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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一连几个星期都没有休息，一直干到四月底。
到了“五·一”劳动节，连里终于放了两天假。二十多天没有休息的人们，放假对于他们来说如同获了“大赦”一样，总算有点时间喘口气了。有的人理发、有的人补衣、有的人修鞋，还有的人不顾多日的劳累，竟然跑到下面十几公里以外的老沙湾县城去逛“巴扎”（集贸市场）。
而我因为去年在加工厂夏粮进厂中，卸车时右腿脚脖子处被车厢板砸伤，还没有痊愈就被下放到农场。来到这里紧张而又繁重的大田劳动，使其伤情有所加重，出乎意料的是在我受伤的小腿骨上，竟然长出了一个桃核大的硬包，而且还在慢慢地增大，劳累后便感到腿部酸痛。
让我更担心的是先前在加工厂我们宿舍同住的五个人，其中潘云、张虎和我都曾上过高中的，但厂里需要的是劳力而不是文化，后来潘云被押送回四川，我和张虎被下放到农场。而农场更需要的是劳动力，又怎能接收一个身患疾病的人？我为此忧心忡忡，感到郁闷，“五·一”放假不愿远去，无聊地躺在铺上休息。
午饭后，张虎让我陪他到四五公里之外的公路管理站去买牙刷、牙膏，因为在这个方圆十来公里的地方只有那里才有一个小商店。
我们翻过大沟，顺着先前下放来时走过的小路，向南走去。
此时，北疆气候开始转暖，沙堆上的骆驼刺已经长出嫩芽，几只沙雀在路边跳来跳去地觅食，我们稍微走近“轰”的一下就飞向远处。进入五月，春天终于来到了西北边陲，然而这里春天的景色却少得可怜，光秃秃的原野上一片荒凉，基本上找不到多少可以让人联想到生命的东西，我们来到见得最多的是大漠风沙起，戈壁落日圆。
我们被下放到这个地方二十多天了，今天还是第一次出来。
晃晃悠悠地走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来到了只有一排砖房和几间土屋的管理站。这里既不是集镇，也不是村庄，倒像一个荒原古道上的客栈。据站上的人讲，这里每天还有从石河子老街发往老沙湾县城的一趟邮车和一趟蒙着蓬布的拉人的卡车，上午从这里经过，下午返回。除此之外这条土路上很少能见到其他机动车辆，偶尔见到的就是老乡的牛车和毛驴车了。
在管理站的东边不远处，有一排白色的棉帐蓬，门前打有一口自流井，那可能就是我们连队伙房用毛驴车常来拉水的石油勘探队了。
那排砖房大部分作为管理站的办公室，只有西头的两间开着一家小商店和一个仅有一人值班的邮电所。张虎在商店买了牙刷、牙膏，我在邮电所买了两个信封和两张八分钱的邮票，然后我们在此闲逛起来。
当转身来到后面一个用土块盖的两间低矮而又简陋的清真饭铺门前时，嘈杂、喧嚣和一股油烟的气浪扑面而来。这个不足三十平方米的土屋被一分为二，里面是一间小伙房，外间摆着几张干裂陈旧的破桌子和几条坐上去“嘎吱”作响的长板凳，但早已被一些吃饭的人坐满，我和张虎只好先付钱和粮票将票开了，站在一边等待座位。
没想到就这么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管理站，仅有一个小商店，一个邮电所和一家门面不大的小饭铺，竟然成了维、哈、蒙、回的民族老乡和我们农场连队职工放假休息前来光顾的好地方，在我们心目中它比内地的繁华都市都重要。
这个饭铺不卖炒菜，也不卖面食，只卖一种用胡萝卜、皮芽子（洋葱）、羊肉（带骨）加上调料和大米一起烧闷的米饭，新疆人把它叫做“抓饭”。
有了座位，我和张虎连忙交票就坐，白帽同志从里间伙房的一口大锅里，盛来了满满两碗上面盖有两三块羊排的抓饭，热气腾腾，香气扑鼻。
我们二人已是饥肠辘辘，抓起羊排撕啃，拿起筷子扒饭，不到三五分钟便把价值五角，交二百克粮票的一大碗抓饭扫荡了过半。
前面在这里吃饭的牧民、司机早已离去，我们也准备吃完饭返回连队。就在这时，门外进来一个大汉，一手拿着瓶“五五”大曲，一手拿着包油炸大豆，定眼一看原来竟是我们连的“姜胖子”。走过来他说他和连里几个农工刚从老沙湾县城逛完“巴扎”回来，路过此处进来准备吃点饭（后来我也跟着他们去过一次老沙湾县城）。
他要了一碗抓饭，抓出一把油炸大豆，打开“五五”大曲倒了半碗酒，坐下与我们一同吃了起来。
我们下放到这里二十多天，这还是第一次出来。平时消息闭塞，对外界一无所知，姜“组长”六零年自然灾害时期就由山东老家跑到新疆闯荡了，是个见过世面的人，刚刚又从沙湾县城回来，想必一定知道一些外面的情况，我急忙问他：
“姜大哥！你到沙湾县城听到一些新闻没有？”
“有，有……有。”他剥了一颗大豆填到嘴里嚼着说。
他说他们上午十点多钟，到了县城就开始逛了起来。大街上锣鼓喧天，红旗招展，人们开会游行庆祝“五·一”劳动节。“巴扎”上卖吃的、卖穿的、卖用的东西多的是，要比六零年自然灾害时期多到哪里去了。他边吃边喝闹得满头是汗，胖脸通红，两个小眼眯成了一条缝。他还把酒碗推过来让我们也喝，因为我们不胜酒力，仅仅抿上两口。
接着他说，在沙湾县城“巴扎”上还碰见了被下放到距团部较近三分场的宫瓦匠（同为收容所的难友）。宫说此次联合加工厂一共下放到一四三团的有三十多人，其中收容所来的“盲流”就有二十多个，除了少数几个人被分到离团部近些的二分场、三分场之外，其余的十几个人全被下放到了六分场这个既偏远又荒凉的新建连队。
姜组长越说越生气，端起酒碗又猛地喝了两口，然后不平地说：“这次下放多是厂里认为有问题的人员，实际上并非全是这样。譬如我老姜也是贫下中农，原先在老家还当过生产队的小队长。六零年饥荒时，为了找工作丢下老婆孩子跑到新疆，南北疆地闯荡了两三年，还是没有一个着落，最后成了一个走投无路的“盲流”，无奈之下自己走进了收容所。后来到加工厂卸车、扛包、当搬运工，没想到卖苦力人家都不要，还把你下放到这片荒芜人烟，连兔子都不拉屎的鬼地方。要早知道是这样，我还来新疆干什么？他娘的！营（人）倒了霉，就是称二斤盐也会生蛆。”说完他把碗里所剩的酒一饮而尽，然后趴在桌上就一动也不动了。
我看着姜组长那样伤心狼狈的模样，感到有些吃惊！平时他那为人圆滑，老想“进步”，见了领导总是一副溜须拍马、笑脸相迎的样子。而现在却又牢骚满腹，怨气冲天，真可谓酒后吐真言！
这时我才明白，本次下放原来是带有一种政治色彩的，似乎把我们这些人划入了“四不清”人员。“盲流”这个词伴随着我们成了永远摆脱不了的阴影……
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姜“胖子”架出饭铺，沿着去农场连队的小路，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块头高大，体重有八九十公斤的姜组长，喝醉了酒像猪一样的沉，架着他累得我们满头是汗，路上歇了几次，用了两个多小时才回到连里，此时已是掌灯时分。
第二天继续休息，大家没事凑到一起，有的打扑克，有的下橡棋，我在一旁看书。下午显得更加无聊，我便离开宿舍毫无目的地朝着沟边走去。
我们被下放到这里一个月了，还不知道这条大沟里面是个什么样子？出于好奇，我从北坡下到沟底，由西向东像个幽灵一样地闲逛起来。
这条十几米深、三四十米宽的大沟，南岸陡峭，北边较缓，在沟底可以看出过去山洪曾经冲击的痕迹，低凹处散落着卵石、白骨、朽木和一些沉积物。几只乌鸦从我头顶飞过，落在前面沟坡上的荒冢上，发出凄历令人生厌的聒噪声，我有些心慌，后悔不该一个人冒然进来，但又想在此看个究竟，于是就向东面走去。
幸亏此时已进入五月，气候开始转暖，沟底有的地方已长出了奶子草、野薄荷，几堆碱草、芨芨草也长出了嫩芽，蒲公英高举着金色的黄花在风中不停地摆动，沟壁上有的地方还长着一小丛一小丛的红柳和梭梭柴，给这条沟壑带来了几分春天的气息。
当我在沟底逰性正浓的时候，突然听到前方传来了几声狗叫，随即从远处窜出了一只黑白相间的大花狗，凶猛地向我奔来，顿时我非常紧张，不知如何对付。为了自卫我本能地弯腰从地上捡起两块卵石，准备与恶狗进行一场搏斗。突然东边传来：“黑子！给哦（我）回来。”的吼声。向我扑来的恶犬立刻停了下来，竟然转身摇着尾巴朝着它的主人跑去。
这场突如其来的人犬大战也就被避免，但已让我为之惊恐，出了一身冷汗。当时，一个酱紫色的脸上布满皱纹，年过五十的老汉，骑着一头灰色毛驴，手扬鞭子赶着羊群向我走来，冲我问道：
“喂！你娃是哪里的？”说完他翻身下驴。
“我是西边沟北新建连队的农工。”
“噢，原来是六分场的。”
看来他对这里的情况比我知道的还多。
我问他是哪里的，他说他是三道河子东边红旗公社的。让我吃惊的是老乡公社距离我们这里十几公里，放羊怎么能跑这么远？我疑惑地问他：
“你跑这么远来放羊？”
“放羊哪有个固定地方，哪里有草就到哪里放，哦（我）看你娃是刚来的吧？”老汉对我上下打量一番说。
“我从石河子来这里，还不到一个月。”我如实地告诉他。
“看你就不像个放羊娃！”
“听口音您是陕西人？”我问他。
他说他姓李、陕北陇县人，解放前逃荒来到新疆，现在只有老伴和他两人，以给生产队放羊为生。
老汉中等个子，人比较消瘦，但声音宏亮，精神饱满，动作利索，性格直爽，一看就知道他是个多年在大西北饱经风霜的放牧好手。
我与他说话时，两眼还不停地扫着他身