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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是宋史-第2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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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法实在是太匪夷所思,神妙莫测。就在大家全力以赴修理吕夷简的时候,他突然间转身往旁边冲,抓住了一个毫不相干的人,反手就是一个大嘴巴,让所有人都记住,这是他的独门武功,招牌动作!

就是每当他不爽的时候,御史台、知谏院的兄台们就要小心,他指不定会抓住谁的脖子,来回狠抽大耳光。这回中招就是知谏院的右司谏高若讷,欧阳修写了封私人信件过去,大骂他身为谏官,尤其就是以前范仲淹的那个位置,居然眼看着吕夷简这个大奸邪在朝廷里横行霸道,却闷声不响。试问你还是个读书人吗?

每天还恬着脸出入朝堂,与士大夫为伍,真不知羞耻二字怎么写!

高若讷懵了,紧跟着就勃然大怒,要知道高先生也不是好惹的,刚刚结束的倒阎文应事件中,他就是带头提起弹劾的人。那是多么的勇敢,刚过去没到三个月,正回味无穷呢,突然就变成个胆小鬼、无耻人了?但愤怒归愤怒,高若讷是个知法守法的人。他没有写信回骂(嗯,聪明,个人认为他骂不过欧阳修嘀),而是把欧阳大才子的原信上交,请皇帝亲自过目。

您看一下吧,有这么当官的吗?你的馆阁重地还能留着这样的人吗?于是欧阳修的大名脱颖而出,引起了皇帝以及大臣们的特殊关注,大家都想想,他这么杰出,我们怎样对待他?

以上种种,虽然热闹,但都不是这时的主流。重中之重,仍然在范仲淹的身上,他在钻牛角尖,他一定要把事儿弄懂,他不怕死,就怕糊涂,一定得把这件事是怎么失败的整清楚!于是他想来想去,目光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

没能扳倒吕夷简,这个人的干系也很大,可以说此人是当时宋朝唯一能对抗吕夷简的人,无论是资历、威信、名位还是在皇帝眼中的份量,都只在吕夷简之上,如果他能及时动手相助,吕夷简早就卷铺盖回家了。但让人愤怒的是,这人从始至终袖手旁观,根本无动于衷。

当罪恶出现时,助纣为虐是错的,漠然视之同时也是错的,尤其是身有力量可以阻止的人,当作而不做,更是在犯罪!

本着这个原则,范仲淹确定了这个人,并且直接找上门去。他要当面质问,天理公道,朝廷法典,所有的真理都在我一边,你为什么不帮我?

就是这时,他问出了一句话。这句话是宋史中至关重要的一个契机,它是一代名臣范仲淹苦闷悲愤到了极点,忍无可忍才问出去的。痛心疾首,追问到底,他的临界点到了。这句话,和对方的回答,就是范仲淹超越欧阳修、韩琦等同辈,甚至远远超过王安石、司马光等人,成为宋朝三百余年间第一人的根源所在。

伟大的蜕变,终于开始了。

“明扬士类,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独少此耳。”王曾王大人,您身为宰相,理所应当弘扬士大夫之中的正气,可您袖手旁观,独善其身,您的盛德,在这方面有重大缺陷!

没错,这个能压制吕夷简的人就是王曾。以他当年对抗丁谓,制约刘娥的声望,以及曾任7年首相的资历,无论从哪一点来说,吕夷简都无法望其颈背,如果他适时出手,吕夷简绝对没法举重若轻地胜出。至少王曾说话,他得一条条地回答,小心谨慎,如履薄冰。

而到了那一步,范仲淹深信吕夷简就完蛋了,《百官图》上都是实据,根本就没法狡辩!但可恶的是,王曾偏偏躲在一边看笑话,从始至终不吭声。那好吧,我今登门拜访,请问您到底是为什么,真的是金口难开?!

但这一次,他如愿了,王曾静静地凝视他,轻轻地说——“夫执政者,恩欲归己,怨使谁归?”

又是12个字,范仲淹一听,立即就呆住了。从字面上请,完全是答非所问,并没有回答王曾为什么要静观其败,无动于衷,可里面的含义却非常深邃,就看你是不是个聪明人,并且是不是个钻牛角尖的聪明人。

从字面上讲,应该这样翻译——手握国家权柄的人,如果想让天下之恩惠皆归于己,那么相应的怨恨之情想推给谁?

但它的深一层含义,却应该这样解读——手握国家权柄的人,如果只想让大家说他的好,不让大家说他的坏,是可能的吗?

这是在说,吕夷简一定是坏人吗?他做的都是坏事吗?试问当家人,泔水缸,做得越多,就越招人嫉恨,只有什么都不做的人,才没人讨厌!一语惊醒梦中人,范仲淹猛然自省,自己做的都是对的吗?一些最基本的,平时绝不怀疑的原则观念在他的心里升出了问号。

是做圣人,还是做事?是想建设,还是在破坏?回想这些年,他在地方上的确又治水、又救灾,做了很多的实事、善事,可是只要一进入京城,就立即投入了破坏之中。比如说,他按着这样非黑即白的观念继续做下去,扳倒了吕夷简之后还要再做什么?再去扳倒谁?一生就只是在打压、攻击、漫骂中过日子吗?

谁做事,就在边儿上铆足了劲等着挑错,这样的人,就是君子吗?观念的改变,带来思维上的飞越。范仲淹再不用王曾解释什么,就应该想到了王曾不出手的更深一层的含意。

比如说王曾出手了,那就是大宋朝的首、次两相之间的对抗,以前有太多的例子证明,只要出现这样的局面,无论对错,都是同时下台的结果。那样是解恨了,可国家谁去管?民生谁去管?大宋朝堂从上到下,打成一锅粥,就是你范仲淹的盼望?

宰执之臣,雍容大度,必须从全方位考虑事情,黑、白之外,还有千万种色彩,要走那条对国家、对朝局最有利的那条路。

所以王曾选择了沉默,至于说什么君子、小人、奸邪,见鬼去吧,没有这些珍稀动物,不分得这样清,赵匡胤也把宋朝的天下打下来了,赵光义也活得很快活。

当天范仲淹心神恍惚地离开了王曾,他似乎看到了另一条道路,可不知该怎么去走。但走,是一定的了,他必须离开京城去饶州。临行前,十里长亭仍旧有人来送他,那是携酒而来的王质,他举杯致意——“范君此行,尢为光耀!”

至此己经是三光了,从“极为”到“愈为”,再到现在的“尢为”,他的品德与意志逐年叠加,不断上升,己经成为君子道德人士们的一面旗帜。可是光阴似箭,范仲淹己经46岁了!一生至此,老之将至,成就何在?难道就只是一些虚幻的,于国于民都没什么用的圣贤光环吗?!

只见范仲淹凄然苦笑,再没有上两次的热血激昂——仲淹至此己经是三光了,下次如再送我,请备羊一只,就当是我的祭品吧。说完上路,把多年以来的追求和京城都抛在脑后,他眼前的路,变得宽广光明,从今而始,忘身许国,要做实事!

范仲淹走了,在他身后的京城里还有一些事情要交代,由他引起的第一次朋党干政风波还没有收尾。不光是欧阳修等人宁死不屈,发贬到远边地区去当官都一点不在乎,就连京城之外也出了问题。西京洛阳方面的推官蔡襄写了一首诗,题名《四贤一不肖》,四贤就是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四位大君子,那位不肖就是知谏院的右司谏高若讷。蔡襄此人文才极高,这首诗迅速从西京波及到东京,又向东京辐射全国,最后竟然连百年好合的友邦辽国也被惊动了。

那是因为正好有辽国的使者进京,这位仁兄不知出于怎样的心理(追星族?羡慕宋朝的风气文化?还是说看出这里的乐子,回国张扬一下?),他花重金请人抄写了这首诗,回到幽州之后,就帖到了城门上,让所有胡汉居民观看——大宋朝里好热闹,文化太昌盛,连骂架都可以写成诗!

而大宰相吕夷简的愤怒也终于表露了出来,他授意自己的亲信,御史台里的侍御史韩渎出面,奏请皇帝在朝堂之上树立一张榜,那就是有名的“朋党榜”,范仲淹的成分变复杂,一边是伟大的君子,一边是结党的小人,以他为典型,从此严禁结党营私,组建非法小集团。尤其是强调一点,绝不允许百官越职言事。

你们该是干嘛的,就只能去干什么,职务之外,不许乱操心!

至此总结一下,范仲淹和他的朋友的奋斗应该说也有了些成果,最重要的就是让范仲淹的心灵得到了升华,他的成熟,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宋朝之幸,更是宋朝子民之幸。但这样轰轰烈烈的君子整风运动,如果站得稍微高一些,目光飘过宋朝的边境,就会发现它们分文不值,异族人己经野心膨胀,磨刀霍霍,快到生死存亡的兴衰关头了,还玩这些假招子有什么用?

虎狼屯于陛下,尚谈因果,愚不可及!

西北边疆剧烈动荡,吐蕃与党项两族浴血厮杀,在争夺西域真正的霸主地位。战争是李元昊挑起的,他敏锐地发现了一个黄金机会,只要能抓住,他就必将击溃河湟吐蕃部百万之众,一举奠定党项人的千秋伟业。

因为吐蕃人的老毛病又犯了,他们自从唐末就开始不断地分裂、动乱、叛变,直到四分五裂之后仍然恶习难改,区区一个河湟部,在12年之间,就连续发生了两次。

第一次,发生在公元1023年,即宋天圣元年时,那时拥立唃厮啰当上吐蕃赞普的那个叫李立遵的和尚终于挺不住了,他在三都谷被曹玮痛打之后,实力大损,但野心仍然不灭,其结果就是被河湟部抛弃,把他扔在了老家宗哥城,全族都迁往邈川,在那里建立了新的王城。但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加深了。

因为邈川是另一个吐蕃强人,宰相温逋奇的老家。这对于唃厮啰来说,就是才脱虎口又进狼群,一个没有根基的在外族地区长大的孩子,只能是这个命运,他的有名无实的赞普生活还在继续,同时危机也在继续。

危机爆发在公元1035年,即宋朝的景祐二年,温逋奇突然发动政变,他把唃厮啰少得可怜的班底人员一网打尽,并且把赞普本人都关进了一座地牢里,可以说集突然性、狠毒性于一体,并且这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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