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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关键时期。
追求修辞的华美，也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普遍风气。这始于曹丕、曹植、王粲等人，以后就愈来愈甚。藻饰、骈偶、声律、用典，逐渐成为普遍使用的手段。这种努力虽然也带来某些弊病，但总的说来，它增强了文学作品的艺术性，使语言更富于表现力。
但是，由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主导权掌握在宫廷和贵族手中，作家的社会地位一般都比较高，与普通民众的生活相脱离，其美学趣味也带有明显的偏狭性。以曹氏父子为代表的建安诗歌，还是较多地反映了当时动乱的社会面貌和普通民众的困苦，表现了作者期望建功立业的雄心，辞气慷慨，具有刚健清新的艺术风格。其后阮籍、嵇康、左思等，也从不同的方面继承了建安诗的传统。但总的说来，建安以后的文学，尽管题材越来越丰富，但与普通民众的生活及思想感情却缺乏联系。在修辞风格上，追求华美本来无可厚非，但南朝文学，却过于单一地倾向于华美。虽然，这里面也有清绮与秾艳之分，奥博与轻浅之分，典雅与近俗之分，但像古直、平淡、粗犷之类的风格，一般是得不到承认的。这当然不利于文学风貌的多样化。
第四，文学与哲理的结合。这是魏晋南北朝前期文学中一种引人注目的新现象。这种现象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当时哲学思考蔚为风气，不过从根本上说，还是作家自我意识加强、重视个体价值的结果。阮籍的《咏怀诗》是把文学与哲理结合起来的最早的典型。诗中作者完全否定了传统道德对于个人人生的意义，排斥了将个体融化在统治阶级群体的事业中的可能，由此产生了生命的孤独感与虚无感，从而对个体的价值、它所面临的困境以及解脱的可能与途径，从多方面进行了广泛的思考。陶渊明的田园诗，谢灵运的山水诗，也是富于哲理的内涵的。他们的诗有一个相同的出发点，即认为个体生命不仅在社会中存在，而且，从更高的意义上说，也是面对整个宇宙存在的；从自然的永恒、圆满、自足、自由来看待社会的动乱、虚伪、束缚，世俗的成功就不足道了。因此，他们的诗歌颂了在个体生命与自然的和谐中追求解脱、追求“适己”、“快意”的生活。
这一种文学与哲理的结合，给中国古代文学的面貌带来了极大的改变。这使文学（主要是诗歌）摆脱了简单地、就事论事地反映现实生活和社会现象的传统，表现了作者更为深邃的心理活动，并把读者引入了一个更高层次的思考。诗歌的内涵，由此变得更加丰富、深沉了。魏晋南北朝的诗，以阮籍、陶渊明两家最为耐人寻味，通常又认为陶渊明是本时期成就最高的作家，这都和他们的作品富于哲理性有关。齐梁以后的文学，哲理成分有所减退，但这一传统并没有断绝。
以上从整体上简述了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特点。这一时期中，诗歌的地位最为重要，所以前面较多地以诗歌为具体例证，对它作为一种单独的文学样式的情况，除南北朝民歌外，也就顺带作了介绍。下面，再对民歌和其他几种文学样式作一些说明。
南北朝民歌主要是由南方的乐府机构收集保存下来，现存五百多首。由于南北分裂，民俗迥异，两地民歌的艺术风格也有很大差别。大抵北方民歌朴直刚劲，南方民歌婉曲华丽。但它们都从不同的角度继承了《诗经·国风》和汉乐府民歌的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普通民众的感情和爱憎。民歌一般都具有生动活泼、浅显流畅的特色，也受到文人的喜爱，对文人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齐梁时代的诗人，反对诗歌语言过分追求书面化的典雅，主张雅俗结合，要求口吻调利，具有音乐感，这和民歌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南朝民歌色彩富丽，以反映男女之情为主要内容，直接影响了宫体诗的产生。在诗体方面，南北朝民歌开创了五、七言绝句体，经过文人创作加以提高，后来成为唐诗的主要形式之一。
魏晋南北朝的文章较以史传、政论为主的两汉散文，更为丰富多样。檄、碑、诔、序、记、书信等各体文章，普遍都注意辞采，追求艺术性的美。特别是书信，出现了不少富有抒情色彩、语言精美的作品。产生于北方的《水经注》和《洛阳伽蓝记》，前者是地理著作，而多风景描述，富于文采；
后者记述洛阳寺庙的兴废，而兼及各方面，文字也很有特色。这两部书对后代散文都有重要的影响①。在表现形式方面，文也与诗歌同步，多运用骈偶手段，除了史书和一些专门著作外，大多数文章都是骈体文。甚至像《文心雕龙》这样的文学理论著作，都是用骈体文写成的。史书的写作也非常兴盛，据《隋书·经籍志》，单《晋书》就有二十多种。但这些史书大多失传了，现存而比较重要的当推晋代陈寿的《三国志》和宋代范晔的《后汉书》，其中有不少人物传记写得相当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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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散文”这个概念，有时与骈文对称，只是指单行散句的文章，有时则泛指诗歌、辞赋以外的各种文章。这里使用的是后一种意义。
魏晋南北朝的辞赋也有重要的发展。虽然还出现过左思的《三都赋》，但汉代兴盛一时的写物的大赋在这时毕竟没落了，抒情小赋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魏晋南北朝辞赋在艺术形式上比一般骈体文更为讲究，藻饰、声律、骈偶、用典这四种修辞手段被大量地使用，语言也特别工整精丽。其发展趋势，是逐渐律化。
小说在魏晋南北朝也初具规模。习惯上把这一时期的小说分成“志怪”和“志人”二类。志怪小说专记神异鬼怪故事，其中最著名的是东晋干宝的《搜神记》。它的兴盛与当时道教、佛教以及其他神鬼迷信的流行有直接关系。但其中记载了不少优美的民间传说，作者有时也会有意无意地脱离宣扬神道的初衷，写出富有艺术趣味的作品。在志怪小说中，很多地方反映了当时人们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情趣。志人小说，现存较完整的著作只有宋代刘义庆编撰的《世说新语》，内容专门记叙汉末以来上层文士的言行，尤详于东晋。它的每一篇都很短小，却能写照传神，刻画出各种人物的精神面貌。其语言以简洁隽永见长。对于了解魏晋时代士族知识分子的思想和生活，这是一本最重要的书。魏晋南北朝小说对后代的小说、戏曲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总之，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具有文学的自觉意识、在各方面富于创新精神的时代。尽管这个时代的文学也有很多缺陷，许多新的东西还没有发展成熟，但是，它为后代的文学确立了一些重要的原则，开辟了各种新的道路，提供了多样的发展可能性。没有这么一个基础，唐代文学——尤其是唐诗的进一步繁荣是不可想象的。文学的发展也同其他事物一样，并非按照预先设定、不偏不倚的道路行进，后人总是要对前人的尝试和成果加以批评修正，但这并不构成否定的理由。
第一章 魏晋诗文
第一节 建安诗文
公元一九六年，曹操奉汉献帝移都许昌，改元“建安”，于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企图重建统一大业。同时，他不断招纳才士，在北方形成一个文学中心。建安年代并包括其后若干年的文学创作，习惯上就称为“建安文学”。建安文学既延续了东汉中后期文学发展的方向，同时也在特定的条件下，使渐进的演变过程呈现为显著的转折，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转变时期。
这种转变的大背景，正如前面所说的，是由于社会的变化，在士人中引起一股思想解放和重视个体价值的思潮，从而使文学表现出作家从自身立场出发的对社会与人生的思考，对美与理想的追求。而当时的社会，经历了长期的战乱和接连不断的饥荒、瘟疫，人口大量丧亡（其中包括社会上层人士），到处是令人惨不忍睹的破败景象。“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曹操《蒿里行》），这在作家的心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另一方面，由于传统价值观念的动摇，个人的存在失去了外在的精神支柱，因此，人们在感时伤乱的同时，也更强烈地感受到人生短暂的悲哀。但是，以曹操为首的建安文学家，又多是注重实际的政治家，他们有着力挽狂澜的雄心和自信，并且把建立不朽的功业视为短暂生命的延续。这种感情也在他们的创作中充分表现出来。忧时伤乱、悲叹人生短暂、渴望不朽的功业，都是非常强烈、十分浓重的感情，三者结合在一起，就使得建安文学具有异乎寻常的感染力。前人称建安文学“悲凉慷慨”，刘勰《文心雕龙》也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用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这些都说得很中肯。
这种悲凉慷慨的感情需要与之相适应的表现形式。过去，文人的文学创作集中于辞赋。东汉后期出现文人诗歌开始兴起的苗头，但尚不足以动摇辞赋的主导地位。到了建安时期，辞赋领域中抒情的小赋取代了体物的大赋。但是，对于上述悲凉慷慨、深厚浓重的感情，不要说体物的大赋，就是抒情小赋也不能承担恰当地表现它的任务。因为，抒情小赋所创造的也是由铺陈、渲染而形成的美，而慷慨悲凉的感情则要求在表现上的由感情的凝聚而形成的力度。可以说，没有一篇抒情小赋是能具有慷慨悲凉之气的。因而，文人创作的中心，就从辞赋转移到诗歌，形成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文人诗歌的创作高潮，并从此奠定了诗歌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主导地位。
建安诗歌一方面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加以发展、改造。
就继承方面来说，从汉乐府民歌中兴起的五言诗形式，被建安诗人普遍使用，加以发展，并成为整个魏晋南北朝诗歌最基本的形式。乐府民歌的语言风格，对文人诗也产生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