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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玉栋回到宿舍，在一本“工作记录”本上，写下一句话：“我有一种预感，我的这个猜测，很快就会得到证实。”
不幸的是，陈玉栋的预感准确。在马芸失踪五天后，她心急如焚的父母收到了一个包裹。
一只纸盒子，上面只有收信人的姓名地址，但没有邮寄者的任何信息。
心切之下，马父忘了警方的叮嘱，有情况要立刻报告，而是冒冒失失地打开了纸盒子。然后大叫一声，晕倒在地。
当时马母出去买菜不在家中，邻居一位退休的老大爷听到隔壁的叫声，急忙冲进马家，扶起马父。马父并没有真的失去知觉，只是高血压突然发作。他拉着邻居的手，说：“快，叫警察……那个盒子，你不要往里看……更不要让她妈妈看。”
邻居忙着找人，找居委会、找片儿警、叫街道医院的大夫……期间还是没忘了偷瞧一眼那盒子里的玄机。人就是这么一种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不断进化的动物，虽然大多数情况下，好奇心带来的只是无限的后悔。
这位好心和好奇心并存的老大爷，往盒子里看了一眼，那一眼所见，直到二十多年后他去世，都没能从他的噩梦中抹去。
一片淡绿色的手绢。
手绢上，是一道暗红。
边上，是一截苍白的手指。
市公安局成立了专案组，由一名副局长带队，开始日夜突击侦破。陈玉栋被文园区分局举荐到专案组参加工作，带去倪凤英案的一些经验教训。臨专案组的干警几乎进行了地毯式搜索，将出事地点一带的江岸一尺一尺翻过，却怎么也找不到马芸的任何踪迹。
她还在人世吗？还是已经成为一具尸体？
凶犯为什么要寄回受害者的手绢？为什么要截断女孩的手指？
两起案件完全是同一个人干的吗？
作案凶手，不留任何痕迹，难道是传说的“职业”杀手？这好像只有在小黑录像厅里放的警匪片里才出现过，在江京还是闻所未闻呢。为什么将专业的作案手段用在两个背景普通的少女身上？凶手和受害者有什么关系？是丧心病狂随机下手，还是有针对性的选择目标？
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列在陈玉栋的那本工作记录上，写满整整四页纸，他还是觉得有更多的疑问需要写出来。
虽然江京市警方倾注了所有人力和心力，结果却和倪凤英案一样，无法告破。马芸，也和倪凤英一样，从这个世界消失了。
在沮丧和愤怒中失眠了数夜的陈玉栋，在工作记录上写下了这句话：“这个案子还远没有结束。但无论如何，我会付出毕生的精力，将这个魔鬼般的凶手正法。”
陈玉栋的预言再次不幸而言中。
两年不到，1985年的春天，一位名叫薛红燕的少女失踪。又一个令人丧魂的盒子。又一方血染的手绢。又一截苍白的手指。
这起案子再次震动了江京，再次将《新江晚报》的影响力推到了巅峰，也再次让陈玉栋血脉贲张。市局牵头的专案组复苏了，公安部派来了专家，全城的警力都投入了侦破之中。这次，市局下定决心，再不能让这样惨绝人寰的大案继续发生，如果这样的恶性案件都无法侦破，会给人们一个错误的印象，公安部门并不如想象中那么雷厉风行！这平白为近几年来社会上逐渐开始上扬的犯罪风气助力。所以，专案组内部的口号是：人民必胜！人民公安必胜！
《新江晚报》之外，当年流行的一些法制月刊也开始推波助澜，甚至为这一系列案子起了个“大众文学化”的名字“血巾断指案”。在绘声绘色地描述完倪凤英和马芸的两起悬案后，还对薛红燕失踪的真相进行了类似小说创作的猜测。在这样的“创作”过程中，三位少女的隐私、家事，真真假假地被翻了个底朝天。
所以可以想象，当公安部和市局联合宣布，经过全市公安干警的协同努力下，“血巾断指案”终于告破，凶手终于归案的时候，《新江晚报》和一众法制刊物，是如何地群情激昂。
也不难想象，凶手的隐私、家事，也尽收公众眼底。
4。血巾断指案复活
凶手名叫罗强，二十九岁。从《新江晚报》登载的照片上看，他有一张上宽下窄的倒三角长脸，一双小而凶狠的眼睛，目距遥遥，狮子鼻，招风耳，更增恶相。如果将罗强和另外十个随机选取的小青年混在一起，请你挑选出最有可能是强奸杀人犯的一个，相信你会毫不犹豫地指着罗强说：“就是他！”
你一定没有选错，因为你还不知道更具说服力的一条：他有流氓罪的前科。
不但罗强有流氓罪的前科，他的老子罗翊武也有流氓罪的前科！老子英雄儿好汉，你不用学基因学也知道，没有抓错人。
已经成为专案组副组长的陈玉栋是将罗强归案的主要功臣，在先进事迹汇报上，我们知道陈玉栋为了破获这个案子，一度连续熬了六个通宵。经过前两次的挫折，陈玉栋知道，地毯式搜索或者全民动员可能不会有奇效。而这样迷离的案件，如果不突出奇兵，不发挥扩展性思维，很难破获。
受害者的数量为归纳总结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三个少女，有什么共性？
首先，她们的失踪点，都在滨江一带，说明这是凶手比较熟悉、感觉比较安全的作案地点。凶手至今没有露出蛛丝马迹，说明他计算周密，行事谨慎，这样的人，不会选取自己完全陌生的环境来作案；而且，凶手选取这三个被害人，不会盲目随机；作案的时候，也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精细计划，所以才会不留下任何挣扎的痕迹。这同时说明两点：一是凶手可能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二是凶手很可能和三位女性都有过或多或少的接触。
同时，犯罪分子手段如此残忍，而且接二连三，显然不是初犯。公安部和省公安厅的专家帮助专案组分析过，恶性案件的凶手，其犯罪行为大多有个渐进的过程，都会在重案之前就现出端倪：比如江洋大盗都是从小偷小摸开始，残忍凶杀都是从打架斗殴开始的。
罗强符合所有的特征。
罗强的老子罗翊武在解放前，十七八岁就成为了滨江一带臭名昭著的地痞，指挥百余名小混混，不是靠的一身蛮力，也不是靠任何显赫的黑道世家背景，而是靠机敏过人的头脑和对时机的把握能力。罗强继承了罗翊武的发达头脑，以惊人的速度学会了五金家电的维修和买卖技巧，同时开了两家时装店和一家照相馆，很快就赚了些钱。然后他开始将触手伸向餐饮和小百货等行业，私下招兵买马，做起滨江区和文园区交界的一方地头蛇。谁也不会想到，他还有余力参加成人高招的考试，几乎靠自学，拿到了大专文凭。神话中那个年代的大专文凭，含金量大于当今的本科甚至硕士研究生。
时装店、照相馆、五金百货店、餐馆……狡兔三窟，罗强大概有“百窟”。
早在倪凤英一案的侦查过程中，罗强就受到了陈玉栋的关注。他不但是倪凤英夜校的同学，还曾经在旱冰场和倪凤英搭讪过，听说倪凤英已经有了位当民警的男朋友后，就没有再多纠缠。当时没有任何证据进一步怀疑罗强，也就不了了之。
三年后，据马芸的女伴说，就在马芸失踪的那个夏夜江边，罗强和他的一伙小兄弟，也曾走过来主动提出给女孩子们买汽水，只不过被女孩们婉拒了。同样，没有任何证据罗强和马芸的失踪有关，他的小兄弟们都信誓旦旦地说，罗强当晚一直和他们在一起厮混。
薛红燕在罗强的一家时装店里做过营业员。罗强好色远非什么秘密，女友多如繁星，两人是否有过瓜葛，谁都可以猜，但没有人能说得清。
三位少女失踪后，罗强没有显露出任何异样，江湖生活继续。只不过这一次，薛红燕一案的侦破将要走到死胡同时，罗强被锁定为凶手。
罗强符合理论上的凶手，但警方不能因为“理论”给他戴上手铐。
“理论”驱使陈玉栋说服了罗强手下的一位喽啰，请他在罗强身边，留心收集任何同“血巾断指案”有关的证据。有则上报，无则加勉。
罗强是名摄影爱好者，他发家的奠基石之一，就是一家照相馆。陈玉栋的这位眼线，在那家照相馆的暗室里，翻出了三张马芸的照片！
还有薛红燕的几张照片！
从摄影的角度和少女们的表情看，这些照片都是不折不扣的偷拍。消息很快传到陈玉栋耳中。于是在一个宁静的傍晚，二十余名干警兵分两路，大部人马冲入了罗强的家中，对这位崭露头角的流氓大亨实行逮捕，另有几名干警撞开了照相馆暗室的门。
他们发现了更多的少女照片，都是长焦的偷拍照。
包括五年前的倪凤英。
证据确凿，罗强“恰好”关注了血巾断指案的所有被害人，很自然的推论是，他在物色猎物。那些照片，就是他的笔记。罗强对这些照片的来历供认不讳，说自己爱拍美女，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也算得上犯法吗？
连轴转的审讯，居然没有摧垮罗强的意志，他顽抗到底，他拒不认罪。随着审讯的深入，当初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开始逐一崩溃，他的小兄弟们见大势已去，也不再信誓旦旦地替他担保清白，事实上，三起失踪案发生的当晚，罗强的下落无人确知。也许他在暗室里洗美女照片，也许他在和无数女朋友之一缠绵，也许他在制造血巾断指案，无数的可能，唯一缺的是确凿的清白证明。
但罗强依旧抗拒，依旧冷静地矢口否认。不能证明清白，并不代表证明了犯罪事实。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时，警方最强有力的证据在对罗强“百窟”的搜查中出现了。
罗强的一个副手，在文园区江京工业大学附近经营了一家五金店，店铺后面巷子里的垃圾箱中，一条磨损甚重的工作裤被翻了出来。细心的刑警在裤子上发现了一滴血迹——就这么一滴血迹，敲响了罗强的丧钟。
毛发和皮屑的样本证明，那条裤子属于罗强。血迹的化验结果揭晓，是薛红燕的血。
铁证铿锵，但罗强否认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