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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法国制宪议会的法律；而曾经递呈一份宪法计划给施泰因的西里西亚贵族
雷丁杰，也通晓西哀耶斯的著作。格奈森诺看来最明白可以从法国经验中吸
取什么东西。他说过：
“多少无穷的力量蕴藏在这个民族内部而没有得到发展和利用啊！当一
个帝国在虚弱和耻辱之中苟且度日的时候，一个恺撒或许正在最贫困的农村
推犁，而一个伊巴密农达②正在辛勤劳动，依靠双手糊口度日。”
不论他们对英国和法国多么注意，人们还是毫不困难地一致认为：他们
从来没有打算效法英国采用议会制度，他们也屏弃了法国大革命的精华，即
平等主义精神。在现代普鲁士，资产阶级和农民应该参与国家生活，但是，
权力仍将留在国王手里；社会等级应该废除，但是，容克的社会权势仍将保
持。这是介于西欧国家和旧制度君主政体之间的一种独特的创造，尽管它与
后者的关系比前者更为密切。
科尼希斯贝克政府的任务并不是令人羡慕的，一方面要跟达 律商讨安排
赔款的偿付，另一方面还要忙于恢复劫余的乡村，这样，农业改革就提上日
程。重建农庄，重新扶持饲养牲畜，为农民提供种子，甚至在象现在遭灾时
为他们提供食物，这副担子落到了封建领主身上。但是，领主自己的日子也
不好过。于是，对于他的抵押债务不得不给予宽限或者延期。在领主的心目
中，最简便的办法是把遭到蹂躏的农民的份地和他自己的领地重新连成一
片，而使这些农民沦为短工。由于法律禁止夺佃，领主要求废除“农民保护
法”①，而自己反过来却不付出任何代价：农民仍然是“仆从”。官员们的看
法却不是这样，他们深受亚当·斯密和杨格学说的熏陶，特别是舍恩，表示
赞同大规模经营，决不反对废除“农民保护法”；但是，自由经济的首要原
则是废除封建制度。尽管王室允许资产者以个人名义购置土地，并且在王室
领地上比较彻底地废除农奴制，使承租领地的佃户改为土地所有者，然而，
它还从来不敢触动容克土地所有制的垄断权，不敢打击划分等级的制度，也
不敢干预领主庄园的内部事务。
现在王室抓住了这个机会，而这就是1807 年改革的重要性所在。一方
面，王室以取消农民的“仆从身份”作为废除“农民保护法”的交换条件；
另一方面，它允许资产者和农民占有土地；王室在取消了对贵族的削贬身份
制度时，相应地准许贵族从事那些直到当时只让资产阶级从事的业务，同时
也给农民同样的权利。王室已开始以阶层、就是说根据财富和职业划分的阶
级来代替等级制度。东普鲁士省议会只好服从，并于1807 年8 月原则上决定
在该省实行改革。阿尔滕施泰因没有征询其它各省议会的意见就立刻建议将
改革推广到整个王国。拿破仑正在华沙大公国和威斯特法利亚王国里按照法
国原则改组社会；这种榜样起到了一些影响，因为它即使不是招致普鲁士居
木尔（1739—1817 年），重农学派经济学家，1789 年当选三级会议代表。——译者
② 伊巴密农达（公元前420—410 年间生，362 年死）是古希腊底比斯城邦民主派领袖之一，英勇善战，为
国捐躯，成为希腊史上有名的爱国者。—译者
① “农民保护法”是普鲁士国王在十八世纪颁发的一系列敕令，主要是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在1719，1738
和1739 年颁发的敕令，内容是要保护向国王纳税并为国王服役的农民，免遭领主夺佃与体刑。容克反对国
王为保证财源和兵源的这些敕令，以致它们实际上已多成为一纸具文。——译者
民外移，也可能激起不满情绪。
施泰因只是在9 月30 日才抵达，因此，他并不是改革的创始人。此外，
他的《纳索备忘录》也没有谈到改革；他不赞成资本主义，至于他对农民问
题的态度，人们至少可以往意到他并没有解放他自己的农奴。他实际发挥的
作用只是支持阿尔滕施泰因，并在无条件废除“农民保护法”问题上做了某
些保留，这个问题便推延到以后再解决。1807 年10 月9 日，国王签署了改
革敕令。至于“农民保护法”，放弃了采用一个全王国统一的法律的想法，
而代之以各省的法令。各省法令在1808 年到1810 年间先后公布，事实上都
表现为一种妥协折衷办法：“新的”租佃地，就是说根据各地情形从1752
年或1774 年以来所租佃的份地，可以收回租佃权；“旧的”租佃地，只能在
这样的条件下才可以和领主的领地联结起来：建立农庄的总面积相当于已经
消失了的租佃地的总和，但是，比其中任何一块租佃地都大得多。王室领地
仍然比私人庄园走在前面；1807 年10 月29 日，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在自
己的领地上取消了农民的“仆从身份”，这只是在西里西亚才有其重要性；
1808 年7 月27 日，他把先前在其他各省公布的敕令扩大到东普鲁士，这些
敕令宣布凡已缴付补偿费和强制赎买封建租税的佃户，便可以取得土地所有
权：可以肯定说，这个省有三万农民因此成为土地所有者。
1807 年的敕令和它的补充法令在德意志和英国引起了异口同声的称
赞。我们可以很公正地说其中有些赞扬是过甚其辞的。这些改革措施的动机
首先是为了财政和经济的目的，改革的主要成果是有利于国家和容克。正如
所预期的那样，国库增加了可观的收入；授予农民土地所有权，国王就摆脱
了惯例上对农民的种种责任，同时也取消了农民对国王自己土地，主要是他
的森林的使用权，他从而获得很大的收益。在私人庄园里，让与农民的利益
主要是法律上的；从1810 年起，农民的“仆从身份”不得不取消了，尽管没
有作出明文规定。可以认为，此后允许农民随意离开耕地，可以自由结婚，
使其子孙免于“仆役劳务”；但是，其他许多义务没有明确的规定，这是对
农民不利的。租税和劳役还是全部保留了下来，所得到的份地也完全是不稳
固的。领主保留了司法权，这种权利使他继续担任村子里的行政长官，掌握
制订治安条例和处罚，甚至体罚的权力。就真正取得了的进步而言，它对好
多的农民是得不偿失的，他们由于土地被收回而变成短工了。在王室领地上，
赎买的重担和自然灾难使他们不得不出卖土地，使土地集中得以实现；甚至，
谁也不想把抵押贷款的好处给予农民，然而却给予资产阶级。至于贵族的特
权，除了垄断土地所有权以外，则全部原封未动。
这次改革促进了土地的再集中和习惯权利的消失，因而促进了农村公社
的解体。经济自由同样要求工商业的大改革。在东普鲁士，施泰因进行了一
些这样的改革：废除了好几个行会，取消了领主的磨坊专利权，宣告城乡平
等，这使得农民可以就地买卖。最后这项改革严重地影响了货物税的收入，
这种货物税是集中在城市里征收的，因此，这项改革成为征税制度改革的预
兆。事实上，施泰因表示他赞同征收所得税；由于东普鲁士为支付战争赔款
而发行了公债，施泰因促使省议会表决要征收所得税，这是第一次要征收这
种税；但是，所得税没有推广到全王国，它仍然是一个例外。
施泰因的个人努力主要是在官僚机构的改组方面，他企图吸收全国的代
表人物充任官吏，从而削减官僚包办一切的强大权力。专权、急躁，甚至脾
气很坏的施泰因，曾强烈要求国王撤换两个宠臣——洛姆巴德和拜姆，要求
任命沙恩霍斯特领导于1809 年并入陆军部的军事内阁，他也曾准备把中央政
府重新组成为五个完全专业化的部，并且成立各部大臣会议。事实上，在处
置国王的心腹顾问方面却未能成功：普鲁士国王的文官内阁和军事内阁，在
这以后和以前一样，仍在掌握实权。施泰因还计划创建一个全国性的咨询议
会；当他不得不在东普鲁士要求批准成立征税机构和发行要付给拿破仑的抵
押债券的时候，他修改了省议会的组成，增加了资产阶级代表的人数，接纳
了根据缴税的选举资格当选的农民代表，并采取个人投票表决的方法；他的
全国议会原定也由各等级的代表组成，至少在财政问题上采取个人投票表决
法，其中平民的代表权则授给富人。但是，在其他各省，省议会没有进行改
革，全国议会因而也没有成立。
行政改革是1808 年12 月26 日在施泰因下台后颁布的，这一方案仅仅是
把省以下各级行政区划中旧领地的“村民会议”的权力，和仍然是合议制的
“管理局”结合起来，并且只是取消了后者仍拥有的司法职权。省的首脑人
物是“首席长官”，从前这是一个习惯上的官职，现在却要正式任命了。在
管理局里，在官员以外增加了县的代表，即贵族。可是，不久就显出来，这
二者是不能合作的。施泰因曾经想要保留官僚机构，同时也仿效英国设治安
法官，可是没有成功；为了不摹仿拿破仑的郡守制，施泰因保存了合议制度，
然而他没有看到这是同他要使行政机构具有魄力和首创精神的计划背道而驰
的。他在1808 年11 月19 日颁布的法令仅仅是在城市里产生了重要而持久的
成果。他没有排除地方的特殊性，但拟定了所有的城市都要遵循的总方针。
各城市都应有一个选举产生的市议会和由市议会推选的地方行政官。这样，
国家的监督权即使没有被取消，也是受到了限制。主要的新特征是取消行会
参加市议会的选举权，而把选举权授予具有一定财产资格的有住所的居民。
德意志以前只有行会的选举权；个人选举权甚至在英国的城市里也是罕见
的，而德意志人则并不熟悉这种体制；不管怎么说，毫无疑问，施泰因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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