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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颜面无光的“广安门事件”。
香月闻讯之后大怒，此时东京军部电报指示，日本援军已到，驻屯军可以掌握战机动用武力。香月于是在七月二十六日，对宋哲元发出限两天内自动撤离北平驻军的“最后通牒”，宋哲元接到日军最后通牒之后，这时才如梦初醒的发现，华军已经陷入战争的危机当中。于是宋一方面严拒日本的要求，发出自卫抗日的通电，一方面加速调兵布防，并且要求中央紧急军事援助。七月二十七日，日本参谋本部下达临参命第六十五号，正式调动日本第五、六、十等三个师团，直接由日本本土增援华北。于是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既然已经重兵在握，当然把握机会，下令日军开始对北平与天津，发动正式攻击。
这时候宋哲元的兵马调动，可以说是已经太迟了。七月二十八日，准备驰援防卫北平的二十九军部队，于行军途中，在北平近郊的南苑，突然遭到日军陆空夹击，二十九军在来不及散开布防之下，死伤惨重，副军长佟麟阁，以及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同日阵亡。宋哲元这才发现，二十九军这些年来，没有积极的提升总体的战力，只坐享割据一方的利益，而日军战力已经更有进步，因此二十九军在与日军正面作战之时，已经无复当年之勇，因此军心大乱。
虽然南京电令宋哲元应在平津重镇，力战却敌，但是宋哲元发现，自己的部队已经遭到日军多面包围，战力不足，在接到香月敦劝宋退出北平，以免古都遭到兵灾的电报之后，宋哲元只有匆促地进行安排，由张自忠代理其冀察政务委员会职责，于七月二十九日夜晚，率军连夜奔逃。但撤离北平如此重大的决定，宋哲元事前事后，连一封电报都没有报告南京。日军当晚进入北平，蒋介石是收听日本广播，才知道北平沦陷，宋哲元已经不战、不告而走了。
二十九日的当天，驻天津的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联合天津的警卫部队，对天津的日本租界与机场车站，发动攻击，进展相当顺利，攻克多处阵地，直逼日本在天津租界中心的海光寺，而此时部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伪军，也枪杀日本的警卫队，以及俘虏伪政府汉奸主席殷汝耕，向二十九军起义投诚。不料宋哲元已经仓皇逃走，起义的部队找不到接应的华军，结果被日军追击而溃散，殷汝耕才得以脱逃。
而在天津战场，华军居于优势，因此遭到日军空军猛烈的轰炸，南开大学等地因此被毁，而此时日本从本土调动的增援部队，刚好开始到达天津的外港大沽，因此立刻向天津华军发动攻势。由于天津守军听说宋哲元已经逃跑，北平也同时沦陷，当然也就从天津撤退，因此在七月三十日，日军就占领了天津，自此平、津就完全陷入日军的手中了。
宋哲元（昔日的“抗日英雄”）及所率之二十九军，与经营多年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也就从此正式的走入历史。日军新集结之重兵，对宛平与卢沟桥发动全面攻击，才也在同一天攻下了这个造成中日双方大战的历史地点。至此日军已经基本完成全面控制永定河以西的作战目标，并且攻占了中国最为重要的北平、天津两大城市，日本当然是举国同欢。日军根本在没用多少力气的状况下，就有此战果，也发觉二十九军的战力不过如此而已，“三月亡华”的说法恐怕还是太高估华军的实力了。因此不扩大派的论点，立刻被压制，日本认为在华北的军事胜利既是唾手而得，何不乘胜追击，多强迫中国让步，反正华军是不堪一击，日本仍然会有足够的能力来对付苏联可能的威胁。
19。8 卢沟桥事变引爆中日全面战争
就历史事件的顺序性而言，卢沟桥事变的确是中日之间全面大战的开始时刻，但是检讨卢沟桥事变，却发现这不是日军计划中的一个战略攻击行动，而是一个军事意外，由于中日双方已经在历史决战关头徘徊多时，最终因为前方军事负责人，没有完全掌握状况（一人重病，一人休假），而使得卢沟桥事变由小变大，最终失去控制。
而形成这场历史大决战的起因，当然是日军在华北的野心与企图，已经形成一个随时可以引爆的火药库。但是假如当时宋哲元不是抗拒南京蒋介石的指示，一味地对日低头示弱，让日本低估中国的抵抗决心，以及认为中央与华北之间有了可以利用的裂痕，造成日本扩大派的主张占到上风，那么卢沟桥事变是否会演变成为中日全面大战的起点，还是一个可能的疑问。
假如日本驻屯军司令官不是正在权力交接的空档，而让部属旅团长河边正三少将，多次的企图攻下卢沟桥，好展现自己统帅日军的武力与军威，但是却一再的受挫，因此迫使驻屯军与关东军的求战声浪升高，那么整个的大局，也许可以不至于因为卢沟桥事变的“小小冲突”，而立刻的急转直下成为华北全面战争。事实上，过去中日双方在平津一带，已经发生过几次比卢沟桥事变还要严重的冲突（两次丰台事件、大沽事件），但是都没有引爆中日双方的决战，但是这次的“微小事件”却造成中日的历史决战，这也许就是历史所安排的命运？
事实上，蒋介石对于卢沟桥事变之后，下令立刻驰援与备战，原是为了展现华军的实力与决心，而能让日本有所自我约束的警觉，了解中国不可能再退让，并非决定就为此事变派兵，而与日本进行决战。因为当时国共合作的谈判，还没有达成结论，整编六十师部队计划，才完成二十师而已，空军也没有达成作战的编组，西南战略基地的整理与建设才刚刚开始进行规划。
因此按照蒋介石的战略设计是，中日之间尽量维持不正面决裂，而让日苏之间的矛盾先行破裂，假如中日之间的决战真的无可避免，最少也要拖到一九三八年底，最好是到一九四年之后再展开。但是蒋介石派军北上的动作，却让宋哲元大大的误会了，（这当然是张学良事件的后遗症之一，蒋介石担心宋哲元误会中央乘机派兵收权，还特别派同是西北军的孙连仲、庞炳勋部队进入河北），造成日本判断，冀察政务委员与南京政策不合，因此大胆的对平津动手。
蒋介石在七月十日，特别要求英国大使许阁森与伦敦联络，希望英国能够调停中日之间的冲突，同时电令正在英访问的特使孔祥熙，进行外交试探，但是英国却在绥靖主义的影响下，有心无力。接着蒋介石又分别向美国、德国、法国大使表白中国希望和平的立场，但是这些国家也都没有充分意识到危机的紧迫性，甚至有些西方国家还希望中日之间爆发战争，可以减缓他们在东南亚与太平洋所受到的日军压力。因此，国际社会对于中日之间的战争发展，完全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看看中国究竟能够抵抗日本多久。日本当然是有机会充分了解国民政府之“求和不避战”的立场，但是日本还是觉得，这是一个动手解决华北的时机。
平津既然沦陷，举国震动，蒋介石在七月三十一日，发表全军将士的抗战声明，并且在内部高层会议之中，蒋介石极力为宋哲元违背中央指示，擅自撤离北平的做法辩护，认为目前是团结抗日的时刻，只要宋哲元继续拥护中央抗日，没有必要再追究责任，当天蒋介石下令财政部立刻拨款给二十九军的后勤所需（当时地方军的财务是独立的，宋哲元不战而丢掉平津，财源尽失，军队衣食立刻发生问题），并且在随后发表的华北战斗序列之中，任命宋哲元为第二集团军司令，负责津浦线的防务，并将二十九军扩充为三个军的编制。
事实上，日本方面的不扩大派，在卢沟桥事变之后，也曾试图以和平方式来解决中日之间的冲突。在卢沟桥事变的消息刚开始传回国内之时，首相近卫文末、海相米内光政大将，外相广田都认为，这可能是陆军所蓄意制造的事端（这次到是冤枉了日本陆军），但是日本政府在发现宋哲元一味退让，以及日本海外驻军一再地请战之后，才认为不妨利用这个机会，从中国身上多捞一些利益，以转移国内的经济与政治的压力。
但是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少将，却清楚地看出，中国很可能已经退无可退了，日本若要再进逼一步，中国必然会决死抵抗，而把日本陷入战争泥沼之中，苏联将会渔翁得利，更容易击败日本。因此石原曾经要求广田外相，甚至是近卫首相，亲自前往中国，进行和平访问，此举曾经得到政坛元老西园寺公望的同意，但是遭到军部强烈的反对。石原甚至直接用无线电与驻屯军的联队长牟田口大佐通话，要求驻屯军撤离丰台，避免与华军在卢沟桥继续产生冲突，当然石原的这个要求，引起驻屯军少壮派军官强烈的抗议。石原把动员国内部队前往华北的命令也搁置了将近十天，但是最后日本受到宋哲元一再退让的刺激，于是举国狂热，民气沸腾，认为中国既然示弱，实在是大好时机（哪有现成的便宜都不捡的道理？），因而终于进行攻占平、津的军事行动，石原接着就被调职了。
其实日军攻占平、津后，日本内阁曾经要想就此逼中国签下城下之盟，将永定河与海河与长城之间的地区，化为中立地区（按照日本的解释，中立者，就是中国不得干预，日本可以操纵）、要求中国正式承认满洲国、国民政府撤出在冀察的所有机关、禁止全中国所有反日的活动、中日签订防共协定、对日本开放中国市场。这些条件，在八月十日由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向中国外交部亚洲司长的高宗武提出，但是这种丧权辱国的条件，当然是不可能被国民政府所接受的。
蒋介石终于决定，这是国民政府决心抗日的最后关头，因此下令华军，积极准备在华北与日军决战。但是在上海爆发中日虹桥机场的军事冲突之后，日本海军开始大量在上海集结，因此蒋介石决定将全面抗日战争的主力战，移转到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