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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是宋史-第38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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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堂苏学士变成小商贩,怎一个屈辱了得。可是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很快的这份单薄的工资不足以养活苏轼人口众多的家庭了,他这时有一妻一妾四个儿子四个儿媳以及孙子若干仆役几个,全都靠他吃饭,这么多张嘴靠那些旧酒袋子,很快就会饿死。

困境中苏轼作出了之前他死都不会选择的生路,他的一个姓马的朋友替他向州里申请到一块城东的荒地,大约50亩,由苏轼自己耕种。

这是什么,这是农民,回想从前他反对免役法时的话,尽管他这时与纯粹的农民有区别,可终究要干同样的活儿了。这是报应,也是上天的恩惠,它让苏轼切身实地的体会到了从前他所蔑视的阶级的痛苦。

而他这时不觉得痛苦,只要能平安地活下去,就足以让他满足。

从这时起,他开垦荒地,种值庄稼,满足于更快乐于自己是个农民,他给这片城东的坡地取名为“东坡”,并且以两个字为自己重新命名。

他叫苏东坡了,中华民族几千里文学天赋能排进前五的大天才躺在长风茂草里,躺在无限宽广浑厚的大地上,彻底脱离了名缰利锁,他的心性提升到了另一个新的层面。

在黄州的第三年时,苏轼有感而发,写下了几行字——“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矣。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须已白……”

这纸随手写下的小感,是排名仅在东晋王羲之的《兰亭序》,唐代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之后的千古第三行书《黄州寒食帖》,在这个意义上,它奠定了苏轼宋朝第一行书大家的地位。

从另一方面说,这也是苏轼的悲哀。他想安静,可是超人的天赋让他不断地创作,直到让天下再次想起了他。5年之后,从京城传来了一个消息。

帝国最重要的任务落在了他的肩上,神宗皇帝想让他修国史。

国史,是记录某个朝代某位皇帝一生功罪成败的证据,无论是当时还是以后,谁想研究那段历史,就必须首先从国史下手。

因其重大,所以要交给最可靠的人去管。在北宋,从来都是由当朝首相来兼职这份工作。可是这一次,神宗居然要用苏轼这个败坏朝廷名声,给新政抹黑的人负责。

这理所当然让一个人愤怒了。王珪跳了出来,他太没面子了,就算没有才华没有个性,可也不能这样羞辱他吧,好歹他也是在位的首相。

王珪这个人是很不简单的,在历史里他被严重地低估了。大家都记着他是三旨宰相,上朝取圣旨,在朝接圣旨,下朝已得圣旨,是个把首相干成了秘书的笑话。这不对,他是开启了北宋灭亡的潘多拉盒子的人,从最开始到最关键的两步,都由他释放出了那个空前绝后的妖孽。

这样的人怎么会没有脾气,没有个性呢?

这一次,为了阻止苏轼,他很阴险地翻了个老黄历,还是苏轼的那首蛰龙诗,他把苏轼定性为一个反贼。试问世上只有皇帝才可以称龙,苏轼的诗里居然也有,这不是造反是什么?

现在看这个罪名太搞笑了,实在白痴。可是在当时没人笑得出来,一但成立,苏轼是要抄家灭族的。而且根据官场游戏,没人敢趟这种浑水,一不小心成了同案犯,小心造反会传染。

可是仍然有人站了出来,苏轼在朝廷里还是有一位好朋友的。不管这个人在历史中的评价如何,与苏轼的政治见解是不是抵触,在苏轼的心里,这人永远都是个可以共患难的兄弟。

第六章西京耆英十五年

章惇。

在这种时刻,章惇站出来为苏轼辩白。请问首相大人,你确定除了皇上,臣子都不用龙字作诗吗?你信不信还有人用龙字做名字呢。

王珪不示弱,这种关头一定要坚持。结果两人你来我往,在金殿上吵了起来。只是吵了好半天,才发现皇上很淡定地坐在上边,似乎想着别的心事。

王珪觉得不妙,有人造反了,为什么皇上不生气?5年前他不是这样的,当时把苏轼连关带贬,摁住了狠狠暴打,杀一儆百的效果非常好。可是现在……正在乱想,神宗说话了。

诗人作词,不是这样论的。苏轼自己咏他的桧树,跟朕有什么关系(彼自咏桧,何预朕事)。何况古人有荀氏八龙,有南阳卧龙,用龙字做名字的忠臣有很多。让他去修国史吧,你如果执意反对,就用曾巩。

都下去吧。

王珪和章惇退了出来,他用心地揣摩着神宗的态度,总觉得有些古怪。可是他身边的章惇还在火头上,还不想放过他。

章惇压低了声音说:“相公,你是想灭人家一族是吧。”

王珪摇头,“当然不是,这是舒亶的话。”诬陷不成立,这时要低调。想来以他首相之尊,章惇也会见好就收吧。

却不料章惇的回答居然是句骂人话:“舒亶的唾沫你也吃啊?”(亶之唾亦可食乎?)痛快淋漓,牙眼相报,一点虚伪的假面都没有。这就是章惇的风格。

抛开这两人的争斗,在他们身后,神宗的表情一直是平淡的。是的,他变得古怪了,和5年之前就像两个人。那时他明明知道苏轼没有反心,可也不会轻轻放过,他要抓这个典型,好让自己的形象变得完美,哪怕是超级天才也别想毁坏他一星半点。

那时的心,高高飘扬在九天之上,复熙河、平荆蛮、征交趾,无往不胜,眼看征服西夏,汉人200多年所没有的辉煌就将在他的手里重现,怎能不使他自尊自爱?可是这时,永乐城一战败了,输掉的不止是战争,更是他的信心,甚至他的健康。

苏轼的诗就算真反又怎样,全身健康时指甲劈了会大喊大叫,觉得是件大事。可连胳膊都断了,区区指甲的问题还是事儿吗?

所以什么龙不龙的,都提不起他的兴致。这时他坐在高大堂皇的金殿上,觉得孤单凄凉。真的没有人理解到他为什么要让苏轼,或者曾巩来修国史吗?

难道这些天天匍匐在他脚下的臣子们都是瞎的,看不到自己的健康急剧恶化,仅仅37岁就早生华发……急着修国史,是想亲眼看到自己的生命变成史实,不想在死后有所牵挂啊。

神宗的健康以34岁为分水岭,在那之前,他几乎出满勤,每天都要临朝工作,从来不生病。34岁那年,是宋元丰四年,正是五路伐西夏,先胜后败。

举国伐谋,期待越大失望越大,神宗一下子病倒了。病得很重,可他年青,很快身体就开始了恢复,重新能工作了。只是时隔不久,就传来了另一个噩耗。

永乐城沦陷。

这个打击是致命的,只在一夜之间,神宗的健康就崩溃了。他“早朝当廷恸哭,宰执不敢仰视;涕泣悲愤,为之不食。”他是心思太重,对自己要求太高的人,无论如何都没法淡化失利的阴影,在之后三四年的时光里一直郁郁不乐。

谁能想到,这居然是他一生里最后的三四年。命运日向他接近,宋元丰七年(1084年)九月的一天,他在集英殿里大宴群臣,刚刚举起酒杯,突然间群臣发现皇帝的手僵硬了,停在空中,一动不动。下一瞬间,酒杯倾斜了,里边的酒都洒在了皇帝的衣襟上。

神宗失去了对身体的自控力,病情再一次恶化。痛苦中,有一次他忍不住呻吟:“我足趺疼痛。”又一次,他叹息说,“我好孤寒!”

皇帝做到了这样,是成功还是失败,是可敬还是可怜。这时他才年仅37岁,正是一个男人精力最旺盛,身体最强健的阶段,有全国最好的医生,最好的医药来调理,为什么还会滑向死亡呢?

只有一个原因。他在自我折磨,无论如何都绝不原谅自己。他是这样得病的,也是这样死亡的。在病重期间,他得到了两个消息。

一个来自西夏,那边的局势剧烈动荡,掌握实权的梁氏集团首脑都死了。先是国相梁乙埋,后是太后梁氏。小皇帝李秉常重新当政,国权却落在了下一任梁氏国相、梁乙埋儿子的手里。

新一轮的内乱注定了暴发,机会比这一次还要好。只是还有雄心壮志吗?就算有,还能承受千百万子民的伤亡,去恢复国土,重震国威吗?

神宗苦笑,我好孤寒,就算再次出征,还有谁能支持,谁来理解……

第二个消息是从西京洛阳传来的,算是一个意外的喜讯。司马光修撰的《资治通鉴》终于完成了。

这部书耗时19年,共294卷300余万字。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共16年朝代1362年,是中国文化史中独一无二,毫无争议地处于顶峰的编年体史书。

盛世出巨著,它的完成是个不朽的理程碑,不止是司马光等编修者的荣耀,更是宋朝文明的象征。不管从哪方面来看,这都是件好事。

可落在宋神宗的心里,悲凉再次升起。这是部不世出的巨著,相信宋之前没有,宋之后呢?我们现在也知道了,同样没有。

明朝的《永乐大典》,清朝的《四库全书》都与它不是一个类型的东西。可是他可以为之骄傲吗?从名义上讲,宋朝所有的成就都要划入他的帐下,不管《资治通鉴》是谁写的,都以他的名义完成。

但是多么的可惜,它出世时国家没有与之相匹配的成就。如果威服四夷,扫平西夏,恢复盛唐时的疆界,那时文治武功都达到各自的顶点,又是怎样的局面。

乐观的人在黑暗中看见光明,悲观的人看太阳都是耀斑。神宗在自己的思绪里越走越窄,终于在年底时病入膏肓,他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大臣们有什么意见,他只能用摇头或者点头来示意。在他最后的时光里,只来得及给国家册立一位皇太子。

他的第6个儿子当选,这个孩子年仅10岁,原名“佣”,现赐名“煦”,在名义上成了宋朝的继承人。仅仅是名义上,实权都落在他的奶奶,神宗的生母高太后手里。

宋神宗死了,他带走了一个时代。精确地分析,除了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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