采取断然的行动。
到了一九三四年，在国共战争中，蒋介石开始明显地居于优势，当年十月十四日，蒋介石的部队迫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瑞金，于是中共中央决定依照计划突围撤退，而进行“长征”，红军从江西经过湖南、广西、贵州、云南、西康、四川、甘肃，最后到达陕西北部，蒋介石的部队则一路的追击围堵，顺带对沿路的诸侯，进行招安的工作，红军的实力在长征途中，则是遭到了极大的损失。
这时长征的红军，常以抗日为名，不断地发表声明，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而对日本进行抗战。同时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开始了解，要继续“抗日必先反蒋”的政策，是完全不切实际的事，蒋介石已经成为中国实力最大的军政势力领袖，假如中国要抗日，反而非要蒋介石领导不可了，所以中共有必要改变策略。
一九三五年的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第三国际的代表王明，利用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抗日统一战线的“八一宣言”要求中国所有党派停止内战，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之后中共又多次发表抗日的政策宣言，都是要求中国内部团结，组成抗日的政府与军队，同时对于国民党政府也不再完全的排斥。但是这些政策宣言，全都是向全中国社会发出的，中共并没有直接与国民党进行联系。
直到一九三六年八月十日，中国共产党终于正式的对国民党发出共同抗日的电函，正式称国民党为贵党，承认蒋介石为国民政府的委员长，并且表示同意国民政府的对日外交与国防政策，要求国民政府与中共进行抗日合作的谈判。这时中共的策略，已经由“反蒋抗日”，大幅的转向，改成“联蒋抗日”与“迫蒋抗日”了。
15。7 蒋介石的联苏的抗日策略
由于蒋介石的安内政策，在五次围剿红军之后，终于获得重大的成效，不但原先在长江中游与华南发展的几十万红军，在经过长征到达西北只剩下几万人而已，同时蒋介石的军政力量也开始进入西南的战略腹地，这时（一九三四年）蒋介石开始考虑到抗日的国际战略局势。因为中、日战争不仅是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更是全球列强利益发展的全面冲突之一，要想赢得战争，中国与日本都需要争取国际社会对自己有利的因素，特别是需要掌握到战争资源的供应，更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所在。
这时日本已经以“反共反苏”的政策，获得了德国与意大利的结盟支持，而国际社会虽然多数同情中国的遭到日本的侵略，以及不满自己在中国的利益遭到日本的危害，但是当时没有一个国家敢与日本正面对抗，也不敢积极支持中国的抗日建军计划。只有苏联因为与日本的矛盾，而会在某种程度之下，“支持”中国抗日，以及德国因为担心中国全面偏向苏联，所以也有限度地支持中国建军。
蒋介石知道，中国只有完成统一与现代化之后，才能推动工业化与社会改革，这个工程涉及到中国整个文化、社会结构的改革，根本不可能在短期之内完成，因此中国若是与日本侵略者爆发全面的战争，中国一定要设法争取到国际社会的支持。既然当时英、美的绥靖政策，不能协助中国抗日，那么存在于苏、日之间的重大历史矛盾，应有中国可以利用的地方。在一九三五年，蒋介石开始运用不同的管道，希望能够与苏联当局沟通，以建立合作抗日的策略。
而苏联当然是要求蒋介石停止剿共，才愿意与国民政府谈判结盟抗日的可能性。因此在一九三六年五月，国、共之间，终于开始了秘密的接触，彼此商讨有关团结抗日的条件。蒋介石也开始安排放弃必须完全的安内、才能抗日的政策，苏联则在等待国民政府容共之后，再谈支持中国抗日的条件。所以反共的国民政府，最后也走上了“联苏、容共以抗日”的道路。
此时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明确地提出团结中国所有不同的军政力量，共同对抗日本，这种基于民族主义感情的文宣力量，深深吸引着当时多数的爱国青年，造成中共能够迅速地以抗日策略，成功地控制了学运与工运的各种组织。许多爱国的青年，就是因为共产党明确的抗日主张，而投效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们并非认同无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2。在当时中国的舆论，以及社会的认知，多数都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坚决主张抗日的团体，而国民党则在瞻前顾后推托抗日的行动。因此要痛痛快快的抗日，就要支持共产党。
当时在抗日文宣技巧的模糊下，大家只看到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而没有看到苏联对中国蒙古与新疆的侵略，大家只看到国民党与日本的周旋而不敢一战，而没有看到共产党对苏联侵略中国从来没有反对的批判。由于日本侵略中国的领土与主权的完整，成了中国必须对抗的强敌，可是苏联对中国领土与主权长期、一贯的侵略，却没有受到中国应有的觉醒与防备，国民政府联苏抗日的政策，反而受到中国社会普遍的支持。这只能说明中国所遭到的历史困境之险恶，中国无法顾到自己全面的利益，只能联合次要敌人，对付主要敌人。
历史的结果是，在中日爆发全面的大战之后，国民党为了抗日是拼掉血本，共产党则在抗日战争之中，发展成为可以与国民党分庭抗礼的壮大实力，苏联是白白捡到中国抗日的成果，并成功地使中国赤化，日本虽然是战败国，但是仍然受到美国特殊的照顾与待遇。这就是为什么抗日战争成为中国近代史中，最为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这场战争，也成为关系中国命运发展最为深远的巨变。
第十六章、最后关头之前的最后努力
日本大陆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就是以蚕食的方式，逐步侵略中国。因此日本先抢占东北、再热河、再内蒙、再河北，一步步扩大对中国的占领。但是这个政策的前提是，中国内部要继续不断地分裂，她才会继续对日本的侵略让步。日本所担心的是，假如中国开始团结与复兴之后，终有一天会对日本的侵略拒绝低头，而采取一场全面抗战的反击。所以日本要拿捏的，是如何继续执行其大陆政策，而不致引起中国的反扑，也就是它将以和战互用的手法来侵略中国。
时至一九三五年，日本蚕食中国的政策，开始遭到更大的阻力，因为这时候的中国，已经不是九一八事变前后，陷在分裂与落后的历史危机中的国家了，在这几年当中，国民政府采取军事与政治力量的交相运用，努力使得中国的政治结构，出现了逐步统一的局面，国民政府也凝聚了建设与发展的初步力量。中国有了这样的基础，就开始与日本进行交涉与周旋，对日本的侵略也不再一味的退让了。
为了避免与中国进行全面的决战，日本开始推动对中国和、战两手并进的攻势：在外交部门，是执行广田三原则的政治谋略，企图以外交手段与南京的国民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