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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的联苏容共政策公开化之后，日本开始感到焦虑与极大的压力，日军方面非常担心国民政府会成为苏联的政治与军事盟国，而联手对抗日本。所以日本政府内部，又开始为了是否要展开进一步侵略中国行动，而起了极大的争辩。日本的海外驻军，更是积极展现武力攻伐中国的准备，在他们串联日本军部扩大派势力的运作之下，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终于因为一次在卢沟桥冲突的“意外”，而全面的爆发了。假如中国没有公开联苏容共的政策，日本当局是否会为了卢沟桥事变，就决定对华进行全面武力侵略，也许是有些疑问的。
一场震惊中外、戏剧化的西安事变，就此落幕，中国内部“攘外需先安内”、“抗日必先反蒋”的国共锋相对斗争的时代，暂时告一个段落，国民政府开始“联苏容共”以准备全面抗日，那么日本是坐视中国集结所有的力量，而进行抗日的发展呢？还是要先发制人，给中国致命的一击？这个政策的选择，就成了中日之间和、战历史演变的关键，与其考量的前提了。西安事变之后，日本似乎所没有弄清楚的一点，就是蒋介石不但成为全中国所支持的军政领袖，但是蒋也绝对不能再对日本进一步的侵略，作出任何的退让了。日本任何局部“蚕食”中国、迫使中国让步的举动，都会引爆中国全面抗日的自卫行动。
第十八章、历史转折的检讨
18。1 两广的统一
当然传统上倾向国民党的历史观点，是强烈批判西安事变所导致最大的历史错误，就是使蒋介石多年企图围歼中共的军事努力，功亏一篑，结果让中共的势力，能够死灰复燃，终于赤化了整个中国。不过，事实是，蒋介石在面对日本一波紧过一波的亡华行动，中国缺乏实力与之对抗、国际社会又坐视不理的情形下，为了中国能够有更多的筹码以抗日，国民政府已经有采取联苏容共的政治构想与行动。
因此，蒋介石绝对不是因为西安事变的突然发生之后，才被迫接受苏联容共的政策＇1＇，张学良遽然发动西安事变，只是为了稳住东北军的军心，减少自己子弟兵在内战中不必要的伤亡，而将蒋介石的“联苏容共”政策稍为提前搬上历史的台面而已。
因为早在西安事变之前，蒋介石就已经多次透过亲信，与中共领导人及国际共产党人士，进行合作抗日的协商，而且双方已接近达成协议的阶段。假如当时蒋介石真的没有联苏容共的打算，他大可在西安事变落幕、平安的回南京之后，仍然放手地动用中央军，继续追剿红军到底。因为在事变之后，蒋介石在全中国内部的声望与权力，都已经达到历史的高峰，而中央军并没有因为西安事变造成任何的损失，当时中央军已经对困在陕北的红军，完成多路进兵的合围阵式。
同时红军也没有因西安事变而得到有效与实质的扩充，依然处在人员不足、粮弹不济的危险状况之下，因此假如蒋介石若是要决心继续追剿红军，以六十万以上拥有不错战力的中央军，围攻三万多人战力残破的红军，绝对是没有任何实行上之问题的，最多在时间上延后几个月而已＇2＇。
甚至蒋介石若真的继续追剿红军，也不会有人能够质疑，蒋没有“遵守”在西安事变受到监控时，口头所答应停止内战的立场。因为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理由要求蒋“必须”遵守在非自由意志下，所作的任何间接承诺。何况在当时中国整体的环境之下，又有哪个政治人物真正遵守过所谓的约定、协议或保证？
而蒋介石之所以会在脱困之后，就此停止追剿红军，其主要的原因，绝对不是单纯的为了履行承诺，或是已经错失围歼红军主力的机会，而是蒋介石决定，不如藉此机会，开始实施其“联苏容共”以准备抗日的政策。要不然蒋介石为什么又推翻在西安的协议，而囚禁张学良呢？
至于有人指出，因为西安事变，张学良透露出蒋介石在日记里的抗日决心，因此造成日本决定提前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说法，也是不尽正确，因为蒋介石早已在多次的重要集会场合中，不但经常公开表明国民政府坚忍建国，建军备战的抗日策略，同时也在设法优先实施理财练兵的抗日准备。一个正在推动现代化国防与工业的中国，逐渐开始崭露头角，日本当然感到如芒在背。
日本对于中国抗日国情的判断，是以中国全面现代化、统一的发展作为指标。事实上，当时的中国已经越来越不肯向日本的压力屈服，中国的军力与国力也在快速增强当中，所以日本算得出来，中国准备抗日的决心与实力。因此根本不必由西安事变来透露蒋介石在日记中的心事，才让日本决心提早对中国下毒手。当然，在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的联苏容共政策，取得全中国各个阶层的支持，倒是影响到日本是否要采先下手为强的政策。
在西安事变的前、后演变，已经显露出蒋介石缺乏历史上真正伟大领袖那种洞察全局的能耐（当然这是指那种千年罕见的杰出才能），蒋介石受到国民党内部各个派系权力斗争的影响，突然疏远了真心拥蒋的张学良，派遣抗日心切的东北军进行内战，又长期让东北军的补给受到差别待遇，对于因剿共牺牲的东北部队，更是采取令人无法了解的“战死不抚恤，消灭不补充”政策＇3＇。这些对于东北军处置的做法，都是犯下领袖人物的大忌，何况是处在那种风云急变，互信根本不足的时代。
当时东北军处在军心动摇与士气低落的危机中，加上有冤无处诉的压力，蒋介石却想玩一石二鸟的计策，用东北军与红军互斗来同时消弱对方战力的手法。不料张学良却已经知道，国、共之间正在进行合作的谈判，迫使张认为，蒋介石既然准备联苏容共，为什么还要拿东北人的生命，作为交易的筹码？所以张学良一再地向蒋介石陈述东北军的立场：何不就此保存实力，共商抗日大计？但是张学良的立场，反遭蒋介石一再强烈的苛责，蒋并且准备将东北军全数调防整编，至少使得东北军因而感到了孤军末路的压力与绝望。
在这种情形下，张学良除了选择兵谏之外，可以说是没有其它可行的通的办法。假如蒋介石真的能够洞察军心与大局，那么蒋应该对于东北军采取宽厚的政策。张学良曾在蒋介石的关键时刻，不顾自己的安全而出手助蒋，又为了国民政府忍辱负重的政策，而背负历史上“不抵抗”的黑锅，根据这些事实，张学良与东北军对蒋、对国的贡献与忠诚，实在是无可置疑的。现在这支已几乎被迫成为历史孤军的东北军，唯一剩下的是与日寇决一死战的心愿，而蒋介石却要设法藉内战而消耗这支“抗日忠诚部队”，难怪东北军会支持张学良的犯上行动。
18。2 蒋介石错失历史复兴良机
因此假如蒋介石让东北军集结调训，给予平等合理的待遇，激以抗日爱国的训示，那么对这支重情义、无退路的东北军而言，岂有不全军对日死战、誓死支持蒋介石的道理？蒋介石真错过了一张天赐的抗日王牌，而当时以中央军与红军的军力对比看来，也根本不必需东北军参加剿共作战。因此说蒋介石在某种程度上，逼反了东北军，也许并不完全为过。
即使在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仍然有创造历史全新格局的机会，蒋可以清楚知道，张学良绝对的忠诚，与他抗日的钢铁意志＇4＇，假如蒋介石能够宽赦张学良，让他继续的统帅东北军，进驻陇海线以南，给予精训，单纯的托以抗日重则大任，这样张学良与东北军，绝对会成为抗日战争的决死部队。一旦华北爆发战争，日军必然会遭到东北军拼死命的打击，也必能为中国抗日史留下更为辉煌的一页。
蒋介石与东北军之间的关系，更可延续到抗日胜利后，在苏联侵占东北、引进八路军的历史变局上，产生重大的关键影响力。因为蒋介石若是以张少帅领头对东北进行政治号召，更可以让中共无法在东北取得发展的先机了＇5＇。当然这一线历史的发展，是在当时是难以预见的。
另外的说法是，张学良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因此遵照中共的设计，大胆的实施兵谏与扣蒋行动，这是绝对错误的说法。事实上，张学良早在东北当权之时，就是激烈反对共产主义的地方领袖，在一九二九年的中东铁路事件中，张学良与苏联红军与早期的共军刘伯承、叶剑英等人，在东北进行过激战，张学良曾经对于国民党政府在一九二四年第一次的联苏容共，也有极大的反感与猜疑。
张学良在第一次下野游欧返国后，更醉心德、意两国的右翼法西斯救国方略，所谓“加入共产党一起抗日”，只是口头上对于国民政府牺牲东北军，一再地延后抗日不满的表达而已，张学良此语的重点是在团结抗日，而不是成为共产党党员。而张学良个人独断决定，发动西安事变与扣押蒋介石，中共方面绝对是事前毫不知情的，苏联更是对于张学良鲁莽的行动，给予非常强烈的批判（苏联共产党自始至终对于张学良都给与极低的评价，因为张学良是率先反苏的中国政治人物）。
虽然目前中共官方一再认为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对于中共转危为安的发展，有功同再造的历史功劳。其实中共自己应该非常的明白，共军之所以能够绝处逢生的根本关键，在于日军的侵华，加上苏联支持的战略布局。蒋介石决心要与日本进行历史决战，也只有采取“联苏容共”的政策，张学良的西安事变行动，只是戏剧化的提前落实这个历史变化而已。事实上，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共协商，与大赦所有的政治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